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便是在于人类有着独一无二的文明。文明从根本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进化方向，而只是一种自我限制的追求。这样限制的追求，是让文明可以更好更快的延续下去，而用来驱使文明朝着这种发展轨迹逆向而行的鞭策动力，便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谈论起的善恶之别。
只有人类才会如此重视善恶之别，这种独特的价值观，是人生社会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善恶的评判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延续和不断巩固的，对于其他生物来说，他们没有所谓的世俗约束，没有礼义廉耻的观念，甚至没有父母之恩的意识。
因此我们不会去谴责一个吃下自己孩子的兽类，但是我们却不能容忍一个对父母有丝毫不孝的人类。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都需要接受道德评价的筛选，最终被定义为是好或者是坏，是应该受到颂扬还是要遭遇到唾弃。
但是因为文明不是基于人类的本性，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知道恶臭的东西不可以被当成食物，因为这是我们先天的本领，但是我们却很难保证我们对一个人的善恶评判是正确无误的。譬如在历史上都很有名的两位君王——隋炀帝和李世民。
大多数人看到这两个名字的第一印象，就是前者是坏的，后者是好的，前者是恶的，后者是善的，这是我们对于两个历史人物的认知和评判，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判，但是我们这看似常识性的认知，真的会是无可挑剔的吗？
虽然常识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在品性上应该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但是历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被称为帝王模范的李世民和受到万世唾骂的隋炀帝，他们之间的相似度，却是比任何两个帝王都要接近。从人生轨迹上来说，他们都是各自帝国中的第二任帝王，都是经历了四处征讨后收尾了统一大业。
如果说李世民有定国安邦的功绩，那么隋炀帝就不能被选择性的无视。作为鼎定中原的统治者，李世民能够做到让北方的游牧民族来长安朝见，这样的事迹在儒家文明体系中是圣明君主的重要特征，但是隋炀帝也不遑多让，在他在位的前期，也一样是让北方的诸多部落做到了“远方来朝”。
隋炀帝在位的时候，隋朝的版图也在他的开拓下，渐渐地向着富有四海所实质化，这一点和李世明的开疆扩土也是有着同步一致的发展轨迹。李世民所被人所称颂的发光点，隋炀帝也并不是晦暗无光，那么两个人之所以在口碑上大相径庭，是不是因为隋炀帝做了一些李世民所没有沾染的坏事呢？
隋炀帝之所以遭受到后世的批判，一方面是因为隋朝的国运断送在他的手中，不论如何说，这都是需要他来承担责任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隋炀帝在文明的体系中，触碰了孝德的雷区，这是他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在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在孝道有着大瑕疵的人，对于父皇的妃子，他突破了道德和礼法的限制，这样的污点是让任何人都无法替他辩驳的。但是在对隋炀帝口诛笔伐的时候，我们却忽视了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以及囚禁自己父亲的事情。
这两个皇帝，不单单是功绩上的异曲同工，在恶迹上面又何尝不是一丘之貉呢？更不要说，隋炀帝只是对于父皇的妃子有礼法上的逾越，李世民却是对于自己的弟弟痛下杀手，对自己的父亲逼宫胁位，从这一点上来说，李世民的做法比起隋炀帝来讲，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个人道德上的污点有着同样的味道，在施政的挫折上，两个帝王也一样经历了征战高句丽，最后无功而返的窘迫。从个人品行到事业发展上，大面积重合的两个人，究竟是为何让他们有着两极化的口碑评论呢？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李世民懂得了一个道理，而隋炀帝却没有当回事，那就是李世民所留给后世的一句名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也就是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就是因为对待民生的不同，让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但是隋炀帝却是在穷兵黩武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葬送了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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