《何日君再来》作曲家刘雪庵的人生

1949年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为中共写的颂歌，都是他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玩笑，“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中，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给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 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 好处的。”

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 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刘雪庵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

——大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刘雪庵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善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他自己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他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

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

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

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 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 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

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 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

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 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

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泽东像扔在她的脚旁， 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

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 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刘雪庵以为终于等来了出头之日，但仍没有人敢发表他的作品。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 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 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 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

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 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 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

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 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

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 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感谢记者沙青，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刘孟洪的《抢救历史》，黎莉莉的《幸存者有责任讲实话》，吴蔚云的《要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潘孑农的《澄清一件史实》，还有徐苏灵的《对‘艺 华不能一刀切》等，相继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继而被许多报刊转载。葛鑫（当年《孤岛天堂》的演员）说：“《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的演唱者，颇有成就的早期歌星的周璇，一向以擅长唱民歌出名，我 还没听她唱过什么靡靡之音……“这部片子拍成于1937年，1936年这首插曲就在上海流行。那时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上海，又何以断定它的内 容和客观效果是引诱观众脱离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模糊人民的抗日意志，转移人们对现实斗争的注意力？“1939年有朋友刚刚从东北 沦陷区回来，告诉我那里深受敌寇铁蹄蹂躏之苦的中国民众，很爱听《何日君再来》。唱它时心里盼望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早日再打回来……”

当年《孤岛天堂》的摄影师吴蔚云说：“蔡楚生决定选用这首歌曲，并 不是……把它当作反面人物的陪衬，如果它当时是什么‘汉奸’歌曲，我们是决不会让它在这部抗战爱国的影片中出现的。” 当一个个幸存者撰文见证历史时，反对的文章也陆续见诸报端。不过，这场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共识：“把《何日君再来》列为汉奸歌曲是无稽之谈， “刘雪庵是一位爱国作曲家。”

1980年11月，《北京晚报》刊登了曾白融的《文艺的社会功能》，论 述了《何日君再来》的社会效果。文中写道：“一件艺术品，是作者、欣赏者共同创作的。因为人们的经验、思想感情并不相同。因此同一作品可以 对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借用他人之情，甚至古人之道，以表达自己类似的感情，“因此，‘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又可能是以离情别绪来打动人的。” 沈鹏年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 革命’的事实，根本谈不到什么‘恶劣后果，刘先生也不必为此痛心。”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会想起永远离我们而去的 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刘雪庵瘫痪在床，一次次到医院求治，终不见效。自己不能行动，身 边又没了老伴，苦不堪言。久而久之，身上长了褥疮。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他被留在观察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 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观察室，在这里一直保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 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

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 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

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 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中国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音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惜，这个评价来得太迟了，他那颗深受重创的心，生前没有得 到应有的抚慰。

刘雪庵病重期间有个愿望，希望把在古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李芳园编）重新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曾向前来探望的音协领导提出，给他配个助手完成这一任务，可领导说“不行，当场拒绝了。他很失望，不禁吟诵起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倾吐他满腹的惆怅。

刘雪庵一生写了五百余首歌曲，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歌曲。而一首不 经意的作品《何日君再来》，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何日君再来》这首历经劫难，被禁唱了半个世纪的歌曲，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流传了下来。录有《何日君再来》的磁带、唱片，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朋友们相聚时，会常常唱起这首歌来——唱的是人世的沧桑，对生离死别的倾诉，对流逝岁月的怀想，对故人的 思念。没有靡靡之音，没有消极颓废，没有黄色情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何日君再来》陆续出现在一些歌本上。

1990年，《周旋歌曲100首》出版了。这是周伟（周璇之子）从周璇演唱的300多首歌曲中，精选了她首唱的歌曲105首汇集而成的，《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