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爨体字”的产生及其价值

文章来源于 滇史 作者：章宇航

云南“爨体字”的产生及其价值

章宇航

摘要：云南曲靖市保留着两块魏晋时期的著名碑刻：《爨宝子碑》（刻于405年，俗称小爨碑）和《爨龙颜碑》（刻于458年，俗称大爨碑），世称二爨碑。碑中爨体字书写风格独特，是中国汉字书法隶书楷化过渡时期的代表性字体。自二爨碑发现以来，当今学者对于爨体字的研究多从书法艺术角度入手，少有社会视角。爨氏氏族统治南中地区（始于晋代永和三年，终于唐代天宝七年）的特殊政治环境、文化条件、时代背景等社会因素是爨体字产生的客观基础，其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对于爨体字有着决定性影响。在现今社会，爨体字不单在书法方面占据一席之地，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及其文化精神方面的现实意义都颇具讨论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爨体字；社会条件；文化背景；文字价值

二爨碑独特的书体风格，被现代书法家称为“爨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国汉字隶书楷化转变过程的宝贵实物资料。自清朝碑学兴起以来，“二爨”书体受到了当时众多书家学者的推崇，康有为先生在《广艺舟双楫》中将《爨龙颜碑》列为“神品第一”。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首次爨文化学术讨论会，到16年的首届“爨体”书法大赛，爨体字的研究日益被广大学者重视，大量爨体书法作品被欧美和亚洲的日韩等国收藏。

一、爨体字产生的社会条件

自东汉末年至唐朝建立以来，中原战乱频发，大量战乱移民迁徙至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来自中原的汉族与当地土著民族（少数民族，彝族居多）不断相互交流融合。在民族大融合进程中，爨氏大姓迅速崛起并统一南中，创造出灿烂的爨文化。爨体字是爨文化的核心代表，它的诞生离不开其南中特殊的社会条件：政治方面，南中地区远离中原战乱，爨氏统一南中，局面独立且相对稳定，为爨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经济上爨区农牧并存，自给自足，盐铁铜锡等重要物资产量丰富，使得爨氏统治稳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文教上爨氏大姓兴办学校，崇尚儒学，给爨体字的出现与使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一）政治条件

东汉以后，中原政局动荡，烽烟四起、群雄逐鹿、正朔不明，直至唐朝建立前，没有统一稳定且长久的王朝。南中地区远离中原战乱，吸引大量内地汉族迁徙前来，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期间中央王朝对南中鞭长莫及，委派的任职官员，真实到职极少，南中实际上为大姓所控制。

南中关于爨氏大姓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期。与孟、李、霍等几家大姓之间相互竞争兼并，爨氏成为了最终胜利者。史料记“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永和三年（347年），爨氏力量已成气候，基本掌控南中地区的各级政权。爨氏氏族又是汉族移民，在南中统治阶层中拥有双重的特殊身份，既是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又是土酋抵抗王朝势力的重要盟友：一方面接受中原王朝任命为刺史、太守，另一方面又与当地夷族首领通婚，结成“亲家”关系，史称“遑耶”，通过宗教和政治结合的方式成为领导者，爨氏成为维持中原与云南边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

南中远处边陲，在爨氏的统治下，“抚宁氓庶、物物所得”，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条件

爨区经济一大特点是农牧并存。爨区所在的滇东高原是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的发源地，水利资源丰富，农耕文明起步较早。两汉及爨时期对于夷人先民曾在湖泊所在地生息有记载——“土俗唯业水田”，“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蛮书校注》卷七）。滇东地区广泛分布的“梁堆”汉墓中也有大批出土的青铜、铁器生产工具、器皿中雕刻有水田、池塘等图案，盘和洗上也有鱼、鹭、羊等铭文，反映当时南中的农业生产情况。

爨时期的工商业主要以矿冶、井盐和纺织三大行业为代表。矿冶方面，南中地区盛产有色金属，冶造业起步较早，到东汉时期，已成为全国青铜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续汉书·郡国志》载：牂牁的“谈指出丹”、“夜郎出雄黄”……井盐方面，古籍中多有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南广县“有观官”。《隋书·梁睿传》记：“益宁（今曲靖）出盐井。”《蛮书》中也有提及“盐井出处甚多……安宁城中皆食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诸爨皆食安宁井盐。”纺织业方面，《汉书·食货志》中“南贾滇僰僮。”哀牢“罽毡、帛叠、兰干细布如绫锦，梧桐木华布洁白不受垢汗。”南中产的毡、帛、布已经传至中原地区。

（三）文化教育

汉明帝时，王阜为益州（今云南曲靖）太守，“政教清净，始兴学校，渐迁其俗”。（《东观汉纪·王阜传》），大姓子弟“皆诣学受业，章句既通，悉显技荣进之”。（《后汉书任延传》），蜀汉末，霍弋为都督，“抚和异俗”，“立法施教”，“夷晋安之”。至晋代，《南中志》载：太康之后罢宁州（今云南曲靖），置南夷府，“举秀才贤良”。南夷府职掌“四姓子弟仕进”。同书说南中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仕，为宁州寇冕”。光绪年间在昭通出土的《孟孝琚碑》说孟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和“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等语，反映了南中教育的发展。

南中大姓爨氏十分重视子弟的培养，《爨宝子碑》记载爨宝子为求学，“宫宇数仞，循得其墙”；学成被“举秀才”入仕为“本郡（建宁）太守”，在职期间，“宁抚民庶，物物得所”。碑文着重宣扬爨宝子的“仁”和“忠”。《爨龙颜碑》中，爨龙颜是一个典型封建史学家笔下的忠臣良将。从爨龙颜所受的教育、性格特点、生平事迹，特别是政绩方面，展现了儒家思想的仁、忠、孝、礼、义等。

二、文化背景对于爨体字产生的影响

上述的社会条件下，爨区有了长进的发展，爨文化的繁荣发展对爨体字的出现及最终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中原汉文化是爨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源流——《爨龙颜碑》记录了爨氏的先祖“耀辉西岳”，“蝉蜕河东”，“迁运庸蜀，流薄南入”。爨氏先人是汉族移民，爨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中原汉文化印记。其次，相对独立的生活条件与复杂的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使得在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兼具了多元性，首次爨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也确立了爨文化的特征是一种多民族的复合型文化。爨文化创造者不单是迁徙南中的汉人、古滇国时期的滇人，还有叟、僰、昆明等古老的当地族群。因此爨体字以继承汉文为主，同时又兼具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

（一）对汉文的继承

“爨体字”本质即汉文书法变体。《孟孝琚碑》、《爨宝子碑》及《爨龙顔碑》的碑文；三国蜀汉官员吕凯写给雍闿的信；霍承嗣墓壁画中的题记均为汉字……二爨碑文中有大量异体、通假字的遣用，经过前人桂馥、阮福、陆增芢黄炳堃等多位学者的辑录和考释，阮福跋谓：“皆与北魏碑字相同”。（见《滇南古金石录》）

冯岚先生的《“二爨碑”初探》中：《爨宝子碑》整体风格保留有隶书较强的特征，用笔厚重，字体基本规律是横画平直，竖画直下弯收，或为楔形竖，点画多呈现三角形点，撇捺拘束短收……其中冯先生举例了“如”、“何”、“湖”、“诞”等字。

爨体字所记录的文本也保留了大量汉文化的影子。《爨龙颜碑》用典颇多，碑文中的典故，全来自经、史和诸子著作，如“靖拱端右”（见《诗·小雅·小明》）、“民歌其德”（见《诗·小雅·车舝》）、“或跃在渊”（见《易·乾》）、“在家必闻”（见《论语·颜渊》）、“旻天不吊”（见《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在三”（见《国语·晋语》）……

（二）爨体字的多元特点

在继承汉字前提下，多元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爨体字在继承汉字的同时，融入了远离中原的蛮荒乡土气息。《爨宝子碑》诞生较早，虽然仍有隶书，但结体与笔法方面已经有了变化，隶书的“蚕头雁尾”已由方头所取代，大爨碑较小爨碑晚了五十三年，处于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字的隶意犹存，但楷书的意味更浓，字的大小间隔行距都更为严谨，在整齐之中有变化，互相错落奇趣横生。

书法讲究用笔、结构、章法等。就用笔而言，爨文化专家平建友先生在《远逝的繁华——爨乡家族兴衰研究》对爨体字进行了分析。平先生提出爨体字含篆隶遗姿，兼有行草笔迹，熔篆隶楷行草为一炉——“点”多三角而变化多端，深字有九“点”，各点不同；“横竖”坚实如铁；“撇捺”末端忍蓄出锋又急收，饱满中蕴含隶意；“勾”笔含蓄中满，“折”笔变化也不尽相同。

（爨龙颜碑“深”字，二列第四行）

（爨宝子碑 拓本）

结构和章法这两方面，方聪文先生在《爨乡民俗文化大观》中的描述更为直白——（爨体字）在结构方面往往打破左右对称的均衡章法而任意为之，字的大小、宽窄变化很大。有的字随意夸大某一部分或缩小某一部分，甚至减去笔划，有的字头重脚轻；有的不该倾斜的倾斜，而该斜的却又不斜；有的字是左右结构却写成了上下结构；而有的上下结构的字又写成了左右结构；有些类似初学写字者的稚气和大胆，显得泼辣灵活，颇有我自为之的味道。章法方面，字与字之间，大小交错，正斜互补，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创造出书法中“野（无法）、蛮（无理）、怪（无度）”的美学特征。

古往今来，众多大家学者对于爨体字的多元变化的奇特之处多有赞叹。赵发潜谓其：“结字在平正中有方、长、扁、圆；圆中见方，方中有圆，又夹以靠左右取势之字，互相错落，奇趣横生。”李慈铭跋《爨宝子碑》：“字尤遒美，波搩赖法已开唐隶之风。”

三、爨体字的价值

在艺术方面，爨体字作为汉字的变体，是隶书楷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后人研究书法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材料。在社会文化方面，爨体字是云南曲靖的文化名片，在推动城市文化发展与书法旅游文化建设上有着深度挖掘的潜力与价值。

（一）爨体字书法发展上的价值

楷书的诞生至迟于东汉后期，最后定型于唐朝，魏晋南北朝是由隶转楷的重要阶段。西晋禁碑严格，即使存在私刻但数量极为稀少。东晋禁碑依旧如此，江南尚未发现一块正式的碑刻，仅存在少量墓石，书体粗糙，不能成体制。“南朝禁碑，至齐未驰。”南朝碑版流传寥落稀少，多以书帖为主，尺牍墨迹较多。且由于南北朝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北朝书法多受南朝书法影响，南朝统治中心地域破除隶法向楷书迈进的速度比较快。

东西晋及南朝都实行禁碑令，石刻书法极少，而南中地区地处边疆，又受爨氏统治集团控制，虽然奉东晋中央王朝为正朔，但对于禁碑令却有所突破，因此出现了二爨碑。张同印先生的《论北朝石刻书法的地位与艺术风格》提出：“东晋书法在隶书楷化的发展过程中，‘二王’书法在书法的变革中走在整个社会书风变革的前面，然未被社会全面接受，魏晋隶书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爨宝子碑》正是代表了虽有变化但相较于‘二王’书风又相对守旧的书风。”

二爨碑是南朝石刻书法的代表，是研究东晋南朝时期隶书楷化的重要事物资料。张同印先生的文章中同样有对二爨碑的描述：“‘宝子碑’结体古拙，笔划刚劲，横画收笔仍有波碟之势，尚有明显隶书余姿。但是，已不象汉隶。在结构和笔画上初露楷书端倪，成为研究由隶向楷过渡的重要资料。“龙颜碑”则又向楷化迈进了一步。虽然仍有隶意，而楷法更加明显。隶书的波碟开始退化，楷书的勾挑已经出现，笔画的转折明显楷化，结体上也冲破了隶书的束缚，开始有了楷书的结构模式。”

东晋及南朝禁碑严格，石刻书法保留较少，即使存在片块墓石，其书难成体系。北朝虽无禁碑，但受其政治经济影响，大家较少，受南朝书风影响多，隶书楷化的速度也不如南朝，爨体字的在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

（二）爨体字文化价值

爨体字是承载爨文化的核心代表——对于爨氏的文化风貌有所记载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仅留下几通爨碑和早已被盗劫空的梁堆墓，爨体字是爨氏留下的为数不多实物资料之一。

陆良县的《爨龙颜碑》，石碑上饰有众多浮雕，浮雕的布局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宗教、艺术、图腾，以及碑体演变的众多文化信息。碑额下部正中的“穿”则传达碑刻演变的古老信息。爨体字不仅受广大学者关注，在民间也具有极高的地位。当地百姓使用爨体字来写对联，以祈福来年风调雨顺。在上个世纪，曾有大量国外学者于此研究爨体字，爨体字的拓片也极具收藏价值，自二爨碑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其拓片更是无价之宝。

爨体字是曲靖的文化名片。作为云南第二大城市，曲靖自汉末至唐一直是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爨体字为曲靖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2011年，曲靖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与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联合制作了《爨碑惊奇录》；爨文化小镇项目的成功申报并于2018年12月正式开工。电脑字库软件的开发促使爨体字进一步走近云南人民的日常生活。爨体字经过电脑的艺术加工处理后成为艺术字体，以商业广告和公共宣传为载体，应用于书籍设计、产品包装，甚至大型户外广告设计和商业空间设计。

爨体字还带动曲靖的书法旅游文化。曲靖潜在丰富的旅游价值——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民俗风情与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2018年8月，云南省十大历史文化项目推进工作座谈会上就爨体字提出研究开发爨文化旅游品牌。爨体字对于宣传曲靖、提升曲靖文化品格和城市知名度以及曲靖的旅游开发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三）爨体字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

爨氏统治下的南中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拥有创造独立文字的社会条件，然爨字依旧选择继承汉文并对多元的当地文化兼收并蓄，在文体、碑制等方面延续中原传统。《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爨守中墓志铭》均有记载：爨宝子“弱冠称仁”后，放弃“恃远擅命”，亲自入朝侍君，并与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开创了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先河。平建友先生在《从〈爨龙颜碑〉看南朝刘宋时期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一文中叙述：爨氏地方政权承认中央政权，接受王朝封号，从未打出过割据称王的旗号……乃至龙颜薨时，刘宋王朝“远感”，礼仪隆重，“追赠中牢之馈也”。爨体字是爨氏对中华传统中“大一统”传统政治思想的追求、传承并积极传播的历史记录。

同时，在二爨碑的碑阴部分记载了大量职官，官制主要延续中原传统。爨氏地方政权仍奉中原晋、宋王朝年号为正朔，虽“开门节度、闭门天子”，但始终以历代封建王朝辖下刺史、太守、校尉、将军、都督等地方军政长官的头衔和身份活动在南中政治舞台上，在政治上将云南始终保持在封建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封建版图之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多民族的团结。

四、小结

与中原战乱相对隔绝、大量汉人移民带动南中地区快速发展等社会条件为爨体字的产生奠定基础，加上边疆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复杂文化背景造就了爨体字独特风格。爨体字在隶书楷化这一过程中成为典型代表之一，在书法艺术方面展现了独当一面的价值。现今社会，爨体字是学者们探寻历史，了解爨文化的重要途径，不仅成为曲靖的城市文化名片，还推动了曲靖的城市文化建设。爨体字的文化精神存在着爱国统一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统一提供了一枚重要例证。爨体字即是爨文化的缩影亦是代表，无论艺术方面或社会方面都存在不菲的价值，随着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必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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