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网红窗帘被博物馆收藏：特别的事物，为何更能唤起历史记忆？

　　有媒体报道，在疫情期间，被拍成“连续剧”的武汉“网红窗帘”，将被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坦白讲，这有些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飘散在窗外的窗帘”数日没人收回家中。但是，周邻却将窗帘的飘散状态，沿着疫情的发展时间点，同步的记录下来。于是，“窗帘”就不只是“物性的窗帘”，而成为记录历史境况的证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飘散在窗外的窗帘”数日没人收回家中，如果放到正常的秩序下，可能更多的倾向是，长时间外出的主人不够细心。但是，放在这次疫情的背景中，想必更多的倾向会直指“隔离所导致的无法回家”。所以，作为“飘散在窗外的窗帘”，就自带记录的特性。

　　并且，基于这样的特性，再加上周邻的关心，“窗帘”又被“拟人化”。所以，“窗帘的连续剧”才会触发舆论共鸣，成为这次疫情中，释放压抑的积极通道。所以，“网红窗帘”永久被收藏在博物馆，确实也是分量足够。至于它的主人，觉得有些意外，可能更多是基于“窗帘的物化属性”而言的。

　　可事实上，“博物馆”所收藏的一切物品，都是超脱物化属性的。因为，博物馆收藏物品，更多的意义是将“特别的事物”置身于历史进程当中来看的。因为，很多时候，仅靠文字本身，只能复述发生过什么，但是很少能有介入感。并且，绝大多数人，对于实物的感受力都要强于对文字的感受力。

　　所以，博物馆对“特别的事物”进行收藏和再现，就显得很重要。当然，这次疫情之后，博物馆要收藏的“特别的事物”应该还很多。之所以“飘散在窗外的窗帘”能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就在于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源于社交媒体的放大。

　　因为，就“飘散在窗外的窗帘”和邻人的记录行为，可能还不足以迈过被博物馆收藏的门槛。所以，就“武汉网红窗帘被博物馆收藏”这件事情来讲，更多体现的是，“疫情背景下的飘散窗帘”所触动的舆论表情。而这背后的力量推动，着实值得深思和玩味。

　　“网红窗帘”进博物馆，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特有现象。因为，要不是社交媒体的推动，可能“飘散在窗外的窗帘”，也只是疫情中的一抹哀伤，并不会被博物馆当作历史进程的证物收藏。所以，对于“网红窗帘”进博物馆，更多是基于群体效应的考量。

　　因为，在疫情期间，类似的现象有很多，唯独“网红窗帘”被载入史册，除却“它的主人”和“记录的邻居”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多的力量来自于社交媒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网红窗帘”的核心“不是窗帘”，而是“网红”本身的影响力。

　　因为，“网红本身”的意义在于传播度广泛，而传播度广泛意味着辨识度高，而辨识度高本身就是被博物馆收藏的基本门槛。所以，加之疫情本身的背景，“网红窗帘”自然当仁不让，成为辨识度较高的疫情见证物。甚至，多年以后，可能我们会忘记很多宏大的事物，但是“网红窗帘”却能唤起更多人的记忆。

　　要知道，博物馆中所收藏的物品，如果拿到所处时代中，可能都是稀松平常的物品。所以，作为收藏的价值，更多是基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见证作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物品，可能在当时也是重要的物品。不过，多数被博物馆收藏的物品来讲，更多是基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存在的。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我们既要记住宏大的事物，也要记住那些微小的事物。因为，构成历史镜面的元素，永远是不分大小的。只有我们足够敬畏那些微小的事物，并且愿意把其中释放出的情绪严肃化，具体化，才能寻回原味的历史。

　　不得不说，这次疫情后的“复盘”，“博物馆的做法”让人感到某种超越性。因为，就以往的惯例，只有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才能被历史记住。而处于历史边缘的事物，总是不被待见。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其实也是一种思考方式，追忆方式的改变。

　　于此，就社交媒体对“网红窗帘”进博物馆再次聚焦关注，这可能是将其定性为历史证物的“一次官宣”。毕竟，它出自于常人的居所，如果不进行叠加式的深入民心报道，很容易被低估，甚至会被认为有些不够格。所以，随着这次社交媒体的再次围观，也是对“素物设定”的一次洗刷。

　　因为，普遍的博物馆收藏认知，一定是要高大上，要不跟名人相关，要不跟大事件直接相关。“这两点”而言，“网红窗帘”都不太沾边。所以，“网红窗帘”进博物馆，肯定会被诟病。但是，面对“诟病”不见得就要“自我怀疑”，因为，对于“网红窗帘”本身，早已超脱物性。

　　当然，也要“清楚一点”，“网红窗帘”只是见证疫情时期的一种视角，并不能成为绝对视角。所以，要是以抬杠的逻辑反对“网红窗帘”进博物馆，自然也可以说出万千理由。但是，回到历史记忆本身，可能谁也无法否定它对历史的记录。

　　不得不说，唤起历史的记忆，“人，事，物”缺一不可。但是，对于人来讲，更多会走向精神遗产的凝结，而事往往只能最大限度的“复盘”，却无法进行复刻。只有物可以永恒地留下来，成为“证明”，“证据”，“证词”。所以，窗帘是永恒的，但是它的主人终究会被遗忘。

　　很多时候，以人的视角看待历史，总是交织着是非和情绪。只有以物的姿态复盘历史，才能触发万千想象，并且更可能进入最中立的史观之中。就以“网红窗帘”来讲，它的主人最早是感到无奈，毕竟无法回家，无法把它收回去。但是，随着关注的扩大，主人的无奈被“喜感化”。

　　甚至，当“网红窗帘”的主人，听说博物馆要收藏自己的窗帘，可能更会觉得自己在“见证历史”。总之，这一些列的情绪变化，根本上就是“窗帘属性的变化”。“普通窗帘”，因为被风吹散，就成为周邻关注的对象，最终社交媒体放大，成为公共舆论围观的对象，而博物馆更多是将这个过程进行小结，让历史走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