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凡：美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三重目标和中国的应对

文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

疫情冲击全球价值链，有关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从中国转移价值链环节的讨论再起。美国重塑价值链的行动都有哪些具体目标？截至目前这些目标有何进展，疫情会影响哪些变量，中国政府和产业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作出解答。

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开始推行制造业回归（reshoring），此前没有明显效果，但2019年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的计算，这一年，美国从亚洲14个低成本经济体进口制造业产品规模比上美国本土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规模的比例下降了0.98%，是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

在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科尔尼公司将此比例对应的指数称为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2019年为98。自2008年开始统计这一指数以来，2019年以前的年份大多是负数或者零，唯一的正数是2011年的11。但2019年的这一进展主要是因为美国从亚洲低成本经济体制造业产品进口下降，而非其本土制造业扩张。

如果回归或者回流这个优先的第一重目标难以达成，则推动第二重目标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 或者 nearshoring）。《美墨加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是推动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协议中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实际上是一个到2023年的近岸化时间表。2019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制造业产品规模比上从亚洲低成本经济体进口制造业产品规模，从38%上升到42%，是2008年以后的最大涨幅。

如果推动第二重目标的进展仍然不够理想，则推动第三重目标“中国多元化”（China Diversification），将部分价值链环节从中国挪到其他亚洲地区。2018年第三季度，也就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开始时，美国从中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占从亚洲低成本经济体进口的比重是66%，到2019年第四季度，该比重迅速下降到了56%。

可以说美国的上述三重目标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均有所推进。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可能将继续推进上述三重目标。

这三重目标与美国的政权更替关系不大，只不过两党推动的手段可能有所差别。这三重目标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又并非完全没有经济合理性。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环节的生产向东南亚转移是一个自然趋势，同时也为拉美经济体吸收一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以及美国部分制造业的回归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期。

如果这一进程自然进行，中国不但没有必要反对，反而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对美的绿地投资参与甚至推动这一进程。中美经贸关系从传统的纵向价值链分工合作逐渐增加横向竞争与国际分工的成分，这是无需回避的一个趋势。庞大的美国经济如果完全制造业空心化，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

但是，如果这一进程主要是通过贸易保护手段来强行加速推动，恐怕就值得中国注意了。2019年，从科尔尼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上述三大目标的推动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主要是通过贸易保护关税强行遏制从中国的进口导致的。

路透社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美拟议的“繁荣经济网络”计划。该计划希望把部分供应链挪出中国，同时还可能出现一些基于此目的的违反多边规则的进口替代补贴。对这些措施，最后能走多远，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塔夫茨大学模型推测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会使美国因为越南纺织品竞争等因素在2025年以前丧失大约45万个工作岗位，类似的担忧使美国为了第一重目标放弃了推行其第三重目标的机会，最终没有加入其主导形成的TPP。那么，印度与一千多个美国公司协商，希望他们大规模投资印度，美国政府会大力支持吗？美国会希望见到下一个大规模制造业集聚地迅速形成吗？

对于美国自内而外的三重目标的推动，中国必然要采取自内而外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举措来应对。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才能真正发挥统一大市场优势；加速扩大开放，特别是投资自由化，才能增强大市场优势的吸引力。我们应该尊重市场主体包括外国投资者在风险和稳健供应链建设方面的考量，同时也要通过各种举措尽量促使投资中国成为大型制造业跨国公司全球化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重要举措。

强调国内大市场优势不是弱化企业的外向性，反而是为了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对于规模经济型产业而言，可以促进企业的对外竞争力；获得中国大市场利益的企业，更容易形成出口。因此，强调大市场优势并不是认为中国市场大到可以容纳出口型企业的所有产能，而是要发挥国内大市场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经营并提高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协助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不是放弃海外市场，恰恰是为了帮助出口型企业熬过困难时期生存下来，同时保住已经建立的外销渠道。很多外向型企业兼顾内需是有很高转型成本与开拓成本的，对部分企业来说甚至几乎不可能，这一点我们无须回避。但是，越来越多的华为、中车、格力、TCL、阿里、字节跳动这样的企业，能够同时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适应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来源从低成本优势向国内大市场优势转变，这是值得鼓励的。

疫情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挑战与困难具有长期性。坚持练好内功、完善科学防疫和安全生产体系、加速新基建建设、尽快形成以5G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新经济生态体系与大规模应用场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加速扩大与深化对外开放、推进以周边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积极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是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稳定与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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