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疑遭女儿勒死：面对弑母案，为何人们更想知道背后的故事？

5月25日，在山东青岛的“律师圈”中疯传一则讣告，一位45岁的女律师在家中因意外不幸去世。据知情人透露，女律师疑遭15岁女儿在家中勒死，并被装在行李箱中。目前，女律师15岁女儿因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警方控制。具体案件调查和审讯及取证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就事论事，虽然案件还没有被彻底定性为“弑母案”。但是，基于非正式的信息释放，貌似“弑母案”的可能性“八九不离十”。其中，两个“关键信息”似乎直指“原生家庭之恶”。其一，女律师离异独自带女儿生活；其二，对女儿要求比较严格。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离异家庭”的标签，本不应该成为影响孩子的负面因素。但是，基于离异的现实环境（很多夫妻离婚，老死不相往来，把孩子“据为己有”），最受伤害的确实是孩子。所以，“离异的原罪”也就应运而生，并且主要指向孩子层面。

不过，对于“弑母行为”来讲，无论怎样，背后的推动都是较为复杂的。但是，对于公众舆论而言，可能只会挑最触目的因素进行追问和讨论。甚至，一场“弑母案”发生后，人们更想知道背后的故事。因为，作为亲缘血案，其中不可能没有爱。所以，这就让人性显得更加纷杂。

事实上，法理层面而言，并不会过度强调作案者和受害者是“亲缘关系”还是“非亲缘关系”。所以，对于“弑母案”的讨论，可能更多会基于伦理道德展开。当然，就现代社会在看待“弑母弑父”的行为而言，并不会笼统的下结论，而是会借着案件背后的触发逻辑，为更多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所以，对于“女律师疑遭女儿勒死”的事情，我们既要追溯“原生家庭之恶”，也要考量个体人性的差异。要不然，过分的妖魔化“原生家庭之恶”，很容易让“弑母弑父”的行为被“合法化”。于此，对于“弑母案”的探讨，就要尽可能的触摸人性本身，而非总把悲剧的责任归咎在父母身上。

要知道，仅凭“离异家庭”，“管教严格”这些标签，是并不能得出“弑母动机”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案件复盘过程中的突破点。所以，女律师和女儿之间，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可能就更值得我们去追问。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案件发生后，“弑母”标签中，一直被“疑似”笼罩着。

很多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确实是存在的，尤其在亲缘关系中。毕竟，对于一位“精英女律师”（相关消息称，女律师属于当地律师圈的精英）而言，如果，你跟她谈论教育子女，肯定能给你列出好多条条框框，可是，真要实践起来，就不那么容易。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原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甚至，如果以经济指标衡量女律师的家庭，应该也不会太差。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一场悲剧的发生，真的是“阴差阳错”。就如吴谢宇在面对弑母案时，也是“十分后悔”的。

因此，无论是“吴谢宇弑母案”，还是这起未经定性的“弑母案”，如果仅是从母亲的职业身份考量来看，貌似都属于女性中的强人。吴谢宇的母亲是老师，这起案件中的母亲是律师。坦率地讲，这两个职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很高的社会美誉度的。尤其，女性从业者，往往会给人一种“教育子女最优化身份”的映像。

也正是如此，往往会让职业习惯所带来的先入为主，成为亲缘关系破裂的推动力。因为，对于律师和老师，人们往往忽略掉他（她）们的公共属性，而对于家庭教育和亲缘沟通来讲，其实更倾向情感化一些，也就是非公共属性更强一些。

于此，一些精英人士和孩子并不融洽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自己的职业干得好，这属于职业层面的事情，而对于跟孩子沟通互动来讲，本质上是解构人性的过程。并且，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处时代的经验往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老以“我们那时如何”来定义“孩子该如何”，自然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隔阂。

另外，“弑母案”虽然人命关天，但是，因公共危害性比较小，往往人们更愿意追问作案动机，而非会对作案者进行无休止的道德审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年龄较小的“弑母弑父者”，往往会认为他（她）们也是案件中的“受害者”。因为，“弑母弑父”只是激化悲剧的节点，而本来的悲剧可能早已注定。

要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如果孩子还没有完全独立（经济的，精神的），那么父母就是“权威答案”。于此，在具体的生活中，教育中，子女往往只能执行父母的决策，而不能有太多的异见。这导致，很多孩子其实是比较压抑的。

虽然，近些年，主流的教育理念已经在强调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真正要祛除这种专断的教育理念，是需要很长一段时期的。不过，就“吴谢宇弑母案”和这起未经定性的“弑母案”来讲，可能都属于“母亲专断”所导致的悲剧。即便，两个母亲确实是为孩子好。

不得不承认，“弑母弑父”的悲剧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尊重没有得到平衡。并且，我们会发现，多数“弑母弑父者”，都并没有真正独立起来（经济的，精神的）。所以，弑父弑母的行为，其实算失控的抗争。因为，多数“弑父弑母者”，在悲剧落定后，往往又悔恨不已。这在“吴谢宇弑母案”中，体现得比较真切。

说实话，“亲缘血案”确实难以厘清。“弑母弑父者”并不是绝对的没有爱，而是他（她）们被亲情压抑到失控的地步。当然，既然犯下杀人的恶行，无论怎样都要受到法理的惩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当“弑父弑母者”开始实行杀人恶行时，就意味着永远把自己也杀死。

因为，就算法理上不追究责任，伦理道义的世俗之刀也不会轻易放过他（她）们。毕竟，作为个体的存在，在成为“社会人”之前，亲缘关系意味着一切的存在。所以，弑母弑父的行为，自然就不会被原谅。这种人性的考量，可能再过几百年，几千年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