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艺术界，及其后

新冠病毒以指数级规模和速度穿越物理边界的同时，它的次生灾难也刺激了社会各界的末日想象。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个表情包来自《泰坦尼克号》的两个场景：下沉中的邮轮象征着“2020年的世界”，甲板上演奏的乐队则代表着“生产线上内容的艺术机构和画廊”。这个表情包给艺术界敲了一记闷钟：世界之舟正在沉没，全球经济前景岌岌可危，艺术工作者的安全网和社会身份难以独善其身，难道继续生产仅仅是为了维系一种归属感？艺术工作者会不会成为这些内容的唯一观众？

《泰坦尼克号》表情包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2020年3月，为了补偿香港艺博会的取消，巴塞尔发布线上展厅，随后，商业画廊也纷纷跟进，投入非接触式销售的大潮，以探索应对疫情冲击的解药。艺术市场需求端的不确定性很多，信息不对称只是其中一种，如果无法约上藏家开个趴或者喝杯酒，经济学家就可能需要另一场危机来分析数据、比较行为模式，以预测这种销售方式的实际收益。面对因全球社交隔离而释放的剩余注意力，不以艺术品销售为主要盈利手段的艺术机构也加入了竞争。除了各种开源的线上档案、出版物和影像，播客、直播和以Zoom为代表的线上会议平台也成为了各类艺术内容的传播手段。一家位于北京，以网红形象作为自身定位的私人美术馆，在任天堂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上建起了虚拟展厅。动森萌化的世界里隐藏着一套殖民资本主义的逻辑，这座梦幻之岛上的一切资源都要从外岛获取，玩家则可以通过还贷、建房、添置家具和物件来建造自己的美好家园。虚拟展厅中可爱的小女孩坐在长椅上冥思，被安迪·沃霍尔的《奶牛》（1966）墙纸环绕，完美隐喻了对当下现实的逃避。这个项目几乎是曹斐《人民城寨》（2007-2011）的4.0版，形式说不上新颖，但它对于新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模拟却不容忽视。自新冠疫情一月份在武汉爆发以来，新型的社交网络、合作社群和知识分享方式蓬勃兴起，不同社会部门被动员起来并形成新的团结，而艺术界却仍然热衷于推销商品化的艺术体验。

2020香港巴塞尔线上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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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在e-flux上误入了一个线上开幕，叫做“异感觉好：有关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1] ，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ASMR）俗称“颅内高潮”。展览的介绍写道：“ASMR给互联网注入温柔、善意和共情，作为一种数字亲密性的形式，它按需提供安慰，抵制持续不断的连接所滋生的孤独感。据说ASMR正在被作为治疗孤独、失眠、压力和焦虑的冥想性良方。这暗示了它的成功和超验魅力。”线下世界里艰辛挣扎的人们是否能通过ASMR获得慰藉不得而知，但冥想肯定不能保护人们不受疾病和失业的威胁。纽约施行居家令不到一个月，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就与全部非固定职位的教育工作者终止了合同。在遭受大流行病的重创之后，众多服务行业迅速解雇兼职人员或停职全职员工，MoMA只是这股浪潮中的一员。与餐馆这样的小型企业不同，大部分美术馆本年度的运营预算在2019年已经获批，而像MoMA这样的大型文化机构更会提前规划未来数年的财政结构，除了公共资金和个人赞助以外，这里面首当其冲的是门票收入。门票也标示着美术馆的传播带宽，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国境线和博物馆关闭之前，票房展占据着大型美术馆和蓝筹画廊全球事业的核心，平衡着赞助理事的资本收益以及艺术生产和需求的规模。作为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美术馆之一，MoMA收藏作品、制作展览，以拥抱全球视野、思辨叙事和未来想象，为何在面对暂时的不确定性时，最先割舍的是面对公众的教育部门？博物馆和美术馆是否了丧失了在疫情后夺回观众的信心？
马德里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的馆长曼纽尔· 博尔雅-比列尔（Manuel Borja-Villel）在一封公开信中称，尽管有员工患病，但他们的工作职位不会消失，“这部分得益于西班牙政府的支援项目”，他也提出了范式转向的必要性，“最终，博物馆会重新开放，但是人们会害怕互相接近吗？我们还能继续做违背生态理念的大型展览吗？也许票房展已经不合时宜。又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过程与研究。”[2] 身处2020年的世界，重启马歇尔计划或者强调过程和研究，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向，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质询这种范式的普遍性。博物馆和美术馆作为表征现代性的核心文化基建，全球大流行是否揭露了其欧美中心范式的深层问题？我们还在坚持一种扩散主义的观点吗？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大型艺术机构典范的诞生，不乏历史偶然。当阿尔弗雷德·巴尔在与特朗普大厦一个街区之隔的纽约11西53号街组织“立体派与抽象艺术”展览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为展览制作的图谱，会为现代艺术的全球年代学打下基础，他也无法预料自己对抽象艺术的系统建构，会影响到那些不生活在西方中心的艺术家们的学习经历和职业期望，并塑造这些地区战后形成的艺术史和博物馆学。巴尔的文章重申了现代艺术从现实主义到抽象主义的进化论，他图谱中使用的“近东艺术”和“黑人雕塑（Negro Sculpture）”等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概念已经被逐渐摒弃，但MoMA展览定义的行业主角和网络被承袭了下来，其中包括艺术家、艺术史家、策展人、馆长和理事会成员等等，这些角色在劳动、身份和资源上的分工仍主宰着当今艺术界的运行。这个网络上看不到现代艺术的需求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观众”。“立体派与抽象艺术”开幕于1936年，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1937年年中之后，经济又继续下行了18个月。在如此不利的经济环境之下，展览当然不是为深受失业之苦的普通美国民众开办的，但MoMA的理事会仍然支持了巴尔，并为作品的筹措和通关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巴尔在展览画册中强调了抽象主义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假定一件作品（比如说一幅画），仅仅因为它的构图和色彩、线条、光线、形状的组织就值得被观看。”[3] 这种抽象的时代精神只能被安置在理想的、恒温恒湿的白立方里——这也是MoMA留下来的，对全球美术馆影响最持久的范式之一。即使在危机时刻，美术馆仍然可以将经济边缘群体的非和谐之音和乱糟糟的现实世界阻挡于门外，为自洽的艺术品和冥想者提供避难所。

“立体派与抽象艺术”展览画册封面
媒体已经对导致大萧条的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今年3月美股的熔断及其后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进行了大量比较，在此不一一赘述。与美国相比，遭受过二战创伤并有着社会民主传统的欧洲国家，似乎更珍惜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传统优势。德国联邦政府针对创意和文化事业推出的500亿资助计划尤为引人瞩目，这一消息很快在中国媒体和艺术圈中传开，部分居住在德国的中国艺术家已经在朋友圈上晒出了自己的成功申领。艺术的社会角色和价值在新冠危机中仍备受认可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但美术馆的助理策展人俏俏提出的一个问题，却打消了我的短暂乐观。俏俏和几位年轻人共同租住一套三居室，她带着室友们参观过两三次美术馆举办的展览，疫情爆发之后，大家就为什么德国要资助艺术和艺术家提出了疑问。俏俏将这个问题转达给我，我一开始试图围绕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资产阶级美术馆、托尼·贝纳特提出的“展示的复合体”、现代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形态，以及盖伊·斯坦丁的“流众”等几个概念来回答，却觉察到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法令俏俏的朋友们感到满意。艺术家作为潜在的“流众”并需要获得资助，并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身份决定的，他们和其他从事自由职业的年轻人一样主动选择了非稳定的零工经济，“为移动的期待和欲望而生，缺乏在一个企业里从事长期稳定工作的冲动。”[4] 这里描述的其实是斯坦丁从介于“精英”和“流众”之间的“受薪者”（salariat）中细分出来的另一个群体，即“职业自雇者”（proficians）。艺术家正是在全球艺术市场的旋转门中出入的跨国劳工，全球化的停摆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直接打击，那些有着殖民历史并深刻理解其竞争规律的欧洲国家，只是比我们更懂这门生意而已。
对艺术界来说，社会人类学家项飙对中国东北跨国劳工的研究可能更有参考价值。项飙在的一个访谈中提出对“流众”的另一种注解：“西方的‘流众’是大型社会福利国家减少和大规模市场化、自由化的产物。工人福利的丧失让他们觉得自己处于脆弱境地。西方的‘流众’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并成为活跃的政治力量。但是，中国‘社会人’的物质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多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感谢国家。即使有讨论，他们也很难理解占领运动的愤怒从何而来。”项飙的研究还强调了中介在创造劳工需求和控制跨国路线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他进一步认为这些劳工“对中国的贡献越来越在他们的消费者角色上反映出来。未来，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不会局限于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消费者。” [5]
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媒体都投入到创造艺术需求的狂热之中——这种需求被单一定义为市场价值。2014年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的启动，以及上海市政府以市场和规划两手扶持的当代艺术盛况，为票房展的增加开辟了道路。这些经由公关公司重新包装的展览，将艺术家推销为商业化视觉经验的明星制片人。围绕蓬皮杜艺术中心上海分馆的开幕展，所谓的本土能动性完全被消耗在繁复的科层结构和内容筛查上，从而放弃了在中国语境中对该馆非西方现代艺术收藏进行重新展示和诠释的机会。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范式和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褪去其历史语境，重新打造为光鲜亮丽的沉浸式消费梦。尽管不少美术馆门票已经飙升到一两百块人民币，但热情的观众仍会在票房展、双年展和博览会门前排起长龙。美术馆连锁和票房展巡回可以带来持续收入，成为不少试图开办美术馆的投资人们普遍接受的迷思，这种基于人口红利的泡沫和瑞幸咖啡向投资人推销的盈利模式并无二致。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建立在适龄劳动者的增加和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基础之上，我们无需通过数据就可以印证这一点，因为中国美术馆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年轻女孩。
隔离期间，大家迅速适应了非接触的一切：非接触式消费早已替代现金，非接触式投递避免人们涌向超市和囤积日用品，非接触式教育让家长和孩子在家里相爱相杀……真正让中国人乖乖呆在家里的可能并不是儒家思想或威权主义，而是我们对非接触式社交的快速适应。巴尔在“立体派和抽象艺术”展览里竭力背书的“抽象的冲动”，被升级为强有力的，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电子化抽象。问题是电子中介是否会在疫情之后将观众带回美术馆，还是将永远消除在实体美术馆和展览的时空关系中，以亲密的方式体会艺术作品的必要性？
仍在蔓延的疫情告诉我们现有的全球化网络是脆弱的，个体故事、微弱的声音和复杂的经验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建构和权力关系过滤并落入底层。作为文化内容生产者的艺术界身处其中，别无例外。自觉地认同于“流众”意味着破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等级，认清在欧美语境之外，艺术专业人士（包括艺术家）和其它职业之间的劳动分工并没有绝对的合法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划分在未来也可能消失。现有的美术馆机制和以展览为中心的生产模式可能难以记录并反映后新冠时代的转变。继续复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范式，移植违背生态价值的大型展览，并将艺术的使用-消费体验均一化，将无法带来任何转变。当接触变得稀缺，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抗拒抽象的冲动，寻求在地生产的土壤，成为自己的中介以重新配置艺术和其它社会部门的接触点，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2020年4月12日
[1] ArkDes presents a virtual vernissage, WEIRD SENSATION FEELS GOOD | An exhibition about ASMR, April 7, 2020, https://www.e-flux.com/video/325072/arkdes-nbsp-presents-a-virtual-vernissage-weird-sensation-feels-good/ (accessed on April 11, 2020)
[2] Manuel Borja-Villel, Letter From Madrid: The Director of the Reina Sofia on What It Will Take for Museums to Rise Again—and What They Can Do in the Meantime, April 6, 2020, https://news.artnet.com/opinion/madrid-reina-sofia-director-1824210
[3] Cubism and Abstract Art, p. 13, April 1936,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4] Cai Yiwen, Q&A with Anthropologist Xiang Biao on Northeast China’s Overseas Migrants, March 19. 2020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5348/q%26a-with-anthropologist-xiang-biao-on-northeast-chinas-overseas-migrants
*本文为英文撰写，由As you go journal（比利安娜·思瑞克编辑） 首发，并被 转载于4月17日的e-flux conversation；由作者自行翻译为中文并授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发，特别鸣谢SLEEPCENTER的真诚反馈

蔡影茜 现为广东时代美术馆首席策展人，策划了蒋志、罗曼·欧达科、奥尔马·法斯特、周滔等艺术家在中国的首次个展，以及时代异托邦三部曲，“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和“非黑/非黄/非红/非女”等研究性群展。她也是泛策展系列和“一路向南”驻地研究网络的发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