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沉沦在“互害社会”里太久了，该走出来了（新墨家系列访谈之四）

《唐家讲堂》

急疫乱，思墨家

——新墨家复盘新冠疫情危机

【唐家讲堂】第一次开讲，就是一次线上、群口的新墨家大辩。

新冠疫乱危机超过40天，仍未结束。
17年前的SARS危机来而复去，各界总结、修补、重建，据说已经重构了完善的疫病危机应急系统，国人信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怕妖氛又重来。

17年久远得好像上个世纪，2020，妖氛重来了。来者不是别人，是SARS家族兄弟，新冠状病毒。四十多天，疫乱入侵者让14亿人的世界第一大国的春节，在最高等级的紧急状态下苦挨。

国人震惊。原来我们没有准备好——在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
由《唐家行乐图》从唐家发起，南方的几个新墨家学者一起思考了这场自然灾害，反思灾害应对中间的机制、效率种种，以及引爆的精神危机种种。

【坐客嘉宾】

• 程楚键：墨学研究者、四卷本《墨子通议》作者

• 顾如：墨学研究者、《立墨——<墨子>经义释诂》作者
  

• 刘永在：墨学研究者、《归正墨学》作者

• 吴布言：墨学研究者、“墨教文丛”编委

• 崔壬杰：当代墨学文化委员会主席、武都墨学社社长

• 黄蕉风：香港墨教协会主席、深圳墨门书院副院长

珠海点亮夜空，为武汉应援，photo by KaGa

墨家精神和墨子思想是新时期价值重建的宝贵资源

《唐家行乐图》 ： 疫乱中众生各相，可算文化精神最真实的镜像。以邻为壑、移害外乡等等选择并不是官方意思，但在城市乡村，原子化的人群却表现出行动的高度一致性：远则武汉加油，近则武汉人滚出去。精神重建、价值重建的挑战，被这次疫情暴露得如此深刻，如此急迫。

程楚键：在疫乱中，譬如以邻为壑、移害外乡等现象都属于自私自利的行为，大概是文革对文化破坏所造成的后遗症。此次疫乱是否能成为社会变革的转折点，我不敢肯定，关键还是要看上层的意识与态度。但疫情之下，世态万象，也不妨对部分民众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堪忧。当下政治机制缺乏足够的公民教育，无非是某些虚假空洞的道德理论，甚至不乏文革式的思维。这种现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改善的，需要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长期努力。当今倡议的互爱互助的公民社会，曾是墨家的追求目标之一。我相信在未来，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秉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教义，将能在新公民教育中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崔壬杰：这是民众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是来自愚昧无知和自私自利，生怕自己会被感染或死去。这里我觉得还是墨子所说的天下祸害，起自不相爱。若人人都能兼相爱，交相利，则必定不会出现这种损人利己，荼毒手足的事情。墨家说“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我们可以去做科学的防控工作，隔离是有必要的，但不应该是丧失人性，惨无人道的“封杀”。到什么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他生存的资格和权利，强制是为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但是需要和当事人有个正面的对等的交流，而不是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意志。若当事人是感染者或疑似者，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解决其内心忧虑，不能以任何理由非法和随意剥夺他人权益，这本身也是一种犯法，也是一种对文明的践踏行为。

刘永在：墨子说，“恶人之病，非恶人也”。大家怕的是传染，厌恶的是肺炎，而不应该是某个地方的人。反对一切对武汉人、湖北人的地域歧视。

吴布言：在重大疫情面前，由于无知和对未来的许多不确定，人们普遍惶恐不安，为了自我保存往往会情绪化用事，视少数人为“异类”，不理智地加以拒绝和排斥。这乃是人类的自保的本能，无可厚非。当然人除了本能，还有区别于动物的理性。这种本能不能在理性的约束下行动，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这是墨家极力反对的。墨子说，“强不执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富不辱贫”。

墨子说，“生，知与形相处。”“知”就是精神性的理智、理性，“形”就是物质性的肉体。一个人本质上就是理性和肉体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理性乃是不受时空等条件限制的思维活动和道德根据，肉体乃是受时空等条件限制的历史或经验现象，所以人既有善的倾向和德性，又有恶的倾向和道德的软弱性。人性既不善也不恶，或者说，人性既善又恶。人就是自由意志（善意志）和非自由意志（恶意志）的对立统一。这两种意志以个人自身有机体为战场拼杀搏斗，哪一方占优势就决定了一个人是行善还是作恶。环境的改变和影响就能决定这场搏杀在此时此刻谁能取胜，这就是墨子的“性染论”，即环境决定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

在此次疫情武汉封城之际，少数人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投机取巧逃离武汉，引发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不信任和盲目排斥，而大多数人的不信任和排斥又引发更多的少数人的异常举动，如此反复势必将要形成恶性循环，人性的复杂性表露无遗。幸好，此次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及时推出《湖北籍同胞住宿指南》迅速改变了湖北籍人士的处境和多数人对少数人不信任与排斥，使得上述恶性循环势头被遏制，并消灭在萌娃芽状态。说明改变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重要，只要环境或环境影响变好了，人就趋善，反之，则人就趋恶。当然，改变环境不是哪个人的事，而是国家、政府和全民及其个体的共同事业。要共同提供维护全面公开真实透明的信息环境，只要信息全面真实，哪怕是最普通的理智都能做出基本的理性判断。人类的文明进步并不能改变人性自身，但文明的进步可以改变我们所处的各种环境即时空条件。正所谓墨子所言，“凶年民恶，丰年民善”。“素丝所染，入黄则黄；入黑则黑”。所以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治国理政，要关切民意，对老百姓的呼声要及时回应处置，改善他们的处境。墨子又说，“行理生于染当”，作为社会个体，我们每个人应当自觉改善自身环境和明辨是非，要接受好的环境影响和熏染，摒弃一切不好环境的不良的影响和熏染。

所以，道德不仅仅是纯粹出于道德法则，现实中的道德还要受时空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墨家道德逻辑时是“志功相从”，道德既要出于道德法则的道德意志，又要达到利民的功效。康德那种不计经验条件限制和后果的纯粹出于道德法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是不存在的。道德必然是历史的，经验的。

顾如：这个问题牵涉得大了。当今的国人主要是儒家头脑。只要还是“儒家脑”，必然会面临这些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也是儒家思想的内部冲突。一方面讲“仁者亲亲为大”——这是孔子讲的，一方面又讲“博施济众”——还是孔子讲的。所以忠孝不能两全。就有一些儒家信徒声称，武汉是为全国人民做了牺牲。这种说法看起来高大上，但运行起来就麻烦。这是儒家对内部矛盾的典型处理方式——要别人作出牺牲。那么请问，为什么武汉人要为全国人民做出牺牲？我做过什么，值得他为我牺牲？所以我们看到武汉人乃至湖北人拼命想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到为什么要为我牺牲嘛！不兼爱而裙带的人群，尤其不可能为其他人牺牲，“以邻为壑、移害外乡”、“远则武汉加油，近则武汉人滚出去”，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没事喊高尚口号，有事还是自私自利。儒生们读《墨子》书也是如此，推己及人，用牺牲理解墨家。

但在墨家看来那不是牺牲，而是得利。这里先插一句，我认识的不少墨者，是认为各地应该善待逃出来的湖北人，认为他们逃出来没有错的。但同时认为他们应该被隔离，认为隔离他们也没有错。这矛盾吗？这不矛盾。因为在墨家看来，社会规则就是人们利益冲突的产物。墨子说“义，利也”。利益冲突，大家坐下来辩论，权衡利害。此所谓“辩，争攸也”。争出个可行原则、方案，从而达到“世相与共是之”，这样大家的认同就形成了一个“共义”。“义”（社会规则）的本质就是如此。湖北人跑出来争取更好的治疗条件，或者他以为自己没病，跑出来免得被感染，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

墨家认为“端，是无同者也”。这次疫情之严重，肯定属于极端情形。这种情形下不可以运用平时的规则。但兼爱的原则不能变。我们应该给予别人充分的理解。什么是爱？爱就是理解他，关注他，拥抱他。墨家从来就是这样认为的，而非儒家的“爱之则教之、养之”。愿意拥抱所有人，给所有人以理解，这就是兼爱，而不是儒家的“博施济众”。任何人，无论他能量有多大，都不可能博施济众。儒家“亲亲为大”的“裙带仁”，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高喊那些不可能做到的口号，在墨家看来叫做“荡口”——“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为了劝人向善而喊口号，是荡口；要求别人自我牺牲，也是一种荡口。要求湖北人牺牲，不可能所有湖北人都做得到。同样的，要求其他人为湖北人牺牲，同样可能做不到。

那么为什么湖北人还是需要自制，并且接受隔离呢？我从一开始就主张立即调解放军封城。原因同样简单——因为其他人也想活命，也不想牺牲。现在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了，怎么办？此时应该本着兼爱的原则，互相理解，要“求其故大益”。我们帮他获取好的治疗，他别乱跑传染给更多人。双方都做些让步，双方都要理解对方。如果违反这个契约，那么就对不起了。事实上，广东就是这么做的，做得很好。一方面善待湖北跑出来的人，一方面医学隔离，封锁与湖北的交通。这是最佳妥协，大家都避免了过度受损。共同对抗疫情。

中国人如果扔掉儒家的脑子，换上墨家的脑子，要处理这些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很。这次疫情导致的全方位混乱，根子在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混乱，本就源自于儒家思想的内部矛盾。疫情过后，国家的元气要得到复苏，非“换脑”不可。扔掉“儒家脑”，换上“墨家脑”。

黄蕉风：根据目前的情况，疫情短期内不会结束。虽然中央办公厅三令五申各地不得挖路封路、擅设关卡、搞地方本位主义，但从自媒体和各种渠道爆出来的讯息来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省市、乡镇、村里，为了一己之安全或为了保政绩、保乌纱帽，仍然出现很多明显带有“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本位主义”色彩的动作——云南大理强行征用、扣留兄弟省市的急缺战略物质，就是一例；我们甚至在报道上看到有疫情爆发前几个月已在外省市、毫无武汉接触史的外地武汉人，他们的车牌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给粉碎，车窗也被砸毁。“以邻为壑”的社会，绝不应该如某些人所谓的足资美化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以邻为壑”的社会，是一个不兼爱、不非攻、不交利的社会。我理解在特殊情况下（如这次疫情）的一些极端反应和极端做法，但我认为所有做法的底线，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也毋论官方还是民间，其行事都须遵守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公义”，就是“不要互害”——用墨子的话讲，是“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用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刘清平教授的话讲就是“不要损人害人，而要利人助人”。我们已经沉浸在“互害社会”的模式里面太久了，该走出来了。

武汉，我们等你；也请你们，等等武汉

唐家古镇墨子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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