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也曾打过货币战？“三月亡华”的野心却被“废纸”法币打垮

文／霍安治

英美支持法币，将日本逼入战争资源枯竭的绝境，英国的友华方针相当程度是香港华人的爱国情操促成。

日本东京的企划院，1939年10月2日，一份国策提案震撼军政高层，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毁灭了日本帝国。

企划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爆发后成立的最高计划机关，负责规划总体国力运用，为侵华战争调配资源。这份题为《帝国必需资源在海外，尤其在南方诸地域的确保方案》的政略案，指出当时打了两年的侵华战争，已对日本国力造成巨大伤害。原本大方供应战争资源的英国与美国，却渐渐抵制日本。侵华战争若要继续打下去，必须大胆“南进”，进军当时分别由英国、美国、法国与荷兰殖民的东南亚。

换言之，日本只有对英美两大强国开战，才能在侵华战争中存活。

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的假想敌一向是俄国，对英美以和为贵。企划院的方案违背了30年来的基本国策，却受到军方、外务省与近卫文麿派重臣的支持。于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大转弯，由攻打苏俄的“北进”，改为攻打英美法的“南进”。历史证实，这一步是日本的致命错误。

罕为人知的是，香港华人的爱国心，对日本人这自我毁灭的怪举起了关键作用。

1941年，香港一家银行内繁忙的场景。

外汇战失利使日本无法维持侵华战争

企划院之所以提出“南进”，主因之一是当时的对华货币战惨遭失败，几乎动摇日本的国本。

日本的工业规模齐备，但是缺乏资源。由铁砂、煤炭、原油、橡胶、棉花、羊毛、木料、稀有金属到粮食，都得向欧美购买，才能维持战争。买欧美物资，用什么钱是个大问题。

日本在1931年底宣布脱离金本位，日元的国际地位应声崩落，贸易商大多不愿意收日元，只能以英镑美金等强势外币结账。1936年，日本为了准备战争，进口物资达到战前最高峰，入超高达7080万日元。外汇枯竭，日本不得不开始出售国库黄金，换取英镑美元。

黄金储备是老本，而日本的老本是很有限的。1937年抗战爆发时，日本拥有等值于13.5亿日元的黄金，而战争的烧钱速度远超出日本人预期。仅1937年对外采购的军事物资，总值就高达9.6亿日元。日本只能狠心大卖黄金，一年内向美国卖出8.6亿日元的黄金库存。

战争成本实在太昂贵，日本梦想打个多快好省的“三月亡华”之战，却打成最花钱的持久战。抗战第二年，日本原已低迷不振的出口又大幅衰退，外汇更少了，只能搜求民间的黄金。1938年6月，日本银行总裁亲自向陆军省报告日元的黄金储备已经花光。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本举国欢腾，政府却到破产边缘。此时，日本出售的黄金超过388吨，国库只剩25吨，成了国际贫困户。现实的欧美商人不愿让日本贷款赊账，只是紧盯日本外汇存量。日军战史记载道：“其后向美英圈的资源购买量，只能限于其时的外汇收入额与新生产黄金量……向美英圈的输入力，以昭和13年（1938年）为界，已经开始失去其弹性。”

“限制中日战争规模的关键，在于这黄金的库存量。”但日本已花光黄金，要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只能抢掠中国的物资。近卫文麿内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沦陷区的战争果实，却大失所望。沦陷区经济被战火摧残，物资产量非常低，还是得买欧美物资。于是，日本人盯上了中国的外汇。

中国在1935年11月4日改用法币，外汇也跟着变化。原本中国不需要英镑美金，进口商直接以白银付款，欧美供货商按国际银价报价，世界各国都愿意接受白银。改用法币后，对外付款改用英镑美元，中国从头开始建立外汇储备，于是全国收兑白银，尽量向美国出售，换取美金。

抗战爆发之际，中国政府握有约9亿盎司白银，火速抢运香港，对美国出售。在抗战的第一年内，就售出3.1亿盎司。难得的是，美国并没有趁火打劫压低价格，反而坚定保持每盎司45美分的友谊价，尽量收购。

当日军满怀期待地打开沦陷区各金融行号的仓库时，失望地发现大多是法币纸钞与公债券，黄金白银很稀少。即使是在图谋已久的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也没抢到白银。冀察两省于换用法币时收兑了约4000万盎司的白银，原应解送南京，但日军逼迫主政华北的宋哲元扣下，原应是囊中物。抗战爆发时，华北存银抢运到天津租界，日军又扑了个空。

抢不到白银硬货，只能设法利用法币纸钞换外汇。英美两国热烈支持法币，三国货币之间定有稳固的固定汇率，法币1元的汇率固定在美金3角，或英币14.5便士。抗战爆发后，不少豪门巨贾将法币资金抢兑成英镑美金出逃。原本外汇储备2.5亿美元，1个月内就售出了4000万。

政府并没有禁止外汇买卖，法币毕竟是初生的新货币，如果禁止换汇，汇价必然大跌，成为国际废纸。因此，财政部只严管国内银行换汇，对上海、香港的外商银行则刻意网开一面，听任自由买卖即期外汇。法币继续大量涌进沪港换外汇，财政部咬着牙无限供应美金，挺住法币汇价，6个月内又被套出5000万美金。

上海与香港的自由外汇市场，给日本带来希望。日本积极搜掠沦陷区的法币现钞，打算运到上海、香港，换取珍贵的美金。在华北，日本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以伪币收兑法币。

理论上，法币无法购物，老百姓自然交出换伪币，日本就能集中大量法币现钞到沪港换美金。此时，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任由日本以搜刮来的法币榨干外汇，二是禁止外汇自由买卖，让法币成为国际废纸。

中国兵行险棋，于伪联储行成立的4天之后，宣布外汇买卖全部改为审批制，变相禁止外商银行自由买卖外汇，杜绝日本套汇。法币的国际汇率果然应声下跌，对英镑由14便士跌到8便士，对美元跌到15.625美分。但是，中国人对国币的信心，拯救了法币，国内币值并没有与对外汇价一同大跌。华北老百姓更自发抵制伪币，即使是日本商人，也不得不以法币做生意，法币仍然是中国最强势的货币。

物资抢掠不顺，外汇套购无门，法币更是百打不倒，日本财力已经到崩溃关头。就在武汉陷落前夕，深受日本人爱戴的“皇太弟”秩父宫雍仁亲王面见天皇，要求“实时无条件解决”中国事变。对战争最狂热的军方，也出现了主张“实时和平”的呼声。

这时，只有英美两国能救日本。

港人爱国心改变地缘战略

抗战打到第三年，日本已经山穷水尽。于1939年10月升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回忆道：“我就任参谋次长后，立刻从各方面探讨，到底中日战争持续至今，日本的国力尚剩下多少的问题。结果，对外虽然嘴硬，内部却像芯部腐烂的水果。”

侵华鹰派占上风，战争无法停止，泽田茂只能期望国际情势出现奇迹，解决侵华战争。“当时的想法，是只期望在世界性事件中，以混水摸鱼的方式，来找出解决的良方。”

然而，英美两大强权摒弃捷报频传的日本，支持胜算不大的中国。香港华人的爱国心，是英美亲华的重要因素。

占香港人口98%的华人，顽固坚守民族精神，是英国殖民史的隐痛。“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也没能在这个实事求是的种族上，留下很多影响。”《泰晤士报》名记者简·莫里斯写道：“英国人统治了150年之后，还有为数惊人的华人不会讲英语，甚至进了大学也常常英语能力欠佳……英国主义最盛时的港督罗便臣爵士，就没好气地说过，香港华人这种一点都不愿英化的个性，实在是很不寻常，更别说是（让他这个总督）丢脸了。”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里的异类。如印度等殖民地，本地人普遍以英国化为荣，讲英语、打马球、喝下午茶、为英国打仗。只有香港华人对英国的文化同化无动于衷。

英国无法真正征服殖民，只好单纯以香港作为对华贸易的营运中心，洋商地位至上，统治者并不重视华人。直到1920年代，香港工业突飞猛进，新一代企业家多是华商，华人地位才渐渐上升。但香港华人的骨子里仍然自认是中国人，对英国没有认同感。

1925年7月，五卅惨案与沙基惨案激起省港大罢工，各阶层华人一致抵制殖民地政府，香港顿时停摆，英国被迫撤换总督。新上任的总督金文泰“彻底热爱中国，会讲官话和粤语，中国书法精湛”。他知道“洋人支配中国的日子已经到尾声”，英国人要继续以香港为商业基地，只能策略性顺应华人。

1930年代，英国的对华政策采取友善路线，以换取长期的商业优势，也避免香港华人再次反抗港英当局。抗战爆发后，英国被迫重新检讨英日关系。英国在一战时损失百万青年，失落整个世代，幸存者成为最坚定的反战派，英国政府热心签署了所有和平限武条约。日本虽然是英国在远东的第一大假想敌，但英国总是以和为贵，处处让步。在中日战争中，英国左右为难。

“英国本来可以通过承认日本在华地位，恢复两国关系，这个举措不论多么令人反感，在战略上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作为一个日渐衰弱的帝国，英国正面临越来越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欧洲战争。”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威尔士认为英国理应背弃中国，与日本合作。但他承认，“一旦向日本屈服，香港华人很有可能会举行罢工”。

于是，英国成为骑墙派，港英政府放任香港成为中国抢购军事物资的主要海口。日本愤怒交涉，当局也服软而封闭粤港边界。香港华商迅速开辟出由香港到沿海小港的走私路线，港英当局又“善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免激怒华人。

到了1939年，日本渴望“在世界性事件中混水摸鱼”，英国被推上中日战争的风口浪尖，不再有左右逢源的骑墙空间。

日本对英国最大的期望，是联手打货币战。1939年春季，日本在华中沦陷区筹建“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若英国能支持伪币，就能将法币挤出华中。但英国借词推托，日英合作告吹。

英国的下一步棋更为亲华，激起日本暴怒。

由香港出击的货币决战

中国禁止外汇交易，虽然杜绝日本套取外汇的途径，却也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商金融，更造成法币国际汇价的崩落。抗战成为持久战，法币不能倒，财政部认为只有重新开放自由买卖外汇的窗口，才能使法币继续坚挺。但日方必然乘机抛出法币，套购中国的外汇，进而造成市场恐慌性的套购。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多，势将快速枯竭。

只有筹措一笔足以抵御套购狂潮的巨款，将日本抛出的法币按照固定汇率买下，日本抛多少就买多少，才能使市场保持冷静，打赢货币战，但中国外汇储备不多，拿不出足以与日本正面对决的外币巨款。在这危难时刻，刚拒绝与日本合作发行伪币的英国，居然热心协助中国打货币战。

1939年3月10日，中国与英国协议在香港成立“中英平准基金”。双方各出资500万英镑，以1000万英镑的实力，强力稳固上海与香港两处外汇市场的法币汇价。这笔巨款折合日元约为2.1亿元，相当于1939年日本对华战费的1/10。

更惊人的是，英方拿出的500万英镑巨款并不是英国政府的钱，而是香港两大银行汇丰与渣打联手拿出来的。这两大银行特许发行港币，是香港金融支柱，具体展现香港各界拥护中国的热情。最精明的英国银行在中日战争中看好中国，更使日本惊恐。

美国的外交路线一向被英国牵着鼻子跑。英国政府主动向美国国务院提议“采取平行而同步的行动”，援助中国打货币战。坚守孤立主义的美国虽然没有响应英国的邀约，但内部已激发出亲华呼声。

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处长亨培克提出备忘录，开始思考援华的必要性：“我们见到日本并没有征服中国，却干涉美国的在华利益。我们是否不应考虑出手阻止？”

中英平准基金由位于香港的五人委员会主持，时称“香港会议”。以香港金融界的英镑为武器，进军上海租界外商银行的外汇交易市场，将法币的国际汇价强硬稳固在英币8便士与美元15.625分。

日本发动排山倒海的货币战，以巨量法币现钞套取平准基金的外汇，成功激起国内资金的恐慌性出逃，出现无可抵挡的外汇套购狂潮。平准基金坚守固定汇率，不惜代价，每天以英镑全部买进大量抛售的法币。战况非常惨烈，平准基金两次被迫停止出售外汇，固定汇价也两度失守。1940年5月，1000万英镑平准基金只剩20万英镑。

就在这弹尽援绝的5月，德国发动闪电战进攻法国，外汇市场对欧洲信心应声崩落，由中国出逃的资金反而汇回国内买法币。

“据估计，到1940年年底，约有价值20亿法币的外汇从香港、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重新流回国内……这笔意外流入的资金，使该基金能维持汇价。”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回忆道。在这峰回路转的奇迹一刻，中英平准基金打赢了中日货币战。“法币价值的相对增强，使日本企图将法币逐出外汇市场，并用伪华兴券取而代之的梦想化为泡影。1941年初，伪华兴银行关闭，而日本军用票也从流通中收回。”

国际社会是最现实的。中英平准基金的胜利，燃起美国对中国胜利的信心。1941年4月，美国加入战局，提供5000万美元巨款，加上中国的2000万美元与英国的500万英镑，成立“中国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这笔巨款大约相当于3.6亿日元，将近日本银行日元发行储备的一半。

如此庞大的外币资金，成功稳住法币汇价。同时，英美两国政府正式出面，要求本国银行支持平准基金。中国人在英美领地的银行户头被冻结，以免资金再次出逃。日本人在英美的户头也同步冻结，浇灭兴风作浪的火苗。外汇买卖更由中美英联手检查，切实杜绝日本套购。法币汇率自此风平浪静，一路维持到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香港闹市区巡逻的军车，车上载的是英军中的印度士兵。

美国和英国政府直接出手帮助中国打货币战，就是公开与日本为敌，日本已经被孤立。

日本走向疯狂自毁之路

稳定法币汇价的最后一步，是易货贷款。

中国与日本一样，依靠进口物资打仗。日本有工业、缺原料；中国则是有原料、缺工业，需要买进工业成品。中国的外汇十分有限，但是盛产原料，就比日本多了一条出路。

193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的进出口银行开始对中国提供政策性的易货贷款。第1笔贷款2500万美元，以桐油偿付。中国采购美国产品，不必用英镑美元现货结账，国际采购就不会影响外汇准备，这是中国的制胜奇招。日本大肆抗议，但美国接续提供4次易货贷款，以桐油与锡偿付，总额高达1.2亿美元。

货币稳定的关键是信心。英美联手支持中国法币，冷淡日本伪币，就等于押注赌中国胜利。法币威信大增，各种伪币则被唾弃，日本货币战惨败。更惊人的是，法币不但打倒伪币，更压倒日元。

日本商人的对华贸易以法币结账，法币一有波动，日本国内的日元跟着上下起伏。1938年6月，法币贬值至8便士，日元跟着下跌三成。日军战史不服气地记载道，日元居然被法币的“大陆通货膨胀”带着一起贬值。

“敌破坏愈甚，而我法币之信用愈好。”经济学家马寅初回顾战时货币战时感慨道，“以前，我法币十元，仅值日金六元五角。今国人因轻日元而重法币，法币十元竟值日金八元五角。法币价格之如此高涨，实受敌人种种破坏之赐也。”

美国出手总是急躁而爆烈，货币战只是破题。1939年7月，美国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对日输出的战略物资逐项检讨设限，日本各界如五雷轰顶。1940年5月，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迫使日本放弃其趁荷兰之战败及英法之苦境的向南方推进”。1940年12月，罗斯福下令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1941年4月，美国与荷兰及英国签订共同保护东南亚殖民地的《ADB协议》。日军攻占法属越南后，美国更是冻结日本资产，招招打在日本痛处。

1940年6月20日，首先提出“南进”构想的日本企划院，惨遭雷击焚毁，仿佛上天示警。就在同一天，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开始进行掠夺东南亚资源的战略概估。“帝国为解决中日战争，发动交战权，随之对上海（租界）、香港采取断然之措施。形势所趋，将成为全面对英法之抗争。其结果，在上海（租界）、香港、新加坡、河内等地，将有我军之作战……（并）侵入荷属东印度。”

攻掠英、法、荷殖民地，必然激怒美国。日本一向全力避免对美作战，但货币战大败，战争资源枯竭，日本只能铤而走险，“必须坚持不辞对美一战之决心”。

追根究底，英国与美国支持法币，将日本逼入战争资源枯竭的绝境。而英国的友华方针，相当程度是香港华人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操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