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啥呢”考古奥斯卡Vol.8|发现两千年前的“通天之地”

考古“奥斯卡”是

“挖啥呢”君2019年起

于《中华遗产》杂志

撰写的专栏

带您领略

正在改写历史的中国考古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级别最高、持续时间最长（700余年）、文化内涵最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图中可见遗址所处位置及周边环境。

1914年冬至，袁世凯身着他结合“周礼”概念恢复的祭祀礼服，于北京天坛举办了堪比皇帝之尊的祭天大典。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的野心，如此已路人皆知。众所周知，在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帝王时代，都城南郊的祭天传统素来是与皇权威严紧密相连的。其历史可上溯至近两千年前的西汉末年，彼时权臣王莽已将年少的汉平帝掌控于鼓掌，随即开始逐步推行起自己儒家治国的疯狂理想，其中就包括“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汉书·郊祀志》），即效仿周初于长安南郊建立礼制建筑。而这，也为日后新莽王朝在行将被绿林军消灭之际，王莽率领满朝官员于此“哭天”，企望上苍可以开恩助他扭转颓势，埋下了荒诞的伏笔。

那么问题来了：王莽以前的中国帝王，又是如何祭祀神明的呢？

玉为山川之精，天地之精，在商周时期，就被用来制作祭祀天地时使用的重要礼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人们附加在玉上的神性和礼义渐渐消失。图为秦汉血池遗址中发现的玉明器组合，无论造型还是玉质，都已无法和商周玉礼器相媲美

故事要从起于今甘肃省的秦人刚刚救周朝于犬戎之手，被列为诸侯开始讲起：秦襄公自认是西方天神白帝（少昊）的代表，于是在其封地建立“西畤”为之祭祀。何为“畤”？《史记·封禅书》中说，“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西畤”的建立，开启了此后一路向东、挺近关中的秦人，随都城迁移而设“畤”的历史。其中，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秦人故都雍城，有传言道其地势高，神明便“聚居”下来，秦人在到达前此地就已有畤存在，雍城的祭祀传统或起源自黄帝时期，直至周朝末年。定都这座“圣城”后，从秦文公至秦灵公的三百多年间，分别祭祀白帝、青帝（太昊）、黄帝、炎帝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在雍城周边陆续出现，即后世著名的“雍城四畤”。迨至秦始皇一统天下，虽然秦人亦祭祀各式名目的大小神明，但地位最为尊崇还是非雍城四畤所祭天神莫属，其祭祀大典皇帝都会亲临参加。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秦朝崩塌，刘邦创汉。战胜项羽前，刘邦入主关中，忽然好奇起雍城四畤，发现其中唯独不祭祀“五帝”中的北方天神黑帝（颛顼）。未来的汉高祖不禁感言：“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于是设北畤，并延续秦朝雍城祭祀制度。自此，幸“雍城五畤”又成为了西汉皇帝重要的“待办事项”，仅汉武帝一生就曾“郊雍”13次。

经局部解剖发掘的“坛场”结构

那么，曾在中国帝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雍城祭祀制度，至今岂能片羽不留痕？果然，在东南距离雍城遗址12公里的雍山山梁上，考古工作者于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座“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圆锥形土台。这一线索最终促成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6年对“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展开发掘，并将北畤这一“通天之地”，呈现于今人面前。

“夯土台”正如人们对畤的想像：登上通高5.2米、基座直径23.5米的“坛”，壮阔雍山尽收眼底，坛上可能还存在过沿用至秦汉以后的亭、阁类小型建筑。坛外是一圈环状的“壝”，这里应是原先坛墙的所在。壝外还有三层逐级抬高的“场”，即文献记载人们登山而上的“垓”。此外，夯土台周边又发现了从山下不同方向通向这里的道路遗迹，所谓“神道八通”；附近山梁高处，另残存疑为皇帝主祭的“斋宫”、祠官常驻的管理建筑或祭具存放场所的基址与材料。总之，血池遗址不仅为畤无疑，而且保留完整，两千余年前帝王祭祀神明的虔诚与豪迈，仍令人仿若历历在目。

实用原大车四马长方形深竖穴祭祀坑

那么，皇帝迢迢至此，又是如何祭祀？史载简略，可知秦德公在建都雍城的第一年就曾以三百牢——牛、羊、猪各三百头祭祀鄜畤。甚至“血池村”这一如今地名也给人浮想，或否这里曾作牺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毕竟《明史》中提到，北京天坛圜丘坛南门外设有处置牺牲的燎炉血池，以表达不忘祖先茹毛饮血之意。

此次发掘出的近百处祭祀坑，成为了管窥雍城祭祀规格的绝好样例。其中一类形制较大的长方形竖穴深坑，坑底、四壁、顶部都有木板，使祭祀坑仿佛一件超大木箱。其中祭品包括：四匹幼马、一辆配有精美青铜饰件的模型马车、多件玉器（男女玉人、玉琮、玉璜等）以及模型弓弩、箭镞。这一简约不简单的模拟战车情境，应该便是祭祀者为神明瘗埋的“礼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血池遗址的发掘，推断出了一些当时祭祀大典的具体细节：提请、择吉日、出行、抵达、涤牲、省牲（君主亲自过目马牲的口齿年龄和毛色）、宰牲与聚血、入斋宫（做静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礼仪之前的准备）、坛场祭献、迎天神（燔燎祭祀与歌舞演唱）、送天神、撤馔、瘗埋……

血池遗址的祭祀坑有3200余座之多（图中黄点所示为其中的一部分），可分为车马祭祀坑、三牲献食祭祀坑与血祭的空坑三类

继2005年考古学家于甘肃省礼县鸾亭山发现西畤遗址后，血池遗址使秦汉祭祀体制得以进一步廓清，因之摘得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近两年，扎根雍城考古近三十年的血池遗址领队田亚岐先生进一步指出，刘邦创设的北畤，应是从秦人的上畤原址发展而来。想来汉代皇帝来到秦人故都已是舟车劳顿，不可能把“雍城四畤”分别祭祀一遍，便以北畤为代表，对“雍城五畤”进行统一祭祀。而当皇帝不能亲临祭祀大典时，在血池遗址周边发现的“烽头台”还会点起“权火”，一路向京城传递祭祀的信息，由此进一步省却皇帝的劳烦，非常的方便。

但如此这般，仍不能阻止雍城祭祀制度最终的沦落。劳民伤财的祭祀大典不仅不能真正“与天滋润，强国富民”，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皇帝奔赴秦人故都行最高级别祭祀大典，与日渐掌势的儒家观念产生了龃龉。因年少时“凿壁偷光”而闻名后世的大儒匡衡，即向汉成帝进言，称雍城四畤本是诸侯秦国的祭祀体制，“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而在长安南郊祭天，“天—阳—天子—京城”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再好不过。自此，雍城祭祀体制见证了中国帝制通过推行儒家向中央集权转型的历史进程，开始逐渐风光不再，也便铺垫下了日后王莽“哭天”及至袁世凯“祭天”的一系列故事。

其实想来，雍山之上的郎朗晴天千年未变，为何此地北畤却化为陈迹？怕是人心沧海桑田，所谓虔诚，终是出于对现世的计算。

本文刊载于《中华遗产》杂志2019年第10期

文中图片来自田亚岐和《中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