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形成始于一个人：无锡名士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职还乡，与胞弟顾允成及好友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设座讲学，以实现由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
他们在讲学的过程中，密切关注朝政。
有明一代，政府有通过邸报向官员公开政务做法，邸报的内容，主要有两项，其一是来自京城臣僚及地方官员上呈给皇帝的各种章奏疏议及皇帝在其上所作批答。其具体做法是，奏章一经皇帝阅读，“就于奏本后批写旨意送该科给事中收。转令该衙六抄出施行”（《大明会典》一百一十二卷）；其二是“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左右，珥笔记旨”，做皇帝接见臣僚的谈话笔记，该笔记经皇帝核审后，则抄发到在京各衙门“互相传报，以告朝政”，抄发的内容不但向官员公开，而且向民间公开。
所以说，就算只是大明帝国里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只要他愿意，对朝廷的各项措施、政务，是可以拥有很高的知情权的。
这就是为什么谈迁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却可以在家里修纂《国榷》的原因。
事实上，不但《国榷》，就连《明实录》，其编纂素材也主要是来自于邸报。
顾宪成等人原本就是朝廷政要人员，受儒家“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退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思想影响，身在野而心系朝廷，要了解朝廷中的一动一静，其信息的来源渠道远比普通百姓多得多。
他们讽议朝政，发表高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影响所及，朝中许多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纷纷为之侧目，渐渐遥为呼应，甚至亲临授学。
东林之名由是闻名海内，东林书院也因之成为了士之渊薮。
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隐成其中领袖，时人号为“三君”。
围绕在“三君”周围的，则是一个由读书人构成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敢于坚持原则，为实现理想不怕打压，不怕牺牲。他们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和万历帝，和各派系大臣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从“妖书案”到“梃击案”，再到“红丸案”、“移宫案”，倾尽全力地支持朱常洛和天启父子即帝位。
天启即位之初，所启用的如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等人均是东林骨干以及其同路人，史称：“众正盈朝”。
对于熊廷弼的死，《明史》的说法是：“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
这种说法对，但又不完全对。
熊廷弼原属于楚党，在朝内任御史时，很看不惯东林党，经常和御史台里的姚宗文、刘国缙联合在一起攻击东林党。
熊廷弼这样做，是因为狂狷孤傲，生性如此——只要他看不惯就开炮，逮谁骂谁，并非纯粹的党派之争。
而姚宗文、刘国缙就不同了，这两位爷，炮轰东林党，是为了出风头，为自己的升迁铺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攻击东林党当作事业来做的。
杨镐下课，熊廷弼接任经略辽东，姚、刘两人满以为熊廷弼是自己的同类，会拉兄弟一把，可熊廷弼却不屑于搞这一套，对两人的摇头摆尾、打滚求援充耳不闻、置若罔闻。
姚、刘两人被激怒了，从此，开始了对熊廷弼不遗余力的销毁。
在他们的鼓动下，其同类闻风而动，纷纷跟着起来诬陷和攻讦熊廷弼，说他欺君、专断、丧师辱国。
熊廷弼第一次下台，全拜他们所赐。
熊廷弼没有想到，在他危难和落魄时，能实事求是肯定他的成绩，替他说话的人反倒是东林党人。
熊廷弼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曾多次要求朝廷派人到辽东核查实情。
然而，被派来考核的官员却是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
可以想象，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要真来，熊廷弼会被搞得更惨。
关键时刻，是东林党人杨涟上疏，改派了没有卷入党争中的的无党派人氏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
朱童蒙回来后的报告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
这个报告，为熊廷弼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袁应泰殉国，东林党人首辅刘一燝也摒除门户之见，实话实说道：“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广宁兵败，辽东尽失，负主要责任的人虽然是王化贞，但作为王化贞的上司，作为辽东边事的总负责人，熊廷弼还是避免不了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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