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音乐回忆录：狮子山下，终究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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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天，香港正遭遇着SARS不怀好意的问候，人们彼此看不清口罩后面隐藏着怎样的表情。

愚人节那天，张国荣从东方文华酒店二十四层跳下，更加重了当时的悲情色彩。

黄霑站出来，招呼圈内的朋友组织了一场缓和气氛的演唱会。

聚光灯下，他中气十足演唱南音暖场的情景，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凉风有信

今晚月色无边

等我在狮山脚下

共各位话下当年

这场演唱会取名为“狮子山下”，因为那是香港人绕不开的心灵寄托。

32天之后，香港35岁医生谢婉雯因公不幸感染非典去世，让人心痛又感动。

事后，谢婉文父亲强忍悲痛说了一句话：“希望婉雯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能够鼓励港人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正是香港人文精神的高地。

1997年，印着紫荆花的区旗刚刚在香港升起的第2天，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美国人索罗斯狙击泰铢大获成功，从而做空了整个泰国。

这位著名的国际金融炒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

1997年7月、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机性抛售，港币贬值，股票暴跌，悲观 情绪开始蔓延，呈现哀鸿遍野的景象。

索罗斯认为机会已经成熟，决定一举摧毁香港金融业。

他在《华尔街日报》公开表态：“香港必败！”

事后证明索罗斯的论断还是太草率了。

就在香港准备奋起反击时，内地传来声音：“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香港繁荣。”

最终，几轮较量过后，索罗斯扛不住了，只得黯然退场。

如今看来，那场决战依然惨烈。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香港民众曾唱起过一首久违的歌。

这首歌就是《狮子山下》，正是它给了香港民众以力量。

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拋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

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让我们大家用艰苦努力

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电影《跛豪》中，作为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穷困潦倒的汕头青年阿豪坚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靠着打拼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

阿豪是在内地经济困难时期，跟随难民潮到达香港的。

这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

抗日战争结束后，香港经济开始恢复，为躲避战火，从内地到香港生活的人开始参与到建设中，但背井离乡使他们认为自己始终是偏居一隅的过客。

紧接着，朝鲜战争引发了禁运，香港转口贸易急转直下，但纺织业和服装业的迅速发展弥补了部分损失。

塑料、电子及金属制品这时候也开始蒸蒸日上。

精明的香港人还对症下药，搞了不少新意思，比如出台新劳工法、加强对妇女和青年的保护。

此外，英治下汉语能成为官方语言是民之所幸，越来越多的国语和粤语歌曲出现，让香港人有了自我意识。

到1959年前后，两大音乐景观出现，一个是香港商业电台用电波把歌曲送进千家万户，另一个是邵氏、电懋两大电影公司开始用心做音乐。

原本，香港的收音机是真空管的，随身携带是天方夜谭。

就当商业电台一中一英两台启播的时候，袖珍收音机出现了，这真是科技赐予香港人的礼物。

袖珍收音机价格低廉，普通家庭都买得起，于是收音机牌照登记激增，两年时间就增加了60%。

客厅里放一部收音机，就可以从早上七点听到午夜十二点，岂不快哉？

城市森林里，足不出户听歌手唱着新鲜的歌曲成为现实。

葛兰是新生歌手中的代表，原来在电懋中出演《曼波女郎》《野玫瑰之恋》而成名。

她受邀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电视节目，成为全港自以为傲的大事件。

一曲《卡门》婉转悠扬，被后辈无数次翻唱。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

一点也不稀奇

男人不过是一件消谴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

正如这歌词的味道，当时的香港音乐已经在为舒适的“小康日子”里的小爱情多愁善感。

张彻对葛兰不吝美言：

“我以为若论唱歌，在时下国片女演员中是不作第二人想的，因为她唱爵士，有其古典根基； 比某一位大收学徒，大开音乐会，大灌唱片的自称花腔女高音的女声乐家还高明﹗”

六十年代的张彻已经是邵氏的头牌导演，他一边听这样的情歌，一边也没耽误展示《独臂刀》的阳刚之气。

不由得想起当时的良心武侠片导演们，张彻、岳枫、胡金铨，是一代人的回忆。

没有一种音乐格式可以亘古长存。

很快，老式甜歌式微，青年的新音乐开始风靡。

1964年，英国甲壳虫乐队到香港演出，蓄势已久的香港青年人终于有机会可以肆意宣泄。

那种震撼，超过了三十年后，内地魔岩三杰创造的红磡神话。

在此之前，这一代从小学习英语的香港青年的偶像是猫王，在暗处里对工厂妹们迷恋的港产粤语歌手嗤之以鼻。

甲壳虫走后，青年们的本土乐队偶像登上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末，太极乐队、草蜢乐队曾在香港名噪一时，可要说起香港乐队第一人，非泰迪罗宾莫属。

在泰迪罗宾组建花花公子后不久，许冠杰也组建了莲花乐队。

他们后来都成为了音乐专才，闪耀香港乐坛。

许冠杰是粤语音乐的词曲唱的集大成者。

泰廸罗宾在当演员和导演电影之余，也兼职成为作曲家，写过几首名曲。

就在乐队高唱内心的放荡不羁时，有的人却在冷眼看着香港音乐的现实。

某天，一个名叫顾嘉辉的年轻人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夏蕙夜总会，他是那里的乐师领班。

当时，香港本土的音乐水平确实不怎么高，能够担任领班的不多，顾嘉辉算是其中一个。

其他都是菲律宾的乐师。

就在演奏的时候，顾嘉辉时常想起的那个问题又在脑海中出现：“为什么香港人就不能做出自己的流行音乐呢？”

从那时起，顾嘉辉就决定，闯出一片天。

1967年，无线电视开播。

邵逸夫从电影转战电视后，瞄准了长篇电视剧，但起初的电视剧诸如《清宫残梦》《梁天来》和《啼笑姻缘》，风格与之前的粤语电影类似，并无什么新意。

倒是顾嘉辉立起了一块里程碑。

他为《啼笑姻缘》作曲的同名歌，成了粤语歌曲翻身的开端。

在那之前，粤语歌被认为粗俗而不被重视，香港电视剧宁可使用国语歌曲。

顾嘉辉后来回忆说出了创作时的不安。

“初时我和剧集的编导王天林都有这种担心，所以这部电视剧的歌曲我们交由仙杜拉演唱。

原因是她在乐坛中以唱英文及国语歌为主，由她唱出这些粤语歌曲，起码不会给人老套的感觉，用多少洋化的歌手来平衡那些中国化的歌曲，可见那时的信心实在不大。”

听过《啼笑姻缘》后，才会发现它跟后来徐小凤、邓丽君的曲风是一脉相承。

在一座日渐繁华的大都市里，音乐越来越成为一种信仰，改变的又何止是曲风。

《狮子山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狮子山下》剧照

1974年，电视剧《狮子山下》与观众见面，它以黑白菲林的样式反映了草根阶层的生活实景，在香港引发了热议。

这样一部接地气的电视剧与《七十二家房客》，可称为当时香港电视的“双璧”。

音乐又该如何选呢？

几年后，黄霑、顾嘉辉聚到一起开始为《狮子山下》创作，这二人真可说是词曲界的翘楚，“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几经周折，一首词如满弦弓、曲如半天虹的同名歌曲跃然纸上。

歌曲拿给罗文唱，恰到好处。

这可以看作几年后，香港大街小巷流行《铁血丹心》《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预热。

罗文

与此同时，许冠杰的市井歌也补齐了香港音乐精神的壁石。

玩够了乐队后，许冠杰和哥哥许冠文在无线电视主持娱乐节目《双星报喜》。

在此期间，他的一首《铁塔凌云》振奋歌坛。

《铁塔凌云》是与《狮子山下》齐名的励志歌，更加柔和悠扬。

再后来，许冠杰用《天才白日梦》《浪子心声》唱出了小市民的乐观情绪，一时间街边的音像店纷纷贴出“许冠杰售罄”的海报。

就这样，香港音乐迎来了光彩的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胡耀邦半夜听到了一首香港流行歌曲，就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说这首歌一定要听、要学，让人赶快把录像带寄给他。

后来，他还带着全家人学唱。

这首歌就是《我的中国心》。

1979年，张明敏还是香港一家电子厂的工人，他跟随老板来内地，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

“街上都是穿中山装的人，啤酒也是热的，没有冰块。”

后来，张明敏唱了《爸爸的草鞋》等几首爱国歌曲，一时间被香港人称为民族歌手。

适逢中英谈判，香港气氛非常活跃，张明敏打算再唱一首。

唱片公司找到了黄霑帮他写词。

词真的不太容易写，黄霑半年没有给稿子。

制作人急着赶档期，就去黄霑那里要，黄霑急了就说：“要拿就去垃圾筒找吧。”

因为他已经写了很多，但都觉得不满意。

后来，经纪人真的把那些稿子收集起来，找到了被定稿的《我的中国心》，曲作家王福龄特意为这首歌写了曲子。

1984年春晚前夕，导演黄一鹤想找一位港台歌手参加。

为了避免气氛紧张，他在汇报工作时说：“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

不久后，黄一鹤到深圳听到了《我的中国心》，拍板决定就是这首歌。

于是，在那届春晚上，观众看到了披着长围巾的张明敏，《我的中国心》随后也就在内地流行起来。

与此同时，香港也正以另一种方式诉说情怀。

卢国沾童年是在内地度过的，在成为一名词作家后，一首饱含乡愁的《大地恩情》是他的最爱。

河水弯又弯 冷然说忧患

别我乡里时 眼泪一串湿衣衫

人于天地中 似蝼蚁千万

独我苦笑离群 当日抑愤郁心间

若有轻舟强渡 有朝必定再返

水涨水退 难免起落数番

大地倚在河畔 水声轻说变幻

梦里依稀满地青翠 但我鬓上已斑斑

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丽的电视播出后，收视率无可匹敌。

与此同时，无线电视此时也开始发力，那时很多电视剧都热衷于家国情怀。

《射雕英雄传》《大侠霍元甲》《上海滩》是这其中的代表。

那个年代，很多内地的电视观众都是在村头坐着小马扎看《上海滩》，一边为许文强、冯程程的难成眷属感到惋惜，一边又为冯敬尧勾结日本人感到厌恶。

时隔多年，有的人可能已经把剧情淡忘，可那沧桑的“浪奔，浪流”旋律却始终记在心头。

叶丽仪有粤剧功底，唱起这首歌字正腔圆，正如她在圈内受人尊敬的地位一样。

多年后的英国告别仪式上，主持人有两位，其中一位就是叶丽仪。

上海滩已成往事，透过它可以看见八十年代的香港音乐的情怀。

写完《大地恩情》后，卢国沾发起了一场“非情歌运动”，试图把香港音乐从卿卿我我的泥沼中拉出来，还为此写了《螳螂与我》等几首歌。

然而，香港音乐娱乐化的潮流将他推倒，继续向前走了。

在他以后，恐怕也只有Beyond的歌里还能听到不一样的味道。

1986年，黄家驹的一位朋友Mike Lau从香港返回阔别十年的故乡，回港以后，感触良多。

黄家驹被他感染，就将这份想念故乡的情怀放进了歌里，名字叫做《旧日的足迹》

黄家驹，真是一个性情中人。

南非总统曼德拉为种族斗争入狱28年，黄家驹出行非洲返回后，写了一首《光辉岁月》，向这位“全球总统”致敬。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向这个社会索取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先问你自己给了这个社会什么，我给了音乐。”

进入九十年代，香港音乐开始向娱乐看齐，越来越多的歌手和词曲作者没有了精神向往。

直至黄家驹死后，他的精神后继无人。

直至金融危机和非典，人们才又记起原来香港音乐的精神还在，只是已经从“流行”变作了“经典”。

狮子山依旧在那里巍然而立，感受着时代的变迁。

参考资料：

1.《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尤静波

2.《香港名人访谈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新周刊

4.《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 黄霑

5.《光辉岁月：黄家驹传》 邹家琦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淘漉音乐（ID：taolu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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