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农场——一个重塑美国宗教、哲学和政治生活的乌托邦实验（下）| 欧宁

随笔

-《今天》124期-

傅立叶

在创立社区的第一年里，由于申请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乔治·里普利决定再建几幢新房子，包括“鹰巢”（The Eyrie）和富勒别墅。他们夫妇从“蜂巢”搬进了“鹰巢”，以空出更多空间供公共使用。这些新建设实际上是靠举债来完成的，尽管农场人气很旺，但财务总是入不敷出。虽然成员们费了很大的劲来拓垦处女地，清理石头，种植果园，建立围栏和磨坊，他们的收成却差强人意。他们并非不专业，成员里就有不少有经验的农民，爱默生的一个农业专家朋友米诺特·普拉特（Minot Pratt）也一直在帮助他们。最大的原因被归结到这块地的土质问题，它原来只是一个以放牧为主的农场，地表都是坚硬的砾岩，并不适合用来生产蔬菜和干草。他们无法收集足够的粪肥，所以用沼泽腐土来培植肥力。为了越季种植，他们还花钱建了大棚。但他们的蔬菜产量连自给都成问题，还要去波士顿去采购。而干草则因品质太差，只能卖出最低的价钱。到了1844年，农场的财务危机已处于破产的边缘。

这个时候，一个续命神灵出现了。他就是1837年在巴黎辞世的傅立叶。他的思想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穿越大西洋，于1840年正式登陆美国，此时他的鬼魂正挥动着神奇的鞭子，把这个国家漫山遍野的羊群驱向他承诺的福地。 1844年4月，傅立叶在美国最忠诚的使徒艾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邀请乔治·里普利和查尔斯·达纳两人到纽约曼哈顿，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傅立叶主义者聚会，在这个会上，双方联合宣布布鲁克农场正式加入傅立叶主义运动，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法郎吉”（Phalanx）。从此，“布鲁克农场农业与教育学院”更名为“布鲁克农场法郎吉”，从超验主义时期进入傅立叶主义时期。有人说这是从“黄金时代”走向“铁器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从“诗歌”走向“散文”。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乔治·里普利作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借助傅立叶主义运动背后雄厚的财力，救农场于濒危。

傅立叶何以有如此魔力？我不禁好奇，找来他的著作一读。在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三卷的《傅立叶选集》，它们在豆瓣上的读者比《欧文选集》只多几个而已。因为很多文本是节译，我又找来他最著名的早期著作《四种运动的理论》的足本英文版。在这本书中，我遇见的不是那个惯常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设想全球变暖、北极的浮冰融注入海把它变成可饮用的柠檬海（lemonade sea）的预言家，一个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攻击“文明社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妇女都命定要结婚和持家，都热衷和享受家务”13的女权先驱，一个喜欢精确数字、擅长制作知识图表但想象力远胜一切乌托邦小说的艺术家。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陈佩之（Paul Chan）要在他的《三万五千年文明之后的幸福》标题后用括号加上傅立叶之名；为什么麦克阿瑟奖作家盖伊·达文波特（Guy Davenport）要写小说《在傅立叶的墓穴里》；为什么激浪派艺术家维姆·齐珀斯（Wim Schippers）要倾倒一瓶柠檬水入海；为什么本雅明、布勒东和“情境主义国际”都要向傅立叶致敬。

《四种运动的理论》研究了“社会”、“动物”、“有机”、“物质”四种运动，它极其深奥难懂，是一本试图解开万物之谜的书，从矿石的形成到甲虫的生命循环，从音乐的和谐原则到人类性行为，无所不包。傅立叶在此书中绘制了一张“社会运动进程表”，把八万年的造物演化分为四个阶段和三十二个时期：第一阶段包括“蒙味”社会、“原始”社会、“宗法”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保证”社会、“预备”社会七个时期，耗时五千年，此书写作的十八世纪处于“文明”社会和“保证”社会之间；第二阶段是从“混乱”跃向“和谐”的关键，需时三万五千年，分九个时期，“北极光轮”（Nothern Crown）将会诞生；第一、二阶段属“上升波动”（Ascending Vibration），第三、四阶段属“下降波动”（Descending Vibration），从“和谐”的顶点渐次倒退回“混乱”直至动植物世界灭绝；第三阶段同样需时三万五千年，分九个时期，“北极光轮”将会消失；第四阶段同样需时五千年，分七个时期，最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在这个进程中，傅立叶把“和谐”视为社会发展的巅峰，而“北极光轮”的出现则是“和谐”社会的前兆。

“当人类将地球的耕作范围扩大到北纬60度以上时”，傅立叶写道，“这颗行星的温度将不再那么极端，总体上更加宜人；情欲会变得更加活跃；北极光会更频繁地出现，会固定在轴点上，并扩展成环状或冠状。”14这就是“北极光轮”，生命的冠冕。在它的照耀下，温度上升，热量增加，即使平时极寒的圣彼得堡也可享受如同托斯卡纳般的暖日和风，人类将获得更多的可耕作面积和播种季节，海水因为冰川冲淡了盐分而变得如同柠檬水一样可口，它甚至优选了更适合人类胃口的海洋生物来提高渔夫的收获，大地上气温均衡、芳香氤氲如同伊甸园，植物盎然勃发、葱茏繁盛，动物温顺纯良、任人主宰。“这将给地球带来一次极其有利的革命，因为它将立即产生一个非常富有成果的新创造，确保进步谢利叶（progressive Series）15的出现和所谓文明或野蛮国家的垮台。”16在傅立叶的时代，气候变暖不是今天所说的灾难，而是上帝的赐福。

“进步谢利叶”又是什么？它是傅立叶发明的新社会制度，用来替代他所身处的所谓“文明”或“野蛮”社会。这种旧社会“沉浸在血泊之中”，到处都是“失业、贫穷、欺诈成风、海盗行为、商业垄断、骗人为奴”17的景象，它是新技术所促成的工业生产方式带给世界的灾难，也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彷徨无助的写照。傅立叶声称它发现了解决这些宏大社会问题的小秘诀，那就是“农业协作”（Agricultural Association）。“人们知道，有时候一件小东西可以起大作用：一根金属针可以驾驭雷电，指引航船穿过风暴。”18因为大家都厌恶耕作，鄙弃农业，所以忽视了它的力量。“农业协作”的概念后来又被傅立叶发展为“法郎吉”19，它是“和谐”社会里的基本单位，“法郎吉”里的建筑叫做“法伦斯泰尔”，“法郎吉”的人们按不同的兴趣（Passionate）和技能结成较大的协作劳动单位“谢利叶”，“谢利叶”下面有许多“小组”（Group），驱动大家快乐劳动的是“情欲引力”（Passionate Attraction）。情欲是一种生命激情，是傅立叶的核心术语之一，它能激发万物的活力，让它们互相吸引，在谢利叶协作机制的主导下，产生进步的能量。20这为他用“自由性爱”21来替代家庭制度，解放婚姻囚笼里的妇女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情欲引力”被导入劳动，人们会竞相表现自己，因为这是自然赋予的天性。对此，本雅明评论道，傅立叶所设计的劳动，“绝不是剥削自然，而是把自然的造物和沉睡在她子宫中的潜力解放出来。”22

傅立叶深信，当地球上出现了2985984个“法郎吉”时，人类就会进入“和谐”社会，世界会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度，它的首都将会设在君士坦丁堡。

在完成理论建构后，他又为“法郎吉”的实施制订了非常详尽的指南：包括采用股份制公司的形式筹款，初期要依靠核心成员；地点不能离大城市太远，以便吸引那些富有家庭的加入；人口规模要从少到多渐进发展，不要被所谓好人的标准局限，要“寻求被称为有怪脾气的人”；要有农艺家和艺术家负责儿童的教育，但所有劳动报酬和信用消费不能以家庭而只能以个人为单位结算；规划农作物的种类，如何进行劳动分组和激发互动，如何确保工作时间精准到以分钟计算；如何安排精美膳食，以一天八次进餐的方式激发“情欲引力”；建筑采取何种风格，房间如何分配等等，可谓无微不至。23这个实施方案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数字计算，包括人口数量、建筑尺寸、房租梯级、成本金额等等，显然是他早年被家里迫着去经商所留下的习惯。在说到自己要建造的“法伦斯泰尔”时，他极力嘲笑欧文的“平行四边形”的缺陷，可还是忍不住在1824年给欧文寄了一本自己的新书，主动说可以领很低的薪酬来担任欧文即将在美国创办的新和谐公社的领导者。欧文从没听说过傅立叶，也读不懂他寄来的法文书，于是让一个懂法语的朋友回绝了。

傅立叶并不气馁，他列下了四千个有可能“识货”的目标人选，并在报纸上登了小广告。他认为自己掌握着“未经开采的矿脉”，愚昧的同时代人根本认识不到它的宝贵：“我的学说和培根的学说一样，绝不是过分高超。但是，我们的世纪也和培根的世纪一样，除了个别能否遇到的特殊人物之外，过于低下，不能理解。”24曾经，傅立叶每天中午在他独居的巴黎小公寓里等着百万富翁或英明君主把他的“法郎吉”计划变成现实，但直到1832年，一个美国年轻人拜入他的门下，用两年时间学习他的理论，回到美国又用六年时间投入翻译，编成一本《人类的社会命运》25，在1840年出版后，才在美国引发了长达十多年的“法郎吉”社群运动。可惜这些傅立叶都无缘目睹，他在三年前就已离开这个世界，当时他被发现跌倒在床，穿着浴袍，只有几只猫陪伴。

法郎吉运动

艾伯特·布里斯班来自纽约州的富裕家庭，1828年刚刚十八岁，因为对诗歌和哲学的兴趣，他到巴黎去报读了索邦大学。有一天晚上，他从歌剧院的幕间休息时间走出来买了一个冰淇淋，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冰淇淋是怎么到手的？他交给小贩的钱来自他老爸，他老爸的钱来自纽约州中部那些租了他家土地的农民，农民的钱来自收购他们的麦子的粮商，最后他得到的答案是家乡的农民给他买了冰淇淋，他并没有和农民的劳动力进行“等价交换”，他是“寄生阶级”的一员。想到这里，他对诗歌和哲学再不感兴趣。第二年他就转到柏林去听黑格尔的课，寻找对“公平”和“正义”更深的理解。他还在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看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在“开眼”之后回到柏林，发现西欧的城市也一样“堕落”，就算民主制度也无法保障财产和幸福的合理分配。直到后来，一个认识圣西门的朋友从巴黎寄来一本书，他才终于确定找对了自己的精神领袖。

它不是圣西门的书，而是傅立叶的《论内部农业协作》（Traité de l’ 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和欧文收到的一模一样。农业本不是布里斯班关心的题目，但书中的“吸引力工业”一词深深击中了他的心扉：因为它直指人们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现实问题。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作者。1832年5月的一天，他从柏林回到巴黎，敲开了《工业改革》（La Réforme Industrielle）周刊26编辑部的门，终于见到了六十岁、长得很像但丁的傅立叶。他交上了学费，每两周来听一次傅立叶的授课。27两年后，他返回美国，行李箱里全是傅立叶的书。《人类的社会命运》出版前的1839年，“1837年大恐慌”的后遗症又在美国引发了一次小型的金融风暴，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他倡导的合作社会理念可谓适逢其时，新书马上在美国煽起了傅立叶主义的大火，变成了“法郎吉”运动的圣经。

在这本书中，布里斯班针对美国读者对傅立叶的理论作了谨慎的挑选并作了重新包装，除了着重实践可行性，他还把傅立叶主义（Fourierism）这个带着法语姓氏的术语改成了“协作主义”（Associationism），同时略去了可能会引起反感的“自由性爱”和反对婚姻家庭的言论。为了推广“协作主义”，他在曼哈顿租了办公室，并成功把同一幢楼里关注工人权利的记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转化为傅立叶的信徒，并在后者创办的《纽约论坛报》头版上花了五百美元开了一年的专栏，定期发表关于傅立叶和“协作主义”的文章，因为专栏带动了报纸的销量，格里利还成了布里斯班的合作伙伴。1842年，三十个布鲁克林的失业机械工人自发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第一个“法郎吉”，这促使布里斯班和格里利宣布要马上创办一个“官方”的模范，他们称之为“北美法郎吉”，容纳至少四百人，股本四十万美金，占地两千英亩。在他们刚开始招股不久，六十个纽约州的“协作主义”信徒却率先在新泽西一个七百英亩的农场成立了“北美法郎吉”。布里斯班和格里利对这种“未经授权”的举动虽然很愤怒，却欣慰于在他们的宣传推动下“法郎吉”运动的蓬勃趋势，于是对之默认并进行支持。

到1844年的时候，全美已经有十九个不同的“法郎吉”，但每个都达不到布里斯班和格里利对“模范”的要求，不仅因为它们很多对傅立叶主义的精神原则理解都有偏差，还因为它们太穷，太缺乏组织，并且规模太小，少有超过一百人的。布里斯班催促新泽西的“北美法郎吉”扩张，但那里的成员却很务实，他们量力而为，不求冒进。作为“法郎吉”运动的始作俑者，布里斯班和格里利不仅拥有强大的媒体资源，而且资金实力非常雄厚。《纽约论坛报》是当时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撰稿人包括爱伦·坡、马克·吐温和玛格丽特·富勒，他们都因格里利的发掘而成名，读者则从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到密西西比的农民工人全部囊括。除了本身的个人财富，布里斯班和格里利很容易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进行筹款，并且，在他们的宣传下，不仅穷人把“法郎吉”当成避难天堂，富人也把它当成“投资热点”。在他们选定的“北美法郎吉”无法符合“模范”标准的情况下，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成员已超过一百人的布鲁克农场。

格里利是布鲁克农场的常客，布里斯班的文章也曾在1842年7月《日晷》杂志第三卷第一号以“傅立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题目被重点推介，28而乔治·里普利也多次访问“北美法郎吉”，布鲁克农场的图书馆里订有布里斯班主编的傅立叶主义官方刊物《法郎吉》，双方的互动由来已久。最重要的是，布鲁克农场在创始之初就在无意中与傅立叶的“法郎吉”原则吻合：地点在波士顿近郊，采用股份制，出色的学校，丰富的文化和娱乐等等，而且它的超验主义背景联系着这个国家最强大的知识分子团体，其社会影响力非其它的“法郎吉”可比。对乔治·里普利来说，除了需要布里斯班和格里利的财力支持，他对“法郎吉”并不抗拒，通过阅读和实地考察，他相信傅立叶的集体主义设计并非强迫人人平等，而是在集体中保持个人自由，维护个人表达，这与他一直以来对集体与个人的思考是一致的。虽然傅立叶的名字让乔治·里普利从属的“超验俱乐部”部分人心生恐惧，但采纳股份公司制、不实行财产公有、重视个人意愿、鼓励良性竞争却使傅立叶主义得以在美国变成大规模的实践。布鲁克农场的加入，不仅提高了“法郎吉”运动的精英含量，也让农场渡过了第一次的经济难关。

吸引力社会

变成“法郎吉”之后，布鲁克农场接下了布里斯班从曼哈顿移交过来的两份傅立叶主义官方刊物《法郎吉》和《社会变革者》，后来合并成一本新的刊物《先驱者》（The Harbinger），由乔治·里普利担任主编，俨然成了“法郎吉”运动的中心。布里斯班还催促布鲁克农场发展“吸引力工业”和实施傅立叶的劳动分组制度，因此乔治·里普利新招募了近七十个新成员，他们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在农业的基础上，增加了制鞋、制衣、窗帘和门窗制作等作坊，还安装了全新的蒸汽动力机，取代以前的畜力磨坊；相应地，他把农场分成了农牧、教育和手工业三个“谢利叶”，其中农牧“谢利叶”下面分成花园小组、干草小组、育畜小组、乳制品小组和果园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负责人，上一级的“谢利叶”也有负责人，乔治·里普利统筹所有“谢利叶”，按照傅立叶的叫法，被大家唤作“欧姆尼”（Omniarch），即“法郎吉”的最高主宰。成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时间选择和切换不同的小组和“谢利叶”，在激情吸引力的驱动下，很快农场就出现了自发的劳动竞赛，在转型后的第一年就扭亏为盈。

农场的文化和知识氛围并没因更多工人和农民新成员的加入而转淡，但对傅立叶学说的学习和讨论则成为热点。每周一和周四，乔治·里普利开课讲授傅立叶；每周日，有固定的傅立叶讨论会；有个鞋匠甚至把他新出生的男婴正式取名为傅立叶。闲暇娱乐仍受重视，年轻人热衷谈恋爱，情书到处飞，如果两个女孩同时爱上一个男孩，她们会说，“我们的竞争不是外面世界的恶性竞争，而是协作社会里的竞争，我们虽竞争但保持友好。”他们继续波希米亚的打扮，但现在更喜欢模仿法国农民的衣着，并学会了一个新的法语词来把城里人讥讽为“文明人”（civilisées）。1845年，农场举办了庆祝傅立叶诞辰的盛大派对，布里斯班应邀前来分享他与傅立叶在巴黎交往的故事，在高潮时刻，成员们把傅立叶颂扬为“基督的二次重临”。和“千禧至福”运动中震教教母安·李被视作基督再世一样，傅立叶在“法郎基”运动中也成了基督的化身。这一年，欧文到访，吃惊于农场的成功，不知他当时是否想起傅立叶曾给他寄过书？他做了两场演讲，还是不肯为新和谐的失败负责，让农场的人在底下暗笑不已。

在1844年11月至1845年10月期间，农场的访客超过一千二百人。怪异人士继续出没，一位波士顿的唯灵论妇女是傅立叶的热情拥戴者，她声称可以通过身体触碰（而不是用眼睛看）来“读懂”死者的手稿，布里斯班给了她一封傅立叶的信，她把信压在额头上，接通了大师的信息：“如果我笑，笑让我悲伤；如果我悲伤，悲伤让我笑。”让布里斯班惊讶不已。和《福谷传奇》中写的“千里眼”和催眠表演一样，这些都是十九世纪千奇百怪的幻术。欢迎怪人，也是傅立叶的教导，现在给了布鲁克农场更充分的理由。因为新成员和访客激增，“蜂巢”、“鹰巢”再加上一些公有或私人资金建造的房子都已经无法应付住宿的问题，农场启动了他们最具野心的建设项目：“法兰斯泰尔”。布里斯班带来了他的巴黎同门维克多·康士德兰（Victor Considerant）29绘制的建筑草图，一个长一千二百米，带两翼，混合了广场、庭院、拱廊街和钟楼的三层欧洲式宫殿，让整个农场沸腾了起来。

傅立叶发明的法文词Phalanstère，由phalange（希腊步兵方阵，即“法郎吉”）和monastère（修道院）两个词合成而来。按他的设想，中央建筑主要用来安排安静的活动，包括餐厅、会议室、图书馆和研修室；一个侧翼主要用来容纳劳动和喧闹的活动，如木工、锤打和锻造，以及儿童游乐；另一侧翼包括舞厅和旅馆，舞厅用于举办节庆和派对，旅馆里有会客厅，用于与访客会面，访客必须付费。建筑里还包括成员们自用的公寓和社交大厅，每个社交大厅隶属一个“谢利叶”，因此又称“谢利叶宫”。建筑各部分由拱廊街相连，傅立叶认为这种有顶篷可挡雨和过滤阳光的通道是“法兰斯泰尔”最重要的部分，它可根据气候变化调节温度，是“谢利叶”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在文明制度下，甚至国王都没有这种设施。你走过他们的宫殿时，会淋雨或挨冻。”30傅立叶关于拱廊街的说明后来被本雅明写到他的《拱廊计划》中，而柯布西耶后来则根据“法兰斯泰尔”的概念设计了著名的马赛公寓。康士德兰的草图明显受到了凡赛尔宫的影响，这样的巨构自然无法在布鲁克农场变成现实，虽然布里斯班全力支持，要把它建成美国“法兰斯泰尔”的代表作，但农场从新英格兰的实际出发，把它修改成了一个长175英尺的矩形三层木结构房屋，四周围绕着一圈回廊，外加一个广场，用“新世界”的现实主义来调整“旧世界”的想象。1844年夏天，他们在一块草地上选了地基，所有人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

毁灭之火

到了1846年初，“法兰斯泰尔”几近完成。它伫立在雪地里，凝聚了每一个布鲁克农场成员的辛苦劳动。因为天气太冷，它暂时停工，所有窗户上都钉着木板。室内的木工部分已完成，外墙还没抹灰。它有超过一百间房，每层都将配有图书馆、小的祈祷室和一间大客厅，地下室将有一个大礼堂、大厨房和可容四百人的大餐厅，他们准备夏天就搬进去。二月的最后一天，窗户上的木板被拆下来，准备继续开工。因为冬天的缘故，房梁和板条变得很非常干燥，在地下室工作的木匠为了取暖，装了个小柴炉。三月三日晚上九点左右，“蜂巢”里正在举办华尔兹舞会，一个人冲进来说“法兰斯泰尔”着火了，很多人都听不见，听见的也以为是个玩笑。直到有人从窗边看到外面的火焰，大家才冲了出去。大火从“法兰斯泰尔”屋顶冲向夜空，在雪地的反射下，把夜晚变得如同白昼。因为温度太高，人已开法冲进去，大家拿起水桶，开始接龙，从旁边的“鹰巢”屋顶上试图灭火，西偌克斯贝瑞村的邻居也过来帮忙。波士顿的消防队因为路上积雪太厚，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的时候，屋顶、墙、大梁和烟囱已先后倒塌，“法兰斯泰尔”变成了一堆仍在冒烟的废墟。

这场大火给了布鲁克农场致命的一击。它虽然在1844年实现了盈利，但财务状况一直还是不稳定的。“法兰斯泰尔”的建设，一方面是出于想实现傅立叶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有经济现实的考量，因为有了更多居住空间，农场就可以招纳更多劳动力，投入扩大生产。它的预算是一万美元，可是针对它的招股没能达到这个目标，只筹到了七千美元，而布里斯班和格里利许诺的资金也一直没有到帐。它之所以耗时近两年，主要原因是要等钱买材料。在这段时间里，格里利陷入了当时烽起的报纸行业的恶战，他原来的助手、后来《纽约时报》的创办人亨利·贾维斯·雷蒙德（Henry Jarvis Raymond），在另一份报纸上攻击《纽约论坛报》倡导的傅立叶主义“正在日复一日地摧毁我们现存的制度”，31引发了美国保守社会对“法郎吉”运动的广泛反对。随着布鲁克农场日渐增加的债务，布里斯班也对它选址所在地的贫瘠土质日渐失去信心，他曾劝乔治·里普利另辟新地，并和他一起通过巡回演讲筹款，而乔治·里普利因为“法兰斯泰尔”已箭在弦上，根本无法答应这样的建议。两个大支持者的撤退，让乔治·里普利只能苦苦独力支撑，直到大火烧毁了所有的希望。

在大火之后的五月，乔治·里普利宣布离开布鲁克农场，十一月，他拍卖了农场图书馆里的藏书，用来偿还债务。他悲伤地说，“我现在能理解一个人若能参加自己的葬礼时会是什么感觉了。”格里利给了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一份编辑的工作，他在1862年才彻底还清了布鲁克农场总额为17445美元的债务。他的余生主要投入文学批评，成为美国文学在“镀金时代”的“品味仲裁者”，后来因主编《新美国百科全书》而收获了近150万美元的版税。查尔斯·达纳在农场解散后也到了《纽约论坛报》任格里利的助手，在法国1848年革命期间，布里斯班在巴黎介绍他认识了马克思，他开始邀请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稿；在美国内战期间，他为林肯总统的战争部门工作。布鲁克农场的解体，正如一位年轻成员所说，“就像冰化为水，无声逝去；就像载客的马车驶向远途，消失于视线；就像苹果花谢，堕于树下；就像牛群四散，没于草原；就像自然万物，千变万化。它不是失和变调，而是乐曲终止。”32它的离析是缓慢的，因为还有不舍。有些成员在波士顿找了新工作，但周末还会返回农场；有些后来才搬去其它的“法郎吉”；有些终于加入西部的淘金热；农场在1847年才彻底关闭，《先驱者》维持到1849年才停刊。

“我从未如此平静、谦卑、虔诚地表示感谢，”威廉·亨利·钱宁说道，“我有幸参与了这场人类最伟大、最崇高、最可靠的运动的失败。”他是较早把傅立叶主义与“千禧至福”的神学预言关联起来的一位论牧师，经常到布鲁克农场布道和主持宗教仪式。爱默生虽非正式成员，也对布鲁克农场的终结深感惋惜，把它称作“一场永恒的野餐”，“理性时代一场小型的法国大革命”。33在《福谷传奇》中，霍桑感念道，“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一部分，一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一个目标和方法都颇为独特的生存碎片，一页插入当下历史的神秘书卷，而当下历史正在被时间抹去。”34布鲁克农场毁于大火，确实预示了一个时代的消逝。随着淘金热的兴起，经济的复苏，美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很快转向人权和种族的平等，他们的能量很快被废奴运动挟裹而去。“法郎吉”运动虽然前后一共发展了近五十个不同的“法郎吉”，但在布鲁克农场崩解后，一下子就转入了低潮，直到1854年，又一场火灾摧毁了最坚韧持久的“北美法郎吉”，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才拉下了它的帷幕。

新布鲁克农场

布鲁克农场是美国自十八世纪以降各种社群运动中知识分子参与程度最高的，这也使它获得了最大的历史影响。关于它的纪录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种海量文献完全有赖于它的参与者本身的书写以及后代知识分子不断的追问探寻。非常难得的是，尽管它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都是名动一时的知识精英，但它并没有出现像欧文和麦克鲁尔的新和谐公社那样严重的阶层冲突。它在傅立叶主义时期招纳了不少劳动阶层加入社区，但乔治·里普利与他的知识伙伴们还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用合作劳动解放了农民与手工业工人成员的闲暇，让他们也可分享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进步。这种分享并非居高临下的施予，而是一种谦虚的互相学习。无论是割干草还是种菜，乔治·里普利们知道自己是笨拙的“农民”，他们非常信赖专业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并努力向他们求教。而专业劳动者通常对脑力劳动者的示好都感觉别扭，但布鲁克农场“真正”的农民和工人却能放松地接受他们的学者同胞传送过来的傅立叶主义和其它学说。最重要的是，布鲁克农场是一个真正有趣、快乐的地方，尽管时时遭遇财务的困迫，但所有人都能在闲暇娱乐中找到令人兴奋的存在感。生活习惯和爱好或许仍需要更多的时间磨合，改变社会的高远理想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但至少，他们共同活在一个有趣的小世界。

布鲁克农场也是继新和谐公社之后第二个引人关注的世俗乌托邦实验。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他的《美国社会主义史》一书中把欧文主义运动视为傅立叶主义运动的准备，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延展。35可是，乔治·里普利与欧文的巨大差异在于，乔治·里普利与他的很多超验主义友人一样都是一位论宗教信仰者，虽然一直追求解放神学，但不像欧文那样是个仇恨一切宗教的无神论者，他也不以宗教派别来甄别成员的资格，而是给成员以充分的个人自由。与傅立叶主义的结合曾带来主流社会对农场的怀疑，但实际上社区里保持着信仰、财产和各种选择的自由，却没有滑向外面世界所担心惊恐的“自由性爱”和对家庭或婚姻的否定。乔治·里普利努力平衡着自由与互助、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尽量消除人们因为无暇细读傅立叶主义的学说而产生的误解，减弱傅立叶主义在传统社会里传播时所产生的危险想象，几乎是心无旁贷地，在新英格兰乡村的偏僻一隅，克服一切困难，去建设一个简朴、健康、知性、平等、合作、快乐的“和谐”社会。他虽然被大家视为“欧姆尼”，但不像欧文那样集权专制，农场里没有出现像新和谐公社那样的权争问题。新和谐公社只存在了两年，它是在冲突中结束的；布鲁克农场存在了六年，它的内部关系一直良好，如果不是因为火灾，它或许还能维持更长久一些。

1849年，一个叫约翰·普卢默（John Plummer）的人买下了布鲁克农场的土地，六年后转卖给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克拉克在美国内战期间把它送给了林肯总统用作军事训练营，1868年又卖掉被人用作避暑山庄。1870年，戈特利布·伯克哈特（Gottlieb F. Burckhardt）接手后办了一所孤儿院，并把其中的一块地用作墓园。孤儿院于1943年关闭，后又改为治疗中心和学校，直至1977年停业。布鲁克农场于1965年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 1977年又被宣布为波士顿最具认同度的历史地标，1988年由麻省联邦购下，归属保护与再生部门管理。当我在一小时左右“游”完它的遗址，站在“游客中心与办公室”门口等车离开时，我感到巨大的失望，这个简称DCR的部门简直可以说是让它丢荒了三十年。在我去过的美国十九世纪社群主义乌托邦遗址中，没有一个地方像今天的布鲁克农场一样荒凉萧索、一无所有。也许它不像其它地方那样有那么多历史建筑、文物留存下来，可是它的非物质历史资源非常丰厚，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也非常重要。难道波士顿人、麻省人、美国人就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惋惜吗？难道他们就一点也不想做些什么吗？

带着这些疑问，回到酒店我就开始上网寻找答案。令我释怀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叫“新布鲁克农场”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他们由波士顿及周边的市民组成，都是历史、自然、园艺的爱好者，公园和都市农业的支持者，委员会成员都是城市规划、建筑、景观设计、农业、教育、社区发展、法律、医药、环境科学、天文学的专业人士，有的还在执业，有的已经退休。“新布鲁克农场”成立于2011年，他们的目标是在原农场的遗址创建一个小型的示范花园，通过种植活动来推广“健康和绿色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在场地内外再开展一系列教育项目，旨在“提高对原农场遗址的历史、社会、考古和环境意义的认识”。至今他们组织了多次遗址的导览活动，举办了庆祝布鲁克农场成立175周年的展览和关于“布鲁克农场的女性”的户外读书会，以及多次关于布鲁克农场和蔬菜种植的讲座。网站上罗列了一个非常完备详细的布鲁克农场历史研究书目并收集了一批历史图片。36单从网站来看，他们获得支持非常有限，离我期待的像肯塔基州的震教村、印第安那州的新和谐公社或纽约州的奥内达公社那样，有较充足的投入和专门的机构负责日常运营，在遗址上展开历史修复和新设施建设，对更广阔的人群开放等等，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为什么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呢？我想这个问题一定很复杂：它不仅事关民间机构，更涉及政府行政。

2019.5.27，于湖北沙市

【注释】

13 Charles Fourier,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translated by Ian Patt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72页。

14 Charles Fourier,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第47页。

15 这里的Series原意是“系列”，在原文中特别采用首字母大写，表示它是傅立叶发明的一个特殊的理论名词，所以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傅立叶选集》将之音译成“谢利叶”。

16 Charles Fourier,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第55页。

17 《傅立叶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18 《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6页。

19 Phalanx原意为古希腊步兵的密集方阵，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将之音译成“法郎吉”。

20 他甚至认为，“行星也会交配：第一通过北极和南极，像植物一样; 第二与另一个行星，通过相反极点的排射; 第三通过中介。”Charles Fourier,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第45页。

21 傅立叶虽然一辈子都是个单身汉，却认为所有性行为都是人的自然需要，不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虐恋还是群交。他写于1816年的《新爱世界》（Le Nouveau Monde amoureux）直到 1967年才得以出版。

22 Walter Benjamin,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1940. 网络来源：https://folk.uib.no/hlils/TBLR-B/Benjamin-History.pdf 2019年5月25日访问。

23 详细可参见“试验性法郎吉的种种措施”，《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199-232页。

24 《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25 Google Books上可以找到一本1857年的版本：The Social Destiny of Man; Or,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by Charles Fourier, translated by Henry Clapp, JR., with a Treatise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Human Passions, and an Outline of Fourier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by Albert Brisbane, New York: Robert M. Dewitt and Calvin Blanchard.

26 傅立叶主义者在法国的宣传刊物，一期只有八页，后改名为《法兰斯泰尔》（La Phalanstère）。

27 布里斯班发现傅立叶的故事见于他的欧游日记：The European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Brisbane 1830-1832: Discovering Fourierism for America, edited by Abigail Mellen and Allaire Brisbane Stallsmith, Edwin Mellen Pr, 2005.

28 “Fourierism and the Socialists” , The Dial: A Magazine for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E.P. Peabody, Boston, 1961.86-96页。

29 维克多·康士德兰（1808-1893）曾为傅立叶编辑《法兰斯泰尔》和《法朗吉》两份刊物，著有《社会命运》和《民主宣言》，其中后者比《共产党宣言》早了五年。他提出的“工作权”思想影响了1848 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也是“比例代表制”和“直接民主”的首倡者。二月革命失败后他在布里斯班的邀请下流亡美国，在1855至1857年间，在德克萨斯州创办了傅立叶主义社区“重逢”（La Reunion）。他是1864年“第一国际”成员，并于1871年参加了巴黎公社。

30 《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229页。

31 Chris Jennings, Paradise Now: The Story of American Utopianism. 227页。

32 Elinor Lander Horwitz, Communes in America: The Place Just Right. 第107页。

33 钱宁及爱默生引文均引自：Chris Jennings, Paradise Now: The Story of American Utopianism. 235页。实际上爱默生的“野餐”和“法国大革命”的比喻不仅夸张而且引人误解，忽略了布鲁克农场艰辛的劳动和温和的政治态度。

34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Blithedale Romance, Dover Publication, 2003. 第179页。

35 John Humphrey Noyes, Strange Cults & Utopias of 19th Century America,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第24页。此书初版于1870年，原题为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 后来出版社可能因为想引起当代读者兴趣而改了它的题目。

36 http://newbrookfarm.org 2019年5月2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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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宁，诗人，艺术家，策展人，《天南》文学双月刊前主编。

题图： Farm women at work，Georges Seu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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