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嬉皮士”谈谈美国的正统文化运动

作为皇后乐队的路人粉，在前段时间去电影院刷了《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电影之后，彻底沦陷于主唱福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的传奇人生。作为英国乃至全世界摇滚乐队的先驱，皇后乐队可以说是60、7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文化（Hippie）的代表，和电影同名曲目《波西米亚狂想曲》包含着歌剧、重金属摇滚等多种风格，充满了猛烈的意识流和噩梦色彩，著名歌词“Goodbye everybody – I’ve got to go- Gotta leave you all behind andface the truth”（再见各位，我得走了；得离开你们去面对真相）更是充满了一种对于现实的反叛和无奈。而Mercury传奇的一生，也是在和主流文化抗争的一生，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亚裔宗教家庭，父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而他却玩摇滚，世界巡演，爱上同性，纵欲吸毒，染上艾滋，但是却又将一生奉献给了音乐，在临死之前不久还在录制自己的最后一张专辑《Made in Heaven》，可以说是很多人心中完美的“嬉皮士”。

而说到嬉皮士（Hippie）这个词，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与“嘻哈”、“嘻嘻哈哈”、“稀里糊涂”联系起来，这不得不说是翻译的锅。实际上，在英文中，Hippie这个词是有hip + pie组成的，而前半部分的hip意思是“知道、理解”的意思，而pie是“...的人”的意思，所以其实Hippie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明白的人”、“一个知道的人”。在嬉皮士的眼中，他们是能够看清这个社会的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社会，而嬉皮士们则正在努力“创建一个新世界，一个与旧世界并行不悖但不在同一股道上前行的世界”。(Anderson, 1999:135-137）

这样一说，让嬉皮士显得有点“非主流”的味道，实际上穿着喇叭裤，留着波浪头的嬉皮士和中国玩着乡村重金属死亡摇滚，钟爱洗剪吹的杀马特们，还真有一些相似。第一代嬉皮士诞生于美国的60年代，随着二战的结束，黑人解放、女权兴起，无数的年轻人弹着吉他，穿着皮衣皮裤，抽着大麻，谈论着性解放和同性恋，成为了第一代嬉皮士，从造型上看，的确有些杀马特的味道。但是，在非主流的外表下，更重要的是“非主流”的文化内涵，即反正统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这是一场爆发于美国60年代的青少年群体里的文化反叛运动，很多人又把它叫做“青年反叛”（the youth revolt），或者“新意识的觉醒”（the rise of a newconsciousness），更有甚者，直接将其称呼为“代沟”（the generation gap），也是二战后美国一系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老师们的口头语一定有一句：“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由于“反正统文化运动”的爆发，60年代的美国青年也常常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甚至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为什么这种对于规矩、理性、科学的反叛会出现在彼时的美国，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于社会发展的失望

所有历史课本里都提到过，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空前繁荣期。战后期间积累的大量财富，百废待兴的社会，新兴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等等，都让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百姓消费水平空前增长起来。在 1945 至 1960 年的 15 年里，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相34

当于他们在 1900 至 1947 年的 47 年里的工资收入增长；而在 1945 至 1970 年的 25年里，美国的 GNP 增加了 450％。(Chafe, 1975:26)这个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戈尔布雷斯成为“丰裕社会”的时代，构建了美国大部分的核心价值观：消费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大工业，理性主义，相信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乐观、自信的兴奋状态中，《生活》杂志的主编亨利卢斯无比骄傲地向世人宣布：“美国世纪”已经来临。而“嬉皮士一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二战后的美国的确建立了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但是当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有的群体会从中获利（像美国的商业集团、高知分子…），有的群体能勉强适应新的变化（像美国的中产阶级、蓝领工人…），但更大部分的人会被淘汰甚至排斥在外，像黑人、部分白人女性、一些不满于社会变化的年轻人……这些不满的情绪，不安的因子，都为60年代兴起的“正统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随着社会趋于稳定，人口福利被消耗殆尽，经济发展渐渐放缓，金融危机的阴影又笼罩了整个美国。1963年肯尼迪遇刺，“新边疆”（the New Frontier）搁浅，其继任者林登.约翰接过自由主义大旗，所倡导的“伟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实行不久便名存实亡，贫穷、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美国已经不是那个，驾着马车高唱着“去西部”，就能买下几块地，发家致富的地方了。

从小在“美国梦”里长大的青年们，刚步入社会，正准备大展拳脚，却发现个人的努力造就难以打破阶级的限制、种族的歧视和性别的压制，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间的差距，这种强烈的失望，使得他们开始质疑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

对于科学理性的失望

暴力，是深深刻在人类基因中的冲动，在野外，我们需要暴力、冲动去获取食物，在大自然弱肉强食的规则中生存下来。而有了文明之后，理性，则是人类对抗暴力的最好工具。理性又诞生了理论，诞生了科学，诞生了技术，可以说，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宗教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越来越弱，更多地人信奉科学，相信科技能够给人类世界带来变革。

然而有一样东西，却融合了暴力与科学，冲动与理性，那就是武器（Weapon），科技含量越高的武器，杀伤力越为强大。50年代的美国，虽然远离了残酷的战争，但是战争的阴影却长久地盘旋在人们心头：核武器。

人类唯一一次使用核武器，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的“小男孩”和“胖子” ，这几乎摧毁了两座城市的武器，虽然带来了战争的胜利，但是也成为了人类头顶挥之不去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冷战的爆发，人们对于核能武器的恐惧也在逐步加深。德克萨斯A&T大学历史系教授泰瑞安德逊曾在《运动与60年代》一书中描述，

那时学校每天都进行防空练习，学生们一会儿练如何迅速钻到桌子底下，一会儿练怎样快步跑向防空洞。由于校园里警报声接连不断，学生们常常处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状。久而久之，原子弹恐惧感就像黏附于身上的幽灵，在年轻一代的心灵上投下一条长长的、无法抹去的黑影。(Anderson, 1995:23-24)

人类现在拥有过去无法想象的力量，就像《三体》中的执剑人罗辑一般，动一动手指，就能使地球上所有的东西灰飞烟灭，人类所有耀眼的文明、伟大的荣光，在它面前有如幻影。未来世界不再是一片光明中的理想国，而是黯淡无光的黑暗。

对原子弹的阴影，很快便转换为对于科学技术，甚至于对于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恐惧：人类是否走在一条自我毁灭之路上？科学是否真的能为我们带来福祉？这种对于科学和理性的反思，成为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城市生活的失望

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经济水平也逐渐提升，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力的普遍提高。同时，由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工厂流水线不再需要大量的工人。人们手中有钱，时间有闲，消费的欲望也日渐高涨，消费主义价值观开始在美国形成：从事于服务行业的白领员工人数开始超过从事于工厂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人数。(Moody, 1970:246-262) 这时，一种新型经济开始在美国出现，其重心不再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是提供各种生活服务，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Chafe, 1975:5-56)

50年代，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美国全国耗电量上升了三倍；1945-1960年间，美国小轿车的数量增加了133%；6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而在30年代的时候，拥有私人住宅的美国人只有44%......毋庸置疑，随着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和服务行业的兴起，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价值观。美国标准的中产阶级配备，一套带有独立庭院的住房，一量私家小轿车，配备齐全的电器设备，最好再有一只狗。

但是在这「丰裕社会」的背后，实际上藏着许多隐忧。对于已经达到“中产阶级”的家庭，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里压力和生活负担，根据当时经济学家的估计，在1949年，一家四口的收入达到4千美元，就可以享受中等生活水平，而到1969年，一家四口的收入要达到9千美元，才能维持中产的生活现状。很多时候，只有夫妻双方都有稳定的工作，才能保证不阶级下滑。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数百万的美国人被排除在战后经济繁荣以外，如果设定1万美元为60年代末期中产阶级的收入目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无法达到，此外仍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处于贫困状态。

电视广告中所宣传的美好和个人贫穷的对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起消费主义价值观下的“理想生活”，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有钱、有房子、有车、有工作才能真的幸福？刻板的城市生活是不是正在磨灭人的本能和欲望，把我们变成一台又一台只会工作，只知道数字的机器？我们买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真的需要吗？

这种失望、质疑的情绪慢慢地滋长，使得社会中的“反叛者”越来越多。他们反对现代科学技术，不信任工业文明，对传统习俗提出强烈挑战，在这种情绪中，逐渐滋生了第一代的“嬉皮士”，他们推动了美国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和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一起，强迫主流社会重新审视自己，批判自己。不管这些“嬉皮士”们，最终有没有看到自己理想中的新世界，他们所掀起的这场潮流深深的影响了全世界，并极大地丰富了主流价值观，是的主流社会更加多元、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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