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上的文物被临摹损坏

清朝末年，紫禁城秘藏的一批画作流传到民间，比如《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等，使人们对中国画有了重新的认识。

敦煌石窟上的文物有写经，雕塑，还有壁画，早期主要研究者是文物工作者，很少有艺术家前来临摹。民国时期，也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条例，这也为文物的破坏埋下伏笔。

1941年3月份，张大千和他的夫人杨婉君，还有他的儿子张心智等飞到兰州。随后5月份到达敦煌，首先对洞窟进行编号，一共编了309号。之后张大千带着5名画师来到敦煌，对壁画进行临摹，在1943年离开敦煌之时，一共在敦煌停留2年零8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张大千一共临摹了270幅壁画，由于很多洞窟当中有重层壁画，于是张大千就将表层剥离，进行临摹，同时张大千还在洞窟内进行“涂鸦”创作。

著名考古学家向达刚抵达敦煌的时候，开始与张大千关系融洽，可是随后他在调查当中发现张大千对壁画的破坏，让他难以容忍。其中4号、5号、20号等洞窟，已经面目全非。

向达刚于是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的长文，傅斯年担心造成舆论的影响，还对破坏程度相关内容进行删改。

经删改后的文章分别在1942年27日、28日、30日进行连载。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界的反响。随后在傅斯年，李济等等学术领导人的奔走下，还有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甘肃省政府随后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要求遣送张大千。之后张大千，在4月22日离开敦煌。

随后张大千回复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他的指责，认为这一切是自己对文物保护的不了解造成的。向达刚指责张大千主要是其剥去上层，露出下层，这样上层壁画被破坏了，下层也保不住，在文物学者看来，这种破坏是不可修复的。可是在张大千看来，如果不剥离表层，是无法临摹的。

而当时没有出台相关的古文物保护办法，而张大千也是一种研究行为，所以很难对其进行追责。而且张大千在离开的时候，用抹泥、刮铲等方式清除了自己在莫高窟上的题词，实在令人费解。

比如在西千佛洞中的第8窟当中，张大千三字被利器刮去，其余题词仍然清晰可见。榆林第25号窟，题记当中的落款部分，“张大千”三字也被刮去，这些破坏行为，其实《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中，都没有提及，或者被删去。

而且很多题记，类似于记录流水账，比如“十月降雪有何足奇，也要写上几句，可谓无聊之至。”“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第五窟。壬午十一月廿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其行径类似于某某某到此一游。

敦煌壁画与中国画的现实创作有密切关系，张大千大量临摹作品，对中国文人画的创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张大千的破坏也是不可修复的，而且张大千在临行之时，为了毁灭证据，对敦煌石窟进行二次毁坏，其品德方面确实堪忧。

由于敦煌壁画是历朝历代一层层慢慢绘上去的，要获得下面一层壁画，就必须揭掉上面一层，张大千就是这样做的。

除了破坏敦煌壁画，张大千还带走了不少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勋告》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不过，张大千女儿张心庆却认为父亲是在保护敦煌壁画，“父亲在临摹敦煌壁画时，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他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张大千自己也认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后来在自己的《我与敦煌》演讲中为自己辩解，“那三年的敦煌面壁，是自己书生报国的方式。”

参考资料：《张大千年谱》、《我与敦煌》（张大千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