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血泪交织的纺织女工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了一座移民城市，外地到上海来谋生者日甚一日。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女工进入缫丝、纺织等行业，成为一名被称为“湖丝阿姐”的缫丝女工或是纺织女工。“若说苦，杨树浦”。杨树浦地区纱厂集中，纺织女工也以此地人数居多，她们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6点，或从晚上6点做到早晨6点，故而有“日工做到两头黑，夜工做到两头亮”的说法，有的纱厂还要开“礼拜工”，即星期六做夜班的要多做几小时，星期天做日班的需提前几小时上工。

除上班时间长，女工还要忍受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折磨。细纱间的女工每天12个小时来回奔跑在棉尘飞扬的车间里，平均每人负责35只木管，每只木管有8只纱锭，共计280根纱头，一刻也不能停；织布间的女工每人要管20-30台织布机，必须不停地来回跑动着接纱头，稍慢工头非打即骂。然而，这样的劳苦得到的是低得可怜的工资。1920年，厚生纱厂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月工资仅8元，还买不到1石米（一石等于75公斤），她们挣扎在贫困线上，住在竹棚和草房里的不计其数。

纱厂女工分三类：直接雇用制、包工制和包身上，以包身工的命运最悲惨。著名文学家夏衍于1935年曾经深入到杨树浦路东洋纱厂（现国棉九厂）实地考察、体验生活，他用作家特有的敏锐眼光，强烈的感情色彩，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包身工的生活场景，反映了旧中国杨树浦一带包身工的苦难悲惨，他写道：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身着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呼喊：“拆铺啦！起来！猪猡！”7尺阔、12尺深的工房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随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r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特有的那种娇柔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包身工最早出现于1897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英商怡和纱厂，当时外商在中国办厂，因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无法直接管理工人，于是便采用买办包工制，通过招用包工头来管理包身工。日商开办的上海纱厂一、二、三厂及大康纱厂是包身工最集中的工厂。1937年上海包身工达七八万人，占当时纺织女工的三分之一。包身工制是以签订定期包工契约的方式招收工人，一些包工头到江苏泰州、扬州一带的农村招收农家姑娘当包身工，她们大都是12～16岁的贫苦农家少女，包工头付给包身工家庭很低的包工费，一般是8～10元钱，即可与包身工家长订立包身工契约，包身期一般为三年，实际需要4～5年才能满期，住契约期间包身工的工资全部归包工头，而包工头只供给包身工极低生活费，包身契约实际上成了变相的卖身契。

包身工自从进入纱厂，便关进了工厂的大铁门，在机器轰鸣连讲话也听不见的车间像牛马一样地干活，从“鸡叫”做到“鬼叫”，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她们集中居住，一般不得外出，行动上受到严密的监视，受到厂主和包工头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住在包工头向厂方租用的“鸽子笼”内，冬天像冰窟，夏天像蒸笼，吃的是粗饭咸菜乃至盐煮豆腐渣，穿的是拖一片挂一块的“花衣”，每天上下班由包工头领着，工作时手脚稍慢一点或出了疵品，便受到拿摩温（工头）的打骂，有的包身工还受到包工头的肉体凌辱。

据史料记载，在杨树浦的华商纱厂里，经常有包身工病死，而日商纱厂的待遇更恶劣，但就在包身工的斑斑血泪中，日本纱厂的发展速度很快，单拿福临路的日本厂子来讲，1902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2万，可是3 0年以后竞发展到6家纱厂，5家织布厂，25万个锭子，3000张织布机，8000 多工人和1 2 0 0万的资本。

1939年，一个名叫派特利西亚·阿伦的外国记者，用诗的形式记录下他眼中的纺织女工，“太阳刚刚照天空，纺织姑娘去卜工，她们坐着独轮车，吃吃地笑，怕羞害臊。头上扎着手帕，有淡蓝，有灰白，身边带着竹篮，把这天的饭带满，归来已是黄昏。她们面向家门，年轻的脸上露倦容，独轮车慢慢滚动，竹篮里都已空空，眼睛瞪得好凄楚，你是否看到她们头发上的棉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