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三国：《汉臣荀彧“忧薨”背后的隐情》第一篇-择主之路

街头巷尾说历史，茶余饭后话三国。

公元212年，汉末三国最著名的谋士之一荀彧去世。

《三国志》记载，荀彧以忧薨，时年五十。

中国史家秉笔书史历来有个特点，就是惯用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也称曲笔。

史家运用春秋笔法的最初目的是要为亲者、尊者、贤者隐讳一些不合礼法的事情。因为中国在周朝的时候实行的是礼乐治国，尊王崇礼的孔子在编订鲁国历史的时候，创造性地使用了“一字寓褒贬”的写作方法。

这样就可以不通过议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思想倾向，只需要通过记叙性的语言就能做到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

正所谓言简意赅，微言大义，词微而指远。后来这一写史传统逐渐发展为对当时不便直言而又不得不言的史事使用曲笔。

正因为史书中常有大量的曲笔存在，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不便以及困惑和不解。而且往往字数越少越模糊，事情就越显得蹊跷，就更加容易让后来的读者产生质疑和猜想。
我倒认为史书的曲笔中，字里行间有意无意的逗露之言，恰恰是只有历史才能展现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想想那穿越千年的人物和事件，透过早已泛黄的书卷，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晰中有模糊的画卷，模糊中又含有清晰的脉络。所有的疑惑和不确定像极了笼罩在巍峨高山前的碧水寒烟，让高山若隐若现，时时引人遐想，处处让人悸动。如此读史又何尝不是一种愉悦而美妙的体验呢？

由此说来，这一千八百年前的一个忧字，让荀彧的死颇为值得思考和玩味。
荀彧因何而忧？又为何会因忧致死？这些问题请允许我通过系列文章《荀彧“忧薨”背后的隐情》来一一分享给大家。

系列文章第一篇：荀彧的择主之路

汉末三国，战乱纷纷，多事之秋，正是英雄用武，谋士用智之时。

当此风云际会的伟大时代，荀彧这位充满着政治理想抱负的青年，不负韶华，不辱时代使命，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投身到匡复汉室、勤王靖难的事业中来。

然而时境艰难，一个人的负重前行谈何容易。值董卓之乱，颍川处平原地带，四战之地，常为兵冲。颍川人冀州牧韩馥和荀彧是同郡乡党，韩馥派人迎接乡里避难冀州。

乡里们怀土难迁，多选择避难在离家较近的密西山中，而荀彧毅然带着宗族投奔了韩馥。然而来到冀州境内时韩馥已被汝南袁绍夺权。

汝南袁氏是当时的豪门望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此时袁家的新生代人物袁绍正在广撒英雄帖，网罗天下英才。见到颍川名士荀彧自然高看一眼，待彧以上宾之礼。

荀彧的弟弟荀谌以及同郡的辛评、郭图，都被袁绍所收揽。

荀彧对袁绍这种累世享受国家俸禄的公门世族，在天子蒙尘，国家罹难之际，不思匡主靖难，反而趁机夺取同盟大权的行为，内心是颇有微词的。认为袁绍终究难成大事。

但是考虑到袁家除袁绍和袁术外惨遭董卓灭门，遭如此家祸也算为国殉难之举，暂且委身袁绍，观察下袁绍以后的行为做派。

很快荀彧就发现袁绍和自己的志向并不一致。荀彧的志向是匡扶汉室，《后汉书》记：“荀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

袁绍的志向却是政在私门。意思是汉室衰微，国家政权不再是政出天子，而是改由实力强大的地方豪强、名门望族说了算。

袁绍和袁术哥俩对此时天下形势的政治判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只是行动上冒进了一些，行为举止张扬了一些，以致后来成为众矢之的而丧身殒命。

平心而论，战乱初起，形式并不明朗的时候，袁家几代人积累的家世资本释放了出巨大的政治能量。直到官渡战役前夕，袁绍的实力达到顶峰。

政在私门语出《史记·晋世家》:“政在私门,其可久乎!”

政在私门的政治形态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实力强大，诸侯底下的卿大夫们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诸侯不服从周天子的管理，卿大夫们也不服从诸侯的管理，于是就形成了政在私门的政治形态，谁有实力谁有话语权。

公元190年，诸侯联合讨董时，袁绍的表现让荀彧彻底寒了心。

首起义兵的曹操和张邈的部下卫兹在荥阳汴水浴血奋战的时候，联军盟主袁绍却在后方每日置酒高会，开怀畅饮。

曹操和卫兹最终因为兵力悬殊过大，大败于董卓大将徐荣。这一仗曹操打的很辛苦，惨败而回，身被流矢所伤，若不是从弟曹洪舍身赠马，险些丧命。

经历了汴水之败的曹操，并没有丧失斗志，意志消沉，而是壮志犹存，热血未冷。在疾呼诸侯西进讨董无人响应的情况下，再次南下扬州募兵准备卷土重来，二次讨董。

这些荀彧都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回想曹操作为典军校尉在剿灭黄巾之乱中的表现，荀彧就更加地心驰神往，感觉曹操才是雄才大略集身，文能安天下，武能定乾坤的人物。

袁绍和曹操的明显对比，让荀彧起了动摇之心。公元191年荀彧断然离开袁绍转投曹操。
荀彧在无比的焦虑之中审度天下明主之时，曹操也在心急如焚地四处找寻帮手。

这一年曹操三十六，荀彧二十九。

两位青年在时代的推动、历史的驱使、命运的安排下相遇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21年之久的恩怨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