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费力不讨好

端木赐香 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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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世凯冉冉升起的当口，直鲁大地上诞生了一支宗教力量，名为义和团。义和团乃白莲教之一种，而白莲教发展到晚清，已有四百年的历史渊源了。如果要寻找一个典型代表的话，我觉得18世纪山东的王伦足堪胜任。王伦相信什么千年王国、末世论，更相信自己就是那无生老母指定的救世主。当然，光这些信仰不足以打动人民群众，还得搞些小法术。比如预言风雨灾祸，给人治病驱魔什么的。王伦甚至练过“不吃饭”术：每日只喝清水，其他啥也不吃。练得十天不用吃饭为“小功”，练得八十一天不吃饭，就是“大功”了。因此被人称作“清水教”。王伦起义后，其战略与战术都借助咒语，比如：“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王伦攻打临清城时就上演这一套，没想到临清守军更邪，危急时刻采取了一个老兵的建议：“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这个建议甚好，攻城者们面对妓女之阴这样原始而又古老的武器，所谓的闭枪闭炮竟然不灵了。守城者跟科学大发现似的，兴奋得把老弱妓女都叫了来，弄上城头城垛，让她们或坐或站，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还有人鼓励她们向城垛外撒尿，扔出带有经血的污物等。叛乱者目瞪口呆，惊慌失措，服劲，后撤。清水教不堪，义和团更不堪。直鲁大地的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按直隶吴桥县令劳乃宣的考证，义和拳，邪教也，八卦白莲之支与流。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想把他们改造成为官府所用的团练，所以改叫义和团。山东义和团的主体由鲁西南以曹州府为中心的大刀会、直鲁边界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和鲁西北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神拳等三大部分构成。如果说梅花拳还练些真正的武术的话，那么大刀会与神拳就有些邪了。大刀会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搞的是刀枪不入。要做到刀枪不入，需要经过烧香、念咒与吞符等一系列仪式。至于神拳，更邪了，诸多仪式免了，连香都不烧，直接念咒降神附体。公允地说，义和团团员们从小到大所读过的科普著作，顶多是《封神榜》+《聊斋志异》+《西游记》。事实上，这些科普著作还不是他们亲自读的，因为他们大都不识字，所以只能是通过社戏、民间讲古等得知的。一句话，贫瘠的土地上连脑袋都是贫瘠的。所以他们那法术也没什么新花样：遁地啦，刀枪不入啦，闭住枪炮啦，呼风唤雨啦，飞檐走壁啦，意念灭火啦。比如直隶义和团的大哥大之一张德成就喜欢玩悟空那一套。悟空会分身术，经常丢下躯壳就跑十万八千里。张德成也会，据他自己说，能跑到洋人的阵地上偷大炮零件，让人家的大炮哑掉。悟空让自己的师傅蹲地上，然后在师父身边画个圈圈，各路妖魔鬼怪自然走进不得。这一手张德成更会。他带一批人在镇外绕行三圈，用杖画地，自言一圈是土城，一圈是铁城，一圈是铜城。有了这三圈，洋人来了，无法穿过。看他的样子，应该比悟空本事还要大些。至于手持红灯的那些女“义员”们，更是有赛过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扇，就把自己扇到天上啦，变作了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烧洋人的房屋。当然义和团也不缺饥饿后遗症之类的幻想：一个馒头会生诸多馒头啦，一个沙锅永远吃不完啦。打仗时，除了自身，还能请出诸多神仙级嘉宾来，一诈唬就都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如果法术不灵，借口可随时找，要么是你心不诚，比如身上带了洋银，要么是其他晦气冲撞了我们，比如女人。总之，跟王伦那一套八九不离十。问题是，不管是靠真正的拳脚还是靠所谓的法术，面对现代化的武器，都属乱弹琴。与其说它面临了全新的敌人——帝国主义势力，不如说它面临了全新的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用中国百姓最愚昧最传统最落后的文化瞳孔去观照现代西方文明，那可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义和团除了对于西方及西方文明这样全新的对手与文明蒙昧以外，对于自己的政府这样古老的传统敌人，居然也懵懂转向，提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口号——扶清灭洋。扶清干嘛？灭洋又干嘛？更滑稽的是，清政府面对义和团，也拎不清了。正常的政治改革，政府一直启不动，可是面临西方势力的高压与西方文明的渗透，政府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对策。戊戌变法失败了，上层的政改努力泡汤，政府转而动员上了义和团这种最底层最愚昧的力量。按常识与惯例，政府绝不应该这么干的。为什么最后偏偏就干上了呢？道理很简单。慈禧太后正在家里下一盘很大的棋（当然，由于体制的缺陷，她也难免做近臣的棋子）：自从戊戌政变后，太后就让光绪生了病，并且让这病越来越严重，所以光绪若意外死亡或者突然死亡，应该无人怀疑与反对的。但是境外别有用心者先就不干了，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半官方的身份通知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皇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列强高压下，西医被派进中国皇宫给光绪皇帝看病，并宣布病无大碍。于是太后只好收手。但是，谋害不成，废掉总成吧？没想到大家还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公开发电：“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李鸿章传话：“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为害曷可胜言”。朝廷中一些官员更是说：如果废帝，则“南省耗接之下，必有造反之意”。这让老太太很不爽，太伤自尊咧！就在老太后最郁闷的时刻，义和团起来了。当然，政府对于这种民间力量，既是犹豫的也是矛盾的。又想利用，又怕引火烧身。这种犹豫与矛盾，导致了地方官员的为难。山东巡抚毓贤就是典型的例子。按照常识与惯例，对义和团不外是格杀勿论。可是现在，政府又想利用他们。何况自从中法战争前后，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多少有了那么一点爱国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进一步说，除了公愤，中国官员与西方还有很多的私怨。于是，喊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受到了部分官员的扶持。中央有载漪、刚毅等守旧大臣，地方有毓贤这样的封疆大吏。或者说，毓贤就是跟着上面走的。政府与义和团的这种暧昧关系，很让西方不满。特别是山东这个重灾区，让西方直接对山东巡抚不满起来。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撤掉毓贤，换上袁世凯。在他们眼里，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山东的秩序也有赖于他才能恢复。对于山东，袁世凯早有关注。5月底，他曾奉荣禄的命令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在德州驻扎期间，他多次给荣禄去信，对山东巡抚毓贤的做法表示不满。在致徐世昌的信中，他说：“今日之时局，诚所走一步说一步也，断难向好处设想。”看见山东巡抚毓贤的公文，居然是饬各营禁习洋操，专练刀矛棍棒，可把袁世凯气死了，说：“可惜以国家难措之饷，供此班糊涂人任意掷费，不甚愤懑。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另一封致徐世昌的信中，袁世凯对自己所练新兵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说德州地方官均甚帮忙，“且甚佩服本军纪律，居民无不歌颂，一路至今，民兵交涉竟无一件事”，“平日训练之效，于今见之”，“士卒之气大可一战，惜不能耳”。当然他所说的战争对象乃是在山东的神人。信末，再次指出东省巡抚毓贤，“事皆不办，惟翻汉仙（毓贤前任张汝梅）所为，残暴非常，终日打骂，虽县役毛贼亦辄提来鞭责，大吏固如是耶”。看来，大清的省长就是这么种东西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才在信中曰“总之大局无复望矣”。虽然无望，但事总是要做的。7月，他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在这个折子中，他可没有例行公事老生常谈，而是结结实实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人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司将纷至踏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龃龉，德人即由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长此以往，不但骚动民心，尤损我国体。如按各国交际通例办理，德兵入我内地，戕我居民，即为衅自彼开，立应兴兵击逐。惟现值时艰方殷，朝廷郑重邦交，顾全大局，自不得不曲予优容。然敌情无厌，后患伊于胡底。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出于此，倘滋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范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当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具体怎么办呢？臣有四策：一曰，慎选守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近闻东省官吏，非视洋人如仇，即畏之如虎。其仇者固足倡民生事，而畏者尤足府怨激变。查良民、教民本届一体，既为长官，即有约束惩治之权，判案但循律例，原不必分良教为两歧。倘有教士、洋人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其教士之甚不安分者，亦可查照条约，列其实迹证据，详请上司照会该管领事官，查明驱逐。如该领事查办未能公允，亦可转详大吏咨请总理衙门办理，果属理直情实，该国使员亦何得任意偏袒。纵使终难妥结，而教士迭被查讯，拖累良苦，亦必备知敛迹。乃畏事官吏，顾惜禄位，不耐烦琐，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变生仓猝，势同决川。民间多一教案，公家即多一亏损，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星星之火，终至燎原，未始不由于办理不善有以酿成之。拟请饬山东抚臣，查各州县教民之多寡，情形之难易，酌量轻重，不拘常格，慎送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分别补署，以期遇案持平，不激不随。久之民教自可相安矣。一曰，讲求约章。内地官吏，大半不谙约章，退事无所依据，故办事难期允当。拟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派明练员司，将各国条约公法，并办理内地交涉各成案，凡关涉教案交际为内地官吏所须知者，均简选成书，发交疆臣多加刊印，分颁各守令，奉为准则，遇事援照妥办，毋得任意出入。并发给在省候补人员与吏治各书同事讲习，或酌定奖励，按月课试，以征其才具之优劣，识见之浅深，遇事差委，亦可收得人之效。一曰，分驻巡兵。德兵出胶澳登岸时，有就近出入之人，一遇拦阻辄为口实。拟请饬山东抚臣选择该省营兵内素有纪律者，分驻附近胶州各邑，及勘查铁路经过各处，并遴派统将往来梭查，每处或百人，或数十人为率，自亦无需过多。遇有洋人出入经过，即派兵弁护送照料。并扼要屯驻数千人，以作各处之援应。德人见我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得借口遣兵，尤不敢任意寻衅。是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术，先事预防，裨益良多。一曰，遴员驻胶。查胶州距山东省会约近千里，抚臣以相距既远，情形或未能周悉，防范亦恐难及时。似应由抚臣速调请练洋务大员驻扎胶州，专办交涉事件。并与胶澳德员订明章程，凡有德人由该处前往内地，均须知会驻员验明执照，分饬沿途妥为照料。遇事亦可就近会商，并随时刺探德兵意向动静，以便预作准备，无形之功用，实亦非细。这个折子是密折，也就是说，袁世凯仅是说给最高执政者听的。所以他说得痛快淋漓，且无一不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折子，让政府动了心思。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2月6日，清政府将毓贤调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仍旧节制武卫右军。袁世凯这下升到最高层了，封疆大吏。政府召他赴任前进京请训，蒙太后召见两次。也许他没想到，他折子中所谓的“慎选守令”，却是自己被“慎选”了。袁世凯上任时路经德州，接见了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吴桥县令劳乃宣，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向朝廷上奏，请剿办义和团。12月26日，他到达济南接印视事，第二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云：“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如果说这算吓唬的话，后面就是奖励了：凡献首、自新和具有解散之功者，都会受到本抚奖励。问题是，他还没有开始干呢，政府的指责已经提前下来了：军机处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山东民教不和，亟应持平办理一折，所奏语多中肯。其推原民教情形，亦确切近日情事。著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总之，操纵之妙在乎平时，地方官果为众情所服，遇事自不难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其所陈慎重兵端，整顿史治，尤为扼要之论，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等因。钦此。这一切弄得袁世凯很莫名其妙。怎么12月26日接印当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有人奏我干得不好？三天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政府又发来密谕。曰：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这个谕旨更吓人了。1900年1月3日，又有御使熙麟上奏，话说得更歹毒了：自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东省人民因该侍郎乃袁世敦之弟，人心即甚惶惑。乃该侍郎初到署任，即有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之言。其所部将弁营勇，恃其声望，更是传播主剿之说，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举有灭此朝食之势。于是讹言四起，人心更加惶惑……东省全境，不属于团，则属于教，属于团，已难促办，属于教，何计挽回？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这里需要解释几句，袁世敦，袁世凯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现在山东做补用知府，前受山东巡抚毓贤指派，前往平原县镇压义和团。从地方官的角度，镇压义和团本是保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在御使笔下，却能变成动乱搅拌剂，不镇压还好，一镇压全乱套。这哪是正常人的思维呢？正是由于这御使的奏折，政府再次给袁世凯施压：“复有人奏，东省民心未定，宜徐筹开解镇抚之方，并虑及该署抚一意主剿，致滋事端等语。山东民教不和，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谅该署抚必能体察情形，分别办理，断不至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气死袁世凯了。1900年1月6日，在致徐世昌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新官上任的具体情形：第一，接印之后，即开始办理匪案。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再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其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机击歼，已可谓格外慎重。第二，正派人驰往办理间，即奉廷寄抄示京官奏请，戒弟以意气用事，徒恃兵力等语。此奏即在二十四日接印之期，似未免太早。东省事从何办起，只好暂作停顿。第三，查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初起时专掠教民，尚有良民附和之者。近则掠及良善，绑票勒赎，专以抢掠为生计。良民有集团协捕者。现平民已知其为匪，有业者各归农田，只剩数十悍匪，随处纠合无赖少年，或百余人或十人，任意抢掠，直掠至距省30里（计抢500余家，杀英人一名，焚教堂多处，如何得了）。地方官懔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胥役又不能捕，未知闹到何时始能了事。前任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逼前，安得不猖獗也。第四，此处公牍每日不过一百五六十件，尚不甚忙。而前任公事积有两千五六百件，内有三四月尚未批者，又有请示正法案数起久未批者，并题本数十件未办者。此为大吏，时事可知矣。从来未闻有此懒人，何亦升任封圻耶。第五，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左。看看这信，就知道袁世凯是真想干事。问题是光想干事是不行的。

1900年1月11日，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地督抚严饬地方官要把会同匪区别开来，不能把入会的人一概视为匪徒，此后办理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道谕旨让外国人感到疑惑，这个清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们也搞不清。老太后的心思倒是不难猜，但是老太后自己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怎么猜呢？1900年1月16日，在致徐世昌的另一封信中，袁世凯说：“近日匪徒日见平静，凡抢掠人者实无良民，现已窜往宣、东交界处滋扰，人数亦不甚多，两省悍寇均在其内。然仍未用兵，只饬令严缉有案之匪首而已。请转告东省京友，弟他无所长，惟不贪赃、不枉法、不害民、不欺上四句尚可自信，到任不过十数日，何至有许多劣迹被人一再参劾也。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其内。如能将弟援出苦海或放归田里，讵非大幸事，又何足计较，但行其在我而已。”再看看这信，更知道袁世凯的苦衷了。单就义和团方面，如果正常情况下，从清政府的角度，光看信本身，也可断定袁世凯是对的，更是能干的。问题是，此时的清政府要的就是错，而且你越能干，它越压你。与此同时，袁世凯的那个异母哥哥袁世敦也倒霉了。据平原县令蒋楷所撰《平原拳匪纪事》，朱红灯流窜到了平原县，当时自己和袁世敦乃是前往寻找朱红灯执行巡抚毓贤“议抚”之议的。奈何朱红灯节节胜利正打得爽呢，直接递过来了战书。袁世敦的两哨骑兵抵挡不住（按毓贤的棍棒操法，当然抵挡不住），纷纷倒下，气得袁世敦血性发作，大叫：“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复何面目见人乎？”众人感奋，适有援队前来，两队合击，又把朱红灯打了个稀里哗啦。结果呢，袁世敦被劾“纵勇扰民”，革职。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这封信中，也替哥哥喊冤了。说匪先将官兵打败，追击二里许，伤兵三名，袁世敦才回击的，误伤平民裴姓之人。不管怎么说，袁世敦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并且对自己的弟弟袁世凯也有了看法，认为他没有帮自己说话。袁世凯能说上什么话呢？上面风向转了。这风向，跟老太后的心病相关。老太后本就退而求其次了，只想废帝。但是废帝大家也反对。老太后呢，做国家领导人时间长了，养出了职业性格，那就是：你们愈反对，我愈要干。跟荣禄对谈后，她接受了荣禄的建议，那就是“择宗社近支子，建立大阿哥”，“育之宫中，徐篡大统”。于是太后立即给光绪选定了接班人——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戊戌改革时，老太太一口一个祖制。事实上，在晚清这样的衰世，最应该恢复的祖制是满洲人打天下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算不得中国的国会，更算不得西方的议会，但好歹是贵族精英的集合体。晚清找不着多少贵族精英了，但是即使贵族笨蛋合到一块儿，应该也比老太太一个人的智商与情商高些。总之，老太太选国家领导人，就跟乡间老太选自家哪头母猪应该被配种似的，透着轻率与随意。当然了，人家的家事嘛，我们外人也不好说啥。只不过，老太后连家规都违反了。雍正创造了秘密立储制，哪有这样公开选定接班人的？而且，考证两千年历史，凡是公开选定为接班人的往往没有好下场，于公于私都不是好事。但是老太后不管了。反正她这垂帘，已经违反家规半个世纪了，也不在乎再来违反一次。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召见了皇亲贵族和军机大臣，宣布自己选定的革命接班人乃是端王载漪之子溥儁，并宣谕，仪式定于新年春节举行。会上有两个人表现不错，一个是大学士徐桐，给光绪起的封号为昏德公，他自己可谓是徐混蛋了。一个是军机大臣孙家鼐，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变，选择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当俟诸万岁后方可举行。太后闻之，甚为不乐，谓孙曰：“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体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无言。”一句话把孙军机噎死了，俺的家事，与尔何干？问题是有人不干。估计是西风东渐的情况下，有国家意识了。所以立储诏书下发后，上海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一千二百余人发过来一炮，电奏谏阻。虽然他本人遭到通缉，乘英轮南逃澳门，家产被抄，但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各地响应，通电，布告，反对！与此同时，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的“保皇会”，以“救我变法爱民之圣主”为名，组织迅速扩大到五大洲近二百埠，他们的抗议电报更是如雪片般飞来，要求慈禧“速行归政”，并“决意起兵勤王”。太后心想，你们反对我不怕，问问国际友人吧。命令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进宫朝贺。之前，具体来讲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2月13日，太后甚至亲自邀请各国公使夫人进宫宴饮，做足了姿态，并且赠给她们贵重的礼品。没想到各国公使遭遇不到中国男人的那种枕头风，或者说，他们的女人也不会学着中国女人的小样儿，在跟男人睡觉时摆出买卖与交易的姿式来。总之，外国公使不干。不干也就罢了，还说风凉话：“乃贵国事，吾国何得干预？惟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耳！”太后恼死了。太后恼，载漪更恼。以新皇帝他爹的姿态在家里大摆宴席迎候各位贺客，但是最希望看到的贺客——外国驻京公使们一个没来。虽说端郡王在爱新觉罗家以智商低下而闻名，但是没有智商不说明没有自尊，或者说智商愈低自尊心愈是畸形。洋人们绝没有想到，对于大清家事的不支持，居然成就了大清家里的首号反帝爱国英雄——“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要拥护的。于是，载漪从此跟义和团穿一条裤子，民族英雄就这样诞生了。老太后也往民族英雄那个方向去了。做寡妇四十年了，谁敢对她说半个不字呢？本来预定庚子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31日让光绪皇帝行让位礼，让溥儁登基，改元“保庆”。但是国内反对，连亲信的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也以此谏止，搞得太后也不敢立行废立了，只在这一天将溥儁接入宫中，行了礼，做了大阿哥。唉，气死太后了。听说直隶山东出了神功群众，专给洋人颜色看。莫不成，希望在民间，失政求诸野？老太后的心遂向东飘去！如果说康有为“望在上者一无可望”是正确的，那么更正确的应该是“望在下者亦一无可望”。从古至今，中国的群众运动大都是运动群众，所以义和团给太后与载漪做炮灰的历史命运在此注定。袁世凯当然不知道太后与载漪的心思，他是按常识与逻辑来的。义和团当然要镇压。不镇压，自己不就成吃干饭的了？虽然上面的风向有变化，但是1900年的春天，袁世凯还是把山东的义和团给镇下去了：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转战到直隶了，也可以叫祸水外流吧。其他不说，只说直隶的义和团，连发展团众都成了绑架式的了，揭帖云：“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完了。”看这揭帖，不与之同心，不给其传播，就是男盗女娼。我宁愿做男盗女娼，也不做这样的爱国志士。你以为这种爱国志士能给你打出一个幸福自由的天下吗？马克思曾经说：“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是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要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他甚至把这种中国式革命称作“天灾”。文章的末尾，他总结说：“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咱能指望这种产物吗？【摘自：《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 端木赐香/著 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