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罗曼·波兰斯基:与刹那欲望擦身而过的幻术师

87岁的波兰裔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将法国史上著名的冤案翻拍成新作《我控诉》，无论在戏内还是戏外，主人公或创作者都因承受着巨大的非议而被推上风口浪尖。波兰斯基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获得过金棕榈和金熊奖，多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在电影领域载誉无数，可风光的背后却充斥着苦难和诋毁。

纳粹集中营的围剿、曼森家族的虐杀、丧母失妻的恐惧、远走他乡的逃亡、蜂拥舆论的践踏，“悲惨世界”的磨炼让这位身材矮小的艺术家愈发敏感和尖锐，温文尔雅的面孔下蕴藏着对人性和名利的深邃窥探。生命中的阴影挥之不去，电影里的欲望若隐若现，两者的叠加扩张了神秘，也塑造了传奇。

罗曼·波兰斯基

一、在创伤中觉醒的电影天才

波兰斯基1933年出生在侨居巴黎的波兰籍犹太人家庭中，当时的法国正充斥着严重的反犹狂潮，他3岁时就跟随父母举家迁回波兰。随着二战的爆发，纳粹将犹太人赶进集中营。1943年3月13日这一天，波兰的犹太区遭遇了大清洗，父亲天亮前将他叫醒，在一个党卫队哨兵察觉不到的角落把儿子悄悄塞出去。“他用钳子剪断铁丝网，使劲地拥抱了我，然后让我逃出了犹太区。”10岁的波兰斯基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他的亲人们却没能幸免于难，尤其是正值孕期的母亲惨死在纳粹建造的毒气室内。

刻骨铭心的童年境遇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一生有关“逃亡”的母题。时隔多年，波兰斯基拍摄了根据犹太音乐家真实遭遇改写的《钢琴家》，他所经历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导演这部影片而做的排演。片中一段警察在半路对犯人施以援手的戏份，波兰斯基在现场一旁提醒演员“用走的，千万不能跑”，而这正是父亲放走他时叮嘱的话。

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电影《钢琴家》根据波兰犹太作曲家和钢琴家席皮尔曼的自传改编，讲述了一个波兰犹太钢琴家在二战期间艰难生存的故事。

辗转在多个新教家庭中寄宿，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波兰斯基在物质短缺中学会了独立。卖报纸和当学徒之余，唯一能让他获得精神慰藉的就是电影。他曾用收集的邮票交换观赏玩具放映机的机会，也在影院外的垃圾堆里翻找废弃的旧胶片。在本土名导安杰·瓦伊达的指引下，他申请到罗兹国家电影学院的导演专业。波兰斯基经常和小伙伴在宿舍里用简陋的投影和冲洗设备冲印摄影作品，奥逊·威尔斯、黑泽明和布努埃尔的电影让他流连忘返。

长片处女作《水中刀》一经推出便惊艳四座，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大动干戈，三角关系在旅程中不断反转。凭借鲜明的影像风格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与费里尼同台竞技。初出茅庐的新秀在波兰裔制片人的建议下，前往时尚与反叛兼容的英国发展，并相继拍出了《冷血惊魂》《荒岛惊魂》和《天师捉妖》，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对心理惊悚题材的精准掌控，更使他拥有了进军好莱坞的敲门砖。

与此同时，走出第一段婚姻阴霾的波兰斯基结识了第二任妻子莎朗·塔特。这位前“华盛顿小姐”凭借性感可爱的气质在影视圈担当花瓶绿叶，角色设定始终被形象局限。合作《天师捉妖》时，其貌不扬的波兰斯基与美若天仙的莎朗确定了恋爱关系，迅速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和莎朗·塔特在一起的日子中，我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婚后，事业蒸蒸日上的波兰斯基迁往洛杉矶定居，执导了叫好又叫座的《罗斯玛丽的婴儿》，空前的成功为处于经济颓势的派拉蒙公司注入强心剂。不久莎朗怀孕了，她毅然放弃演艺事业做起丈夫的贤内助。两人花重金在比弗利山购置了一套豪宅，身怀六甲的莎朗在家安胎，炙手可热的波兰斯基不得不因筹备新片而在伦敦停留，归期一拖再拖。正如他后来所讲，“任何幸福和欢乐总有一天会让它的主人为它付出代价。”一场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惨剧正在无声无息地向他逼近。

二、人间惨剧炮制阴郁格调

1968年8月9日，正在伦敦拍片的波兰斯基接到一通来自洛杉矶的电话，随后他用波兰母语发出疯狂的咆哮。“家里出事了”，清洁工如常去打扫时发现包括莎朗·塔特在内的5人全部遇害，怀孕的女主人身中多刀倒在血泊中，凶手还在墙上涂写了侮辱性的字眼。最终凶手被证实为“曼森家族”的成员，他们因与豪宅上一任房主的过节而荒唐地制造了血案。这成为昆汀新作《好莱坞往事》中的素材，片中查尔斯·曼森曾经过豪宅并询问原屋主托尼的近况，将种种猜测戏剧化地演绎出来。昆汀用黑色幽默的方式给予了莎朗重生的结局，可无法改变的现实对波兰斯基来说却是异常的残忍。

捕风捉影的媒体将矛头对准《罗斯玛丽的婴儿》，声称是其中邪魅蛊惑的情节得罪了“曼森家族”，还有人揣测波兰斯基就是杀害妻子的罪犯。无端的指责让本就心力交瘁的波兰斯基雪上加霜，他邀请李小龙传授中国功夫来排遣伤心的情绪。莎朗的妹妹回忆：“惨案发生后，他沉默得可怕，完全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立行走。”

《罗斯玛丽的婴儿》宣传海报之一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波兰斯基的创作呈现出阴郁的基调。改编自莎翁名著的《麦克白》中，年轻率性的战士由于野心而卷入一连串的祸端，他是杀人不眨眼的篡位者，也是备受良心谴责的信徒，复杂的内心活动让麦克白分裂成不同的个体。这种“双重身份”被解读为波兰斯基的情感投射，他把自我的伤痛和愤怒融入对角色的诠释中。黑色犯罪片《唐人街》中，维护正义的私家侦探陷入真假难辨的案件中，宿命般的收尾令男主惊诧而绝望。当时编剧曾就是否给女主光明的结局而与导演发生争论，波兰斯基执着于让金发女郎梦碎洛杉矶，因为“那就是生活，他的莎朗就是如此”。自导自演的法语片《怪房客》里，波兰斯基饰演了流落在巴黎公寓的外乡人，邻居的刁难令他精神失常，总感觉有人在密谋暗杀他。这与疯狂的媒体以及八卦的大众对他的指指点点相吻合。

三、权力与道德的审判

“莎朗的死给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悲痛。在这样的时刻，有的人选择酒精，有的人出家为僧，而我则选择了性。”妻子死后，他经常出没在花边新闻中。波兰斯基似乎从不避讳谈论对女性的看法，两性关系亦是他灵感的来源，在他看来这和道德败坏扯不上关系。为了给亡妻圆梦，波兰斯基把莎朗推荐过的《苔丝》改编成电影，而女主角则为他当时的同居女友娜塔莎·金斯基。此后数年间，流言蜚语在澄清与隐匿间翻滚，造谣诽谤的露骨文章不胜枚举。“多年来，关于我的不实传言被印成白纸黑字。它深深伤害了我的感情，玷污了我对莎朗的记忆和追思！”

一度沉溺于犬马声色的波兰斯基，终于为他擦枪走火的行径付出了代价。1977年，他在为13岁少女萨曼莎·盖默拍照，两人在酒精的作用下发生了关系。波兰斯基被陪审团指控六项罪名而遭到逮捕。他接受了精神科医生的检查，并在看守所里度过了90天的候审期。尽管当事人对庭外和解达成共识，但娱记夸张的报道还是影响了审判，法官在宣判前夕私下表态要判他50年，让他死在监狱里。

为了逃脱“不公正”的司法制裁，被保释的波兰斯基做出了此生最荒唐的决定，他偷偷搭上飞往巴黎的飞机远走欧洲，从此成为美国通缉名单上的逃犯。这片令他声名鹊起的土地在瞬间让他名誉扫地。多年后，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问世。为了全景重现事件经过，导演泽诺维奇采访了除已不在人世法官外的所有当事人。萨曼莎没有刻意为波兰斯基开脱，而是力争用清晰的证词还原他在案件中受到了司法系统恶意的对待。据传，波兰斯基此后亲自写信给萨曼莎道歉，希望媒体能停止对她的骚扰。

常居法国的波兰斯基和出生于表演世家的女演员艾玛纽尔·塞尼耶走入婚姻殿堂，相差33岁的两人育有一子一女。而他依旧活跃于世界电影的舞台，尝试用更大胆的手法揭示被压抑的极致人性。《苦月亮》中，正忍受七年之痒的夫妇遇上了相爱相杀的情人，在暧昧和妒忌的彼此折磨中迈向灭亡的悲剧；《不道德的审判》关注了曾被性侵女主角的复仇故事，捆绑住手脚的恶徒被动用私刑，幻觉与真实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受害与施暴的身份交替转换。

2009年，正筹拍《影子写手》的波兰斯基前往苏黎世电影节领取终身成就奖，瑞士警方应美方之邀将他收押在机场。100多名电影人联名声援，提出释放波兰斯基的诉求，其中就包括伊莎贝拉·于佩尔、梅丽尔·斯特里普、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施瓦辛格、阿莫多瓦和王家卫。瑞士政府在隔年7月拒绝向美国引渡，被软禁的波兰斯基重获自由。可谁也想不到，短短几年后的一场女权运动再度将他卷入更大的困境。

《影子写手》 是一部关于政治阴谋的悬疑惊悚影片，波兰斯基用了大部分的片长来铺设悬念和细节，不时用黑色幽默调节气氛，而更重要的是刻画男主角身为“外来者”和 “替代者”心理状况的变化。

四、无限期的放逐与固执的驳斥

随着近些年“还有我”（MeToo）运动的兴起，波兰斯基所谓的“黑历史”再度被提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在2018年5月决定取消他的成员资格，妻子艾玛纽尔斥责组委会并拒绝成为学院会员，波兰斯基则称这场以反性骚扰为宗旨的社会运动是“完全虚伪的集体性歇斯底里”。“很多至今仍在百般刁难我的人对当年的案情一无所知，但他们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把我踩在脚下。”

作为强有力的还击，波兰斯基2019年推出了新作《我控诉》，关注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冤案——福雷德斯事件。1894年的法国反犹主义大行其道，列有国防机密清单的情报被泄露，参谋部中唯一的犹太人德雷福斯在笔迹鉴定专家的污蔑下成为嫌疑人。一时间，报纸舆论煽风点火，官员作伪证诱导大众，身负叛国罪的他接受了极具羞辱性的取消军阶仪式，并被流放到魔鬼岛。情报机关一把手皮卡尔意外发现案件的疏漏，希望帮助其平反，却被线人和特务连番迫害。

在波兰斯基的掌舵下，影片平铺直叙避开德雷福斯的主观线索，以皮卡尔的客观视角串联起法国社会荒诞的连锁反应，并颠覆性地描摹了真挚爱情与恩情背后的冷淡与克制。波兰斯基表示创作《我控诉》并不是为自己发声，“我对谎言已经有了免疫力，但对我的孩子和艾曼纽来说，媒体无休止的讨伐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他们常年在社交媒体上被威胁、被欺压。”

当《我控诉》入围威尼斯电影主竞赛单元时，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在没有看过片子的前提下就发表不当言论，引起了制片人的强烈抗议。尽管如此，影片还是获得了意大利媒体的场刊最高分，并拿下评委会大奖。在法国上映时，观影人次高达150万，连总理爱德华·菲利普都表示会带上孩子一同观看，因为影片的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不过当凯撒奖将最佳导演颁给波兰斯基时，场内外激进的发声依旧存在。女导演克莱尔·德尼事后对媒体表态凯撒奖与政治无关，法国电影人们是为艺术投票才将奖项给了波兰斯基。缺席的审判引发持久的惩罚，波兰斯基作为靶心的标的物被泄愤者指摘，而其家人也因此成为媒体暴力的受害者，孰是孰非难分难解。当《我控诉》在威尼斯获封时，波兰斯基被拍到坐在空旷的楼梯上回复祝贺信息，外界的喧嚣在此刻安静了下来。世间的躁动无法尘埃落定，深沉与浮名拼凑成传奇色彩。

本文载于《世界博览》杂志2020年第10期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