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久远的故事：天津第一所教堂建成始末

图文|张诚

天津联合教会，顾名思义，旨在满足居住在天津定居点的英国、美国或欧洲信徒的需求。除了作为一个新的教会，它本身没有教派性质。联合教堂多年来，它是白人唯一的新教徒崇拜场所。其中包括英国教会的许多成员，在早晨的服务中使用了共同祈祷书，许多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和主教都在其讲坛上讲道。

天津的每一个基督徒，以及大多数不信奉基督教的人，都会感激地承认它对社区的不可估量的价值。

1860年英、法占领天津后，传教士一开始是在衙门，后来又在娘娘宫为英国士兵服务，也有法国士兵和一些居住在三岔河口新炮台附近的外国侨民，也到这里来进行礼拜，在册大约有3000人。当局势稳定后，许多士兵撤回，人员减少了许多，紧接着紫竹林设立了租界，外国人开始搬进租界。从此，这个古老的一直是早上敬拜的城市，人们开始分裂，在租界新建住宅附近出现了传教士利用其他时间和晚上传教。

殷森德来天津

殷森德（John Innocent），也有叫殷德森，英国圣道堂（又叫循道公会）（English Methodist new connexion mission）的牧师。他有一个大头，金黄色的头发，还有长长的，丝般的，稻草色的胡须，在英格兰可能会令人羡慕，在中国人中间却完全是一个奇迹。相比起来，他的身材虽然不高，腰板却很直，外形保持的很好，他的眼睛很亮，脸上带有一种善意的表情，一种深沉的声音，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话语。他以极大的礼貌和谦逊的态度而闻名，这是大多数人在第一次认识他时所感受到的品质。

他于1861年4月4日从上海到达天津，他和公理会的柏亨利住一起，在老城中部仓门口附近的一所租的房子里。4月7日是他到达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工作，他在日记中写到：“晚上向英国人讲道”。

一名在上海受洗的本地信徒胡恩弟（Hu Egen-ti）跟他在一起。

紧接着，殷德森夫人也于 5月19日来到天津，她挺着肚子，由同行的艾约瑟夫妇照顾。由于天气恶劣，她们乘坐的美国三桅船“丹尼尔·威伯斯特号”（Daniel Webster）费了两个星期，才从上海来到天津。9月22日，殷德森夫妇的女儿安妮（Annie）出生，她是在天津出生的第一个英国侨民，也是第一个在领事馆登记的英国侨民。

郝韙廉（W. Nelthorpe Hall）是在9月2日来到天津的，他被派来协助殷德森工作。

殷德森在日记中写到：“举行宗教仪式和做礼拜的场所屡次变更，直至后来，一方面由于驻军的减少，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起见，在军官和常驻商人的合力资助之下，在娘娘宫置备了一间宽大的上等房屋作为礼拜堂。”

他说的这个军官，就是侵华英军工兵上尉戈登。“戈登不仅对教会感兴趣，而且对他的部下的宗教福利也很关心。”

“在1861年夏季和冬季，军队中病人很多。我到医院时，总是看见戈登坐在一些生病的士兵的床边，有时会把他自己的一点美味食品带来，有时在朗读一本有趣的书，有时在朗诵一段圣经。”

当时的英军医院，大致设在后来的崇德堂原址位置。

“我当时住在天津老城的中心，他有好几次深夜手提灯笼找我，要求我去看望一些快要死去的可怜的人。他会跟我一块去，在交谈时他总是虔诚的坐着，在祈祷的时候也跪下来。”

教堂的建成

市区教民聚集逐渐减少，为满足租界里的需要，在租界靠近紫竹林庙附近一个地方，他们找到一个马车行。

外国人称紫竹林庙为“Charing Cross Temple”，显然这里类似于伦敦的查令十字街。查令十字是位于伦敦西敏市的一个交汇路口，有一个较阔的广场，是伦敦的传统中心。紫竹林庙前有类似这样的含义。但后来不得不必须放弃，宗教服务主要借助在伦敦会理一视牧师（Rev. J. Lees）的家中举行。

理一视原为英国天文台的代表，天津伦敦传道会负责人，但是他住的地方并不理想。当初划定教会用地为海大道以东，紫竹林与马家口之间，这里地势偏僻，尽行浮厝。是对面一望无际尽属荒郊，从前种植五谷杂粮，后年岁失收，棺柩、白杨、衰草。理一视驻地左宜右有，居然宛在中央。

大家都感到，需要迫切的解决一个合适的场所。他们组建了一个筹委会，委员们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开始筹措建设一所教堂，并委托殷森德和郝韪廉负责。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址，即在教会这个新近获得的土地上，还要靠近定居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自愿让教堂建在它的房屋上面。接下来要做的是设计和预算，根据需要筹集建设资金。

从赫德到这里的各个商人，以及经常停靠码头的商船船员，全部认购，大约1300美元，当时相当于约420英镑。

他们很快开始行动，从各方募集善款。英国领事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城里向各商户招募，为此他还还前往商人船舶停泊的港口，经非常艰苦的游说后，他们共获得有关捐助达1300美元，相当于当时的420英镑。从筹集效果来看，他们的选择的时机是非常合理的。

建筑设计也相应完成，他们决心拥有一个大的、有特色的教堂，它宽22英尺长38英尺，有门廊和钟楼包括钟，塔楼高45英尺，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在天津，当时没有人能承建如此重要的建筑，他们便请来上海的建筑师。“老合众会堂”是后来对它的称呼，但在当时，仍是相当杰出的，虽然后来附近又出现许多更大、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但在当时，它非常具有吸引力，有许多人以非常大的兴致期望着它的建成。

1864年，丹麦政府派海军中将比尔来华，要求批准拉斯勒福议定的条约。他在7月份乘汽轮“南新号”抵达天津，由于怡和洋行代理人麦克莱恩先生的邀请，这位海军中将在天津逗留的8天，住在他的家中。

在他的笔记中写到：“虽说天津发展的很快，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一看。”但是，他发现当时租界的外国人正在“忙于建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就是老的合众会堂。

他还注意到距离宽阔的河堤大道不远有几条街道，最显著的建筑物是颠地洋行，当时的英国领事馆就借住在这里。而其他商人，只要把他们的土地四周钉上界桩，盖一个大仓库，再建几间暂时居住的小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1864年8月14日，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殷森德牧师宣布教堂建成并启用。

殷森德在剪彩时神采奕奕的说：“我们高兴的看到我们漂亮的、新的英国教堂建成，并开放提供给公众使用，有赖于各国居民和港口营运船舶的船长和船员慷慨捐助，它是我们建成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教堂，满足了我们同胞一个伟大的心愿，是第一个外国资本建筑。它的塔楼，是一个突出的景观台，能看到那些从海上进到白河的船舶。在这里，我们的同胞，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或海员，作为我们的宗教大家庭的一员，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是舒适的。天津作为一个开放的港口，传教士自愿进行服务，在这种新开埠的地方，我们会继续的做下去。”

甘霖博士在描述开幕那天的盛景时，断定“天津已改变，从那天起，天津渐渐地改变了。”

合众会堂所有工作完成后，总成本是500镑，加上其他支出，超出预算150镑。5月30日殷森德将预算副本，发给赫尔姆牧师（Rev. S. Hulme），希望由委员会提出上报，从教会基金提供的赠款，来补足这一部分。

并鉴于该建筑物位于教会土地上，并且这些资金是由传教士募集的，因此教会决定在不久之后，上报英国领事馆，在未来为租界建立新的教堂后，该建筑即为教会所有。这种安排，一直到32年以后，即1896年新的合众会堂建成，老合众会堂才归教会所有，它被开放为中国人服务，到那时它仍是一个保存完好状态，并成为教会的培训机构。

联合教堂和宫北教堂

天津合众会堂，也称联合教堂，顾名思义，是为了满足在天津定居的英、美或欧洲的居民信徒的需要，但它不分教派，所有英格兰教会的成员，早上都被用来做共同祈祷；许多英格兰主教和牧师在教堂传播福音。合众会堂成为牧师定期的讲坛，分时间、教区和职责使用，熟悉英语和居住在天津的美国传教士也一起参加。教会本是作为一个非经济基础的工作，他们不要报酬，对他们来讲，没有比教会更和谐的工作，因此合众会堂一直是基督徒合一的优雅的课堂。直到1890年英国圣公会教堂启用后，大部分英格兰教会成员离开了。

因为联合教堂的建立，与此相关的是成立了一个传教会，结果证明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合众会，在其传教工作中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里除了朝拜的优点之外，对于他们来说，还作为一个团结象征，一个共同的环境，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并且极大地加强了几个教会之间的联合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在这段时间里，传教士及其家人完全占了会众的一半。

合众会堂是一个任何传教士都可能垂涎的地方，英格兰教会、美国教会，以及其他各种教会的牧师，都能在这里为那些陌生人都提供服务，传播各种各样的思想。牧师定期轮流利用讲坛，座位也一样多变。合会众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如领事、海关官员、医疗代理人、商人、水手、旅行者、传教士等; 而在一个像天津这样的港口，成分变化非常频繁，只有传教士是唯一的永久居民。

据《天津租界史》中记载，脾气暴躁的英国领事达文波惯常坐在第一排座位上，板着脸孔冲着每一个超过惯常的半小时的讲道者。他会突然取出怀表，有意的举到出了错的讲道者眼前。一次，一位牧师超过了规定时间，当他看见领事的怀表不祥的闪光时，就大声道歉说：“只一分钟，达文波先生，我只耽误您一小会儿。”

作为牧师，殷森德在这个讲台上很多年，他总是虔诚和认真，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都是人们“可接受的”，他的传教行为以及他对圣言的阐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

在东方的传教士和其他西方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最亲切和睦，但是殷森德总是受到其他传教士被认为是禁忌的圈子的欢迎。不论遇到什么问题，“殷森德先生表现得总是绅士风度”。

殷森德以热情好客著称，在他天津的家，不仅能够接待即将到来的传教士，还有许多的外国居民，尤其是那些没家的单身汉。其中一些人待的时间非常长，持续数月。他和他们一起喝茶，或在晚上花一个小时，在家里为这些特殊的客人服务。

他认识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与戈登（Gordon）将军，托马斯·韦德（SirThomas Wade）爵士，罗伯特·哈特（SirRobert Hart）爵士，以及埃德金斯（Dr. Edkins）博士，查尔莫斯（Chalmers），理雅各（Legge），道格拉斯（Douglas），艾特尔（Eitel），谢列舍夫斯基（Shereschewsky）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中国学者和汉学家。

除了联合教堂外，遣使会还有自己的一个一个小教堂。

天津是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城市中最好的、最繁忙、最富有的部分仍然在城外，是沿着北门外的街道横向延伸的一条线，由估衣街、宫北大街、宫南大街、石头门坎和洋货街组成的线路。他们在宫北大街用采用典当方式租了一个茶叶店作为老城区传教点，并于1866年初，在这里举行了宫北开幕式，当殷德森从乐陵回来时，看到“挤在门口人群。”“真是令人惊讶。”

宫北教堂在天津教案时被毁，一名牧师被杀，教民分散得很厉害，重建后教民恢复到了45人。1875年殷森德在《传教士纪事》中说，天津周围的会员人数稳步增加。到了1878年，天津周围发展了86名成员和9名慕教友。

宫北教堂是以典当方式租赁的，这种安排在1889年出现了麻烦，原出租人代表出现并提出要赎回，教会不得不再支出一笔费用。但是到了1900年，宫北教堂再次被义和团夷为平地，从此再也未恢复。

两块石碑

在联合教堂的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块漂亮的墓碑，其中一块是纪念威廉姆森（J. Williamson）的，他是伦敦会（L.M.S.）的成员，在与花牧师（Hodge）一起在大运河旅行时遇害。

1869年8月24日，发生了令人痛苦的悲剧。花牧师在威廉姆森陪同下，乘船到山东的传教点。在离开天津的第二个晚上，他们的船停在陈官屯下游的河中。

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花牧师睡在船舱里面，而威廉姆森则选择睡在船前的小甲板上。他们在夜间休息后不久，便遭到一群劫匪袭击。

花牧师被一阵剧烈的扭打声惊醒，当他从舱内出来时，见一些戴着口罩的劫匪站在甲板上，并用剑击砍他。他的头部和肩部受了伤。他跳入水中，勉强游上岸。他没有看到他已经落入水中的同伴，只是迷迷糊糊地的带着伤逃到了一间农舍里。那里的主人怜悯他，并借给他一些保暖的衣服。事后，他和当地一些衙役回到船上，没有找到威廉姆森的尸体，估计它被扔到河里，并抢走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花牧师独自回到天津，几天后，威廉姆森的尸体在运河里被发现。他可能被劫匪击中后，落入了河里。

后来一些小偷被抓获，并在对他们的审判中承认，他们从天津就尾随而来，因为他们看到了船上的银锭，在当时这是通常的携带钱的方式。抢劫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并没有打算谋杀威廉姆森。这件事被刻在了联合教堂竖立的碑上。

当时殷森德在英格兰度假，郝韙廉因身体不好也去了南方。这件事对花牧师的惊吓是非常严重的，他从未完全恢复过来。他去了烟台，恢复他脆弱的神经，但并没有完全成功。只有杜默克（Tumock）留在天津。

6月20日，郝韙廉回来了，第二天早上，一场风暴就席卷了这个城市，震惊了文明世界，并为整个传教带来了灾难。1870年6月21日，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鼓楼上的大钟敲响了可怕的信号，城市里的水会冲了出来，愤怒的民众拥在他们身后，他们拿着长矛、剑和各种各样的武器，他们激烈而兴奋的形成了两支队伍，向望海楼和仁慈堂同时移动。

法国领事丰大业（M. Foutanier）在袭击中被杀，大教堂被点燃；河的另一边，暴徒袭击了修女居住的教堂和医院。郝韙廉记录了他在他在天津的悲惨记忆。这座城市的八个小教堂遭到洗劫和摧毁。中国的基督徒被赶出家园。

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联合教堂的塔楼里发现了一个带有可燃物的人，他显然有意放火烧毁建筑物。杜诺克和夫人不得不在理一视提供的房间里避难。就在这时，杜诺克决定退出并返回英格兰。

转年7月份殷森德才回来，那一年的降雨过多，许多村庄被冲毁了，城市的城墙上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泥屋建筑的每个房间都有坍塌，一些墙壁被冲散了，高地上的传教点都像小岛一样，从一个到另一个要通过船只到达。

联合教堂的屋顶已经停止维修，他们只好在英国领事馆进行祈祷。在连续几个晚上，殷森德都不得不安排他的妻子和女儿睡在一张大餐桌的下面，而他则睡在上面，头上支着一把雨伞。

教会学校和神学院

1865年殷森德开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开始时就设在联合教堂的地下室。一共有六个男孩，刚刚受过洗礼的张志山，为这个学校的第一名学生，他们的宿舍是郝韙廉（W. N. Hall）牧师家的厨房。

还有一个叫王义华的老人，他曾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生活。他属于是那种穿长衫的账房先生，他是在宫北教堂皈依基督教的，他立刻开始以真挚的热诚去研究圣经，并取得了比他们任何一个更快的进步。他总是对他们说：“你看我是一个老人，我的时间比你少，我必须抓紧。你不需要这么努力，但我必须这样。”

1871年，殷森德又开办了一所培训学院，也叫神学院。这是开办男童寄宿学校以来的又一成果。最初的培训目标，不仅仅是传教士，也有教师和书报员，但后来几乎没有学生从事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从那时起，每年都招收一些学生。

张志山这时已经被任命为中国导师了，它在郝韙廉的帮助下，制定了包含神学和圣经主题的课程，也包括教会历史和中国经典。当时的最大困难是教科书，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得，大多数人都必须要依赖口头教学。

这是天津开办的效果最显著的基督教学校之一，他们从十名学生开始，转年增加到十三名，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班。截至1874年，已有16名学生进入该学院。

1872年11月郝韙廉写给秘书的一封信，描述了学校，表明了他对此的浓厚兴趣。说他当正在募捐，用来购买土地和建筑学校。说明这项工作在他休假回国之前就开始了。他一共“募集的总金额为3208英镑。”1876年初，他带着三个宝贝、妻子、一个新出生的儿子，以及用于建立学院的3208镑，并他把自己的心也放在里面。

于是，他们在1878年春天，在海大道与宝士徒道（营口道）拐角处建了一所房子。

这是天津第一所培训牧师的神学院，是全中国同类学校中最好的。它是在英国租界，距离联合教堂不到两分钟。在海大道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出口，这里有宽敞的教室，和至少能容纳二十个学生的宿舍。校长室是一个漂亮的房子，在它的南面，是中国导师的房子；在它的西边是图书馆，还有接待外国传教士访问天津时的一套房间。

后来在同一块地上，还建立一所女子学校。校长是由瓦勒小姐（Waller）、罗伯逊夫人与甘霖夫人以及德辅廊的妹妹安妮小姐（Annie Turner）共同担任。后来这所学校迁到山东去了，在那里的当地女孩和妇女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新的神学院建立起来时，它被明确地任命郝韙廉为其第一任校长。在他主管期间，殷森德也完全参与了教学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总是在意见上能达成一致，但他们能共同尊重。该建筑一直供学校使用18年。后来担任过校长的有：郝韙廉、殷森德、罗伯逊（J. Robinson）、甘霖（G. T. Candlin）、韩荫士（J. Hinds）与德辅廊。当然，殷森德在这里服务的时间是最多的。

新合众会堂建成

从1890年到1900年的十年间，是天津这个港口增长的显着扩张时期，尽管英国圣公会教堂开放，但很明显，旧的教堂对于合会众来说太小了。就是在1890年，圣公会教堂开放，它吸引了其教会成员的大部分。

随着合约期限的到来，合众会在英租界扩展地买了一个新的地点，并在建了一个更大的教堂，旧合众会堂则开放给中国人使用。

英租界扩展地，早先它只是一个荒凉的泥滩。后来它成了天津的“西区”，新的住宅兴起，使之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社区，并拥有良好的富裕人群，合众会也因之成为一个繁荣的教会。

1896年7月5日新合众会堂开幕，它是一座漂亮的哥特式建筑，有高耸的尖顶，其座位比以前的老联合教堂多两倍。一段时间以来，它继续依赖传教团体来进行其服务，但是人们感到应该到了设置常驻牧师的时候。

1904年，长老会的格雷厄姆（Rev. Miller Graham）牧师被委任为合众会有史以来第一个常驻牧师。1907年公理会的格里菲斯（Rev.J. S. Griffith）牧师继任。当时新联合教堂的牧师，由英国和美国传教士轮流出任。由于他们不需要报酬，所以教会的工作非常经济。

对于下一位可能是谁，教会对此漠不关心，可以自由地打电话给谁都行，它只会考虑合乎会众的需要。

因为外国侨民已经建了新的合众堂，不再使用老的了，且老联合教堂已经掌握在教会手中。于是在1896年，教会将神学院卖给高林洋行。1897年3月殷森德回国，教会将神学院迁到旧教堂，为学生们建了教室和与之相邻的宿舍，老合众会堂作为学校的教堂。

新合众会堂一直使用了很多年，利迪尔（Eric Henry Liddell）1902出生在天津，是苏格兰短跑运动员，天津人更习惯叫他李爱锐。1924年获得第八届奥运会男子400米跑冠军，并打破该项世界纪录。1925年，他放弃欧洲的优越条件，来到天津新学书院任教，并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1930年李爱锐与未婚妻加拿大籍女护士劳伦丝参加朋友婚礼，劳伦斯为首席伴娘。1934年3月27日，在李爱锐在这里与劳伦丝结为伉俪。

教堂里的钟声

天津伦敦会的亚历克斯（A. King）牧师写道：“殷森德先生是我二十五年前来天津时的第一批朋友之一，很高兴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朋友，真诚，如此忠诚，如此同情。在他安静，不张扬的态度背后发现了强烈的个性。他是年轻传教士的宝贵朋友，他证明了他是许多人的帮手。”“多年来，他一直担任我们联盟教会的名誉牧师，并以此身份为整个教区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1888年春天的一个周六下午，马根济被教会派到大沽出诊，陪同前往的就是亚历克斯。那一次马根济得了严重的病，运回天津之后，经过多方医治无效病逝。

马根济的葬礼，距离他病情开始只一个礼拜。钟声阵阵，棺材从马根济家中抬出来，一路上几乎被各种图案的美丽花圈、花环所覆盖了。当马根济的棺材一出现，所有的人都围拢过来，其中最显眼的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的夫人，一个是李鸿章的代表。教堂里突然响起《基督徒，晚安！》（The Christian's Good-night）的歌声，这悲伤的赞美诗，对于被哀悼者来说，是一种甜蜜的表达。追悼会由殷森德主持。之后，马根济的棺材被十二个朋友抬着，这其中包括外国绅士和七个教会的代表。从公墓路（唐山道）到英国墓地这段，是医学馆的十二个学生，这是根据他们的请求，被允许向离开的老师做最后告别。

罗伯茨医生继承了马根济的工作，但也像马根济一样英年早逝。1894年病逝于天津，终年32岁。然而，人们几乎不怎么知道他，这也是我们的悲哀。葬礼由美国传教士山嘉利牧师用中文主持，在英国墓地里，由殷森德用英语主持另一部分。

1897年3月22日，在天津及其他教区工作了37年后，殷森德偕妻子和女儿离开天津返回英国。

殷森德回国那年，谢菲尔德正在举行议会选举，一致选举他为主席。当年，占据这一位置是有着令人垂涎的特权。

谢菲尔德是他的故乡，在那里，殷森德曾作为一个男孩，成长为传教士，并被派遣来中国。他以自己的能力、尊严和礼貌履行了他职务，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大区主席。殷森德的当选不仅给在英格兰爱他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愉悦，而且让中国人感到非同寻常的快乐和满足。但毕竟他也是68岁的年龄，身材也不是像传统英雄那样高大，他的外表每一寸都显示他是个将老的人。

殷森德选择诺丁汉作为居住地，教会的秘书帕克牧师（G. Packer）也住在那里，便于工作这一点是相当重要。但他并不打算长期留在英国。

马歇尔（Dr. Marshall）博士当时也处于假期，经常在中国接待殷森德先生，并且对他的体质有相当多的了解。有一次他随便地和医生说他很快就要回中国了。马歇尔不屑的说：“什么！你去中国？那永远不会。”

“为什么不？”殷森德质疑地问。

“好吧，”马歇尔回答说，“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但如果你有任何要出国问题，我都有责任告诉你，你受到了糖尿病的威胁，中国的气候对你会致命。你一定不要想到去。”

殷森德认为华北的气候非常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疾病的发展会比他的责任更大，他并未此作为最终决定。原因是殷森德从未患过糖尿病，这只是初期的，但是在医生的坚持下，最后他还是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返回中国想法。

1904年2月，殷森德在中部地区从事代表工作后感冒了。28日他在诺丁汉的家中因肺炎病情严重，并出现左耳疼痛，这使他几乎没有任何白天或晚上的休息。

5月份殷森德在贝德福德（Bedford）突然感到肋部疼痛，经医生检查后说他患有胸膜炎，之后反复发作，使他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严重时会有疼痛和发烧，并且在两三天内能反复出现。

11月1日他们离开布莱顿前往森林山，那里的天气雾很大，他一到晚上呼吸就很费劲。17号那天他更糟，怀特（Dr.White）博士被派过去，他说他患有肺部充血。21日病稍好一点，医生说他可能会起床。但是他只坐了两个小时。过了个糟糕的夜晚之后，23日肺炎又发作了。

11月27日那天正是星期天，殷森德整天病得很重。出诊的医生给博士发了电报。他和凯特（Kate）约五点钟赶来了。一个可怕的痛苦之夜过去后，早上八点钟，他像一个疲惫的孩子在母亲的乳房上休息样子，平静地睡着了。

1904年11月28日上午8点40分，殷森德牧师因肺炎病逝。他被安排在路易斯汉姆（Lewisham）公墓，远近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陪伴着他到安息之地，许多美丽的鲜花被送去。

消息传来，远在中国的山嘉利牧师写道：“当我回顾近四十年与殷森德先生在天津的传教工作中密切交往时，我认为他更像是一个“爱心兄弟”，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我们的两个家庭共同在悲伤和喜乐中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亲密和兄弟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和温柔。这种联想是神圣的，对它们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当人类处在悲伤，厌倦和罪恶的沙漠时，它们就像伟大世界中的绿洲。”

“理解、相信和生活，是唯一能够再生和重新夺回这个被毁坏的世界的力量。所以他相信，所以他辛苦了；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然活着，并和那些进入他心里的人说话。

（编辑：傅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