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图橙到寇谦之，浅谈中国古代历史上宗教与皇权的微妙关系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庄严而真诚的跪在米兰大主教面前。

　　主教问：“你知罪吗？”

　　狄奥多西答：“我知罪。”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瞬间，狄奥多西从此正式皈依了基督教，并正式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从此教权与皇权长期共存与分庭抗礼便成为了欧洲权力斗争的主旋律和家常菜。

　　米兰大教堂

　　那么作为巫术亲儿子的宗教在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在中国教权与皇权又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呢？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现在还没有定论，但不晚于东汉明帝期间，应该是共识，据《后汉书》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于是明帝便遣使天竺求佛问法，然后在中国以佛的形象创作了各种艺术作品。

　　还有就是楚王刘英，他建浮屠仁祠，斋戒祭祀，也可以证明，在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据《后汉纪》记载：“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这浮屠祠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了。

　　另据《全唐文》记载：“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而为誓，其还缣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浮图仁祠，即塔庙也；洁斋为誓，即礼忏也；伊蒲塞，则优婆塞也。”这里的王便是楚王刘英，可见这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理解其蕴含的深刻哲学，甚至还没有人建立真正的信仰，此时人们常常将佛教作为黄老、方术之类的外国版本。

　　佛图橙

　　因此佛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参与政治，得到封建皇权的支持，借助政治的力量广为传播，但也正因为广为传播，放大了佛教与中国国情的差异，因此屡次的大法难便无法避免，也因此佛教必须进行宗教改革，通过中国化融入中国。这对佛教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只要看一看今日，佛教在印度的地位就知道了。

　　从传播佛教这个角度来说，佛图澄便是佛教的米兰大主教了。

　　佛图澄大师，是西域高僧。

　　晋怀帝永嘉四年，已经七十九岁的佛图澄，步履蹒跚、举步维艰的来到洛阳，传播佛法，当时正直永嘉之乱，西晋腐朽不堪，五胡长驱直入，百姓民不聊生，因此他先隐居山野，后投靠石勒，深受石勒的信任和喜爱，号称大和尚，这可是中华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从此佛教借助政治的力量广为流传。

　　这难道还不是佛教的米兰大主教？

　　更何况佛图澄桃李满天下，门下高僧云集，释道安便是其门下的佼佼者，据《高僧传》记载：“释道安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炳盛；使夫慧日馀辉，重光千载之下，香吐遗芬，再馥阎浮之地，涌泉犹注，实赖伊人。”

　　少林寺

　　然而如此大师，取得统治者的支持，靠得不是精深的佛法，而是神鬼莫测的方术，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闻铃断事、以水洗肠、龙岗咒水凡此种种，难道就是所谓的佛祖西来意？

　　显然不是，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和胡人讲高深莫测的佛法，恐怕只是对牛弹琴，只有神秘的方术、权谋以及利益才能打动那些凶狠的财狼。

　　因此似乎也注定了，佛教只能依附于皇权而发展壮大。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异常曲折，充满了艰难险阻，特别是三武一宗的灭佛，是沙门的劫难，更是佛祖的不幸。

　　然而有组织的灭佛，也有灭佛的道理。大道理讲便是佛教不适应中国的土壤，小道理讲便是阻碍了帝王的宏图霸业，妨碍了帝国的国计民生。

　　佛教子弟自称出家之人，无君无父，不纳税，无徭役，更要命的是祈食制度，不劳而获，有哪一个帝王能容忍自己的子民大规模成为无用的和尚呢？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因此打压佛教势在必行。

　　后周世宗柴荣

　　更何况，佛寺还可能藏有武器，主持还可能是武装地主，据《魏书》记载：“会盖吴反杏城, 关中骚动, 帝乃西伐, 至于长安。先是, 长安沙门种麦寺内, 御验牧马于麦中, 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洒, 从官入其便室, 见有弓矢矛盾, 出以奏闻。帝怒曰: ‘此非沙门所用, 与当盖吴通谋, 规害人耳。’”这可真是自取灭亡了。

　　佛教的四次大法难，第一次大法难是魏武灭佛，第二次大法难是北周武帝灭佛，第三次大法难是唐武宗灭佛，也称会昌法难，第四次大法难是后周世宗的灭佛。

　　佛教如此多灾多难，改革势在必行，三教合流更是大势所趋。

　　佛有佛图澄，道便有寇谦之，事实上道教并不是中国自发产生的宗教，而是在佛教的身后，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小学徒。

　　佛有僧人，道有道士，佛有袈裟，道有道袍，佛有寺院，道有道观，佛有佛祖，道教便只好将黄帝和老子给搬了出来，即使思想与内容已是相去甚远。

　　道教既然是现学现卖，因此要想成长与发展，就必须与佛教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合流。

　　也就是说，合流之前，必先针锋相对，就像文明一样，要想实现和平与联合，就必须撕碎各自的舒适区，血雨腥风之后才有岁月静好。

　　寇谦之

　　从这个角度讲，寇谦之便是道教的开路先锋。

　　寇谦之，冯翊郡万年县人，北朝时期道教领袖。

　　寇谦之传道，伯乐便是白马公崔浩，崔浩家世显赫，又是汉族大儒，主张反对佛教，希望借助寇谦之赢得太武帝的支持，在北魏实现全盘汉化，因此他一边在太武帝身边大唱赞歌，一边极力吹捧寇谦之的高深莫测，如神如仙，是天感帝命，赐福于天下。

　　太武帝听完果然大喜，立即将寇谦之接入宫中，从此道教大盛。

　　可见和佛图澄传佛一样，寇谦之布道，也离不开皇权的支持。

　　寇谦之不仅让道教登堂入室，还对道教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基本国情，实际上就是向儒家靠拢。

　　改革一：除去三张伪法，坚决反对与皇权对立。

　　改革二：废除征收租米钱税的制度。与佛教废除乞食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改革三：加强、修订戒律和礼仪，编写《老君音诵诫经》，强调忠孝等基本行为准则，积极向儒家靠拢。

　　道观

　　宗教与哲学、科学一样都是巫术的亲儿子，在这三者之中，宗教毫无疑问拥有最大的能量和最强的影响。

　　这是因为哲学、科学过于精英化和专业化，平常人很难参与其中。

　　而宗教信仰却不是，就像德尔图良所说：“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这便是信仰的本质，因此只需信仰，无需打破沙锅、追根问底，也正因为如此，宗教才能蓬勃发展，从而影响整个世界。

　　还有就是在信仰面前人人平等，也只有在信仰面前才能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就加入某一个宗教，也可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退出再加入另一个宗教，然后依然坚信不疑，为其冲锋陷阵，为其献出一切。

　　因此如果说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对那至高无上的皇帝发出挑战，那只能是宗教了。

　　然而伊斯兰政教合一，正因为他们先有教，后有国。罗马教皇与皇帝分庭抗礼，只因他们势均力敌。中华却是例外，皇帝一统天下，并没有给宗教留下一杯羹，这是事实，问题何以至此？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精神核心是人本的，是现实的，也是艺术的，因此并不可能产生全民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能积聚起足够与封建皇权分庭抗礼的力量。

　　乾隆皇帝

　　其次是因为在中国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今天可以崇拜这个，明天可以崇拜那个，甚至还可以同时崇拜不同宗教不同的神，高考拜文昌，求子拜观音，但这不能叫信仰，只能叫崇拜，宗教靠他们挑战皇权？完成不可能。

　　最后是因为儒家一家独大，在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很久以前，儒家便已成为了中华的主流和核心，根深蒂固，深入民族的骨髓，根本不可能被取代。而儒家又是统治阶级的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理伦常，为封建皇权织造了一张密不透风、坚不可摧的的保护网。

　　在中国是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的，但随着佛教的西土而来，传入中国，便激起了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自此，儒释道三家先经历对立与磨合，主要是佛教中国化，道教儒家化，最终实现以儒家为核心的三教合流，并以此为基础，为封建皇权铸建了一道道坚固的城墙与堡垒，也就是说，宗教俨然成为了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儒家自古如此，佛教、道教也尽然。

　　因此在中国古代，宗教依附于皇权。为了争取支持，帝王们也纷纷皈依宗教，或信佛，或崇道，但是不管如何，教权永远也无法与皇权争锋，这不容许，也不可能，因为在中国，儒家的地位无法动摇，而儒家的核心之一三纲五常的第一条便是君为臣纲，很显然，帝王占尽了便宜，岂能对他发出挑战？

　　孔子

　　就算皇帝皈依佛门或道门，他也是天字号第一大弟子，如果有人敢和他争权，只怕分分钟会丢了脑袋。

　　因此在中国古代，宗教要想谋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实现中国化，向儒家靠拢，放弃与皇权争夺权力，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持或暗许，否则将万劫不复。

　　也就是说宗教在中国是封建皇权的附属和补充，不管是儒家传人、佛门弟子还是道教高人，在中国天子的眼里，都一视同仁，都是一样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史料来源：《后汉书》，《后汉纪》，《高僧传》，《全唐文》，《古今佛道论衡》，《旧唐书》，《新五代史》，《释氏稽古略》，《罗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