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寺，晨鐘夕梵：重慶江津石佛寺

　　山水寺庙园林的统一融合

　　石佛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长江北岸的一处山坳内，山坳呈圈椅状，背靠高家坪前断崖，两侧有隆起的两条山脊，面朝长江及江津老城，形成三面环山，一面朝江的态势。山坳内分布有较多巨大的砂岩石块，它们系经砂岩球状风化形成的独特地质景观。身处石佛寺，即可隐于山林之中，又可俯瞰长江与城郭，不仅给僧人提供了一处优雅静谧的修行空间，而且其所处的大山大水的景观环境，给寺庙增添了诗情画意，将人工创造的寺院嵌入到自然山水之间，寺庙建筑、宗教文化与植被、奇石、山水、城市共同组合，形成“奇石建古寺、寺在山水间、城寺两相依”的独特人文自然景观。曾号称“西蜀第一禅林”。明代工部尚书江渊曾为石佛寺题诗一首：

　　招提高耸与天邻，夕梵晨钟远近闻。

　　出洞龙翻千嶂雨，上楼僧踏一梯云。

　　巉岩古记何年刻，深院名香尽日焚。

　　安得投间居此地，比林猿鹤想同群。

　　从诗中描述不难想象到当年寺庙的高大雄伟，同时也感受到了它承载着周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

　　天然巨石与折线中轴的巧妙结合

　　整个石佛寺巧借天然巨石与寺庙建筑规制相结合，营建佛塔、转轮藏等建筑，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同时，根据天然巨石的形状、方向，地形高差，依山就势，自下而上层层布局，灵活地转移了从建筑基址区延伸而来的中轴线，形成了一种折线中轴的形式，打破了中轴线直线延伸的传统做法，使纵深空间得到了充分发展。建筑高低错落、主次分明，烘托了重要建筑的宏伟高大。整个寺庙经过精心的布局，最终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该寺遗址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墓葬区及放生园区所组成。发现了宋、明清时期的大型寺庙建筑基址相互叠压，沿革清晰。其中宋代建筑布局由前殿、后堂、配殿、石窟建筑、佛塔等组成，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庙遗址之一。目前已揭露建筑基址、墓葬、摩崖造像等50余座遗迹，出土石刻造像、建筑构件、随葬品和生活用器等文物标本900余件。

　　宋代殿阁遗迹，前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是南方地区发现规模较大的单体大殿。石窟建筑是一座楼阁式建筑，这也是川渝石窟寺中揭露最完整的窟前建筑。此外，还发现了罕见的经考古揭露的禅窟等重要遗迹。宋代墓葬为供养人的石室墓，个别带有封土石围及墓前小碑，这在西南地区宋墓中少见。明代辟为僧人墓葬区，发现了数座高僧石塔墓及一般僧侣的合葬石室墓，塔墓内发现有佛像、高僧牌位等。

　　摩崖造像集中开凿于一块巨石上，其中下部造像通过考古发掘揭露。造像共计470余尊，包括晚唐五代的水月观音、东方三圣，南宋时期的泗州大圣、五百罗汉等。其中以水月观音造像龛最为精美，此龛是一个长方形龛，主尊为水月观音像，头戴宝冠，面相丰润，神态慈祥，项饰璎珞，上身斜披络腋，下着阔腿长裤，双手抱膝端坐于山峦座上，闲适而庄重，造像仅腰部以下与龛壁相连，近乎圆雕；其两侧上方各有一镂空雕刻的飞天，裙带飘然，轻盈飞舞。这龛水月观音像堪称川渝地区观音造像中的精品之作。造像灵动的身姿、惟妙惟肖的表情，让人惊叹古代匠人技艺的精湛。此外，在该造像龛壁上还可见宋天禧四年（1021年）修佛足、明永乐五年（1407年）重装金身的题记。另外还出土有上百件精美的圆雕造像、石刻建筑构件及40余块碑刻、题刻等。

　　石佛寺遗址环境

　　建筑基址全景

　　南宋建筑布局图

　　前殿（南宋）

　　建筑基址

　　建筑基址

　　石窟建筑

　　石窟建筑

　　水月观音及飞天

　　水月观音与飞天

　　水月观音

　　东方三圣

　　罗汉

　　杜氏舍院基碑（南宋 绍兴十六年）

　　出土造像

　　出土造像

　　出土造像

出土造像

出土石构件

　　出土琉璃器

　　佛塔及地宫遗迹

　　佛塔及地宫遗迹

　　墓葬区俯拍照

　　禅窟（宋代）

　　宋代供养人墓

　　历史沿革

　　石佛寺遗址最早于晚唐五代时期开始雕凿造像；北宋末，微宗朝宰相张商英与这里有一定渊源；南宋初，名为古佛岩。绍兴年间有杜氏舍院基后，开始大规模兴修寺院建筑，并增刻造像，建立放生园。南宋晚期碑刻上显示该寺时名为观音寺；元代石佛寺香火日盛，自号“西蜀第一禅林”；元末，占据重庆的割据政权大夏国皇帝明昇在位时毁于战乱；明初重修了寺院，明代工部尚书、江津县人江渊将其位列“江津八景”之一；清代中期已衰败不堪，终至清末民初逐渐毁圮。

　　石佛寺遗址经历了从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兴衰更迭，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遗址内层叠的建筑基址、残垣断壁、沧桑巨石、石刻造像等无不向人们倾诉着这座寺庙往昔的繁盛。

　　重要价值

　　石佛寺遗址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通过考古发掘全面揭露出来的布局完整的石窟寺，是地下遗存与地面遗迹相结合、寺庙建筑与墓葬相呼应、碑刻材料与出土遗存相印证的历史时期考古的罕见案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及文化、社会价值。

　　遗址以大殿为中心，将窟前建筑、石上建筑群巧妙构成一体，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展现了一处独特的山水寺院园林景观，体现了“随山就势、巧于因借”的山地建筑规划设计思想及营造技术特色，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一项杰出范例。

　　遗址是宋代寺庙格局向明清寺院格局转变的少见的考古例证，清晰地反映了从宋代至明清时期寺院格局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佛教思想变迁对寺庙空间布局的影响。

　　遗址发现的石造像、石构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川渝地区和中国晚期石刻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同时，围绕摩崖造像逐步兴起窟前建筑和寺庙，为石窟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遗址发现的碑刻题记极大弥补了文献的缺失，展示了遗址传承有序的发展进程，是遗址难得的自证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遗址位于现代城市的核心区，历经千年沧桑，景观独特，承载了地方先民的创造和情感寄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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