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电视人》，揭示了“异化”才是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你还记得第一次听说电视，或者看电视的情形吗？

第一次看电视，是90年代末期，那时家里的电视是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距离我国1958年自主研发出第一台黑白电视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时，每到饭点，全家人总是喜欢捧着饭碗，端坐在电视前，看仅能受到的两个电视台——珠江台和中央台。那时候，乡下的信号特别差，经常画面看着看着，就会出现一片“雪花”，有时看《西游记》，看得正起劲呢，突然打妖怪的猴子没了，只剩下一片打斗的音效声。

然而，那时很满足。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还未进入人们生活，网络世界也才刚刚兴起，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我们还没想过这些事物，日后会占据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人们正在享受科技革命带来的实惠，然而不得不预防的是，机器和网络对人生活控制，乃至精神控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机器和网络的“侵占”，而陷入了精神困境。

村上春树写于1990年的短篇小说《电视人》，讲述了一个类科幻的故事，“电视人”大摇大摆地进驻“我”的生活，改变我的家庭摆设，进逼“我”的精神世界。

01/ 机器加剧“异化”进程

“电视人来到我房间是在周日的傍晚。”村上如是开头。

接着，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电视人为什么、又是如何在周日傍晚来到“我”的房间，并且告诉我们电视人进驻“我”家的状态是“恰如一场无声降落的抑郁而不无神秘意味的雨，轻手轻脚地在这苍茫暮色中潜入房间。”

电视人，就像后来的手机、电脑以及连通世界的网络，都是这样“轻手轻脚”、悄无声息地潜入人类生活的。当年，QQ兴起的时候，人们怀着好奇、兴奋又激动的心情，开心地注册起来，开心地添加朋友，殊不知，从QQ开始乃至现在的微信，一场通讯革命正在默默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关系，远在千里之外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既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网络窗口建立联系，又带来了千里之外的新鲜事。

电视，起初带来的就是个人生活之外的新鲜事，通过电视画面的播放，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而不仅限于报纸上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叙述。电视传过来的画面是动态的、连续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讲述故事，更容易令人着迷。

先来看看村上是如何描述变成“人”的电视：电视人身体的尺寸比你我小一些。不是明显地小，而是小一些。对了，大约小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而且各部位均衡的小。随后，他说，电视人也许会给人留下“不快之感”，他们看上去像“用透视法画出的模特”。你能想象这样的“电视人”吗？尽管他们比人类小，却潜藏着巨大的能量，他们悄然进入你的屋子，不按门铃不问好，完全不把主人放在眼里，以他们自适的姿态，在房间里活动。

就是这样一个四方立体的盒子似的机器，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中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把人从现实生活导入本与自己无关的世界，一个充满画面，又常常是未知的梦幻的世界。

根据学界的解释，“异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表示脱离、隔阂、转让、被统治、被支配等意义。早期的“异化”与劳动有关，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分工成为人异化的开始。而到后期，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送来了工业文明，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机器的发明和生产。然而，在机器日渐兴盛的时候，人的精神状况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02/ “异化”——从身体分裂到精神裂变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子爵在战争中被分成了两半，恶的一半和善的一半，他们是人的异化与裂变的最开始的形式——身体的分裂。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都不是完整的，每一个生命都可能体会裂变，这隐喻了精神的裂变。恶的一半子爵行为乖张恶劣，把森林里的所有事物都变成两半，善的一半子爵作为弥补，他能理解每个人自我不完整时的痛苦。

同样的，村上笔下的电视人，就像是人类分离出去的另一半。电视人肆无忌惮地弄乱房间，挪走妻子的杂志，自顾自地插电源，在“我”面前播放画面……他们在“我”面前忙碌的情状令“我”产生了错觉，“从中可以认识到自己迄今无意识置身其间的世界的平衡并非绝对的。”

电视人就像另一个“我”，做着“我”不敢做的事，包括反抗妻子在家庭地位上的“强权”，大胆地占据这个家，随心所欲地活动。“我”看马尔克斯的《自我》，可事实上“我”却早就失去了自我，无所事事地跟随妻子的步伐生活，没有多少沟通，没有多少乐趣。而电视人的到来，阴差阳错地打乱了原本的生活节奏，使“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丝秘密的趣味。当电视人离开后，“我”孤身一人，存在感才能卷土重来。

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表现的就是人的“异化”。你能想象，某一日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庞大、丑陋、行动不便，无法吃食、无法言语，最终还被家人嫌弃。“异化”的人与社会格格不入，只能活成了“局外人”。

《电视人》中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参加公司的新产品推介会，但是在会议上，“我”的立场无足轻重，发言也只是迎合会场的氛围，开会时头脑里只有电视人。在会场上，电视人又出现了，只不过，他们被当做“不存在之人加以对待”。作者嘲讽道：“明明知道存在于此，却待之为不存在之人”。

这又何尝不是对忽略精神困境问题的讽刺？人的生存境况发生改变，外在的身体容易被发现，而内在的心理和精神，而不容易被察觉，甚至常常被忽视。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正视自己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就像恶的一半子爵，只能通过破坏别的事物来显示自己的正常。外在秩序被破坏，内在的和谐也会受到威胁。

03/ “失语”的边缘人

爱德华·阿尔比的首部独幕剧《动物园的故事》中，盛夏午后的纽约中央公园，刚从动物园参观出来的贫民杰瑞，偶遇了坐在长椅上看书的中产阶级彼得，渴望与之交流的杰瑞却遭到了彼得的可以回避和冷漠拒绝。戏剧描摹了一个都市人的冷漠、焦虑以及交流的障碍。

这其实是“异化”的结果——成为“失语”的边缘人。

俄国文学史上，有一类令人惊叹的形象——“多余人”。他们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群贵族知识分子，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受到了上等的文化教育，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人民，不满于现实却又无法付诸行动去改变。比如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厌恶彼得堡的奢靡生活，而逃离到乡间，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复又追求她。他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性格矛盾多变，活得虚无又多余。他们亦是“失语”的边缘人，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失语。

而电视人所在的社会，人的“失语”常常是被动的。“我”和妻子的相处过程是缄默的，想给她打电话，却又觉得“没有什么事值得特意打电话。我固然觉得这世界有点扭曲变形，但又没有必要就在此午休时间里往妻子单位打电话——我能说什么呢？”“我”在公司的身份也是无关紧要的。科长找“我”，赞扬“我”的发言，“我”不知作何反应，而科长则是迅速就转身不见了。

这不正是当下社会里存在的沟通情形吗？网络勾连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事情时，要衡量一下事情的重要性，是否值得跟对方说，担心打扰别人。事情重要，值得说时，又要衡量一下该以什么方式，是发微信、短信，还是直接电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直接微信、短信留言。人能不开口时尽量不开口，因为文字便捷，会不会很多年后，人的语言能力退化，阅读理解能力反而提升了呢？

“失语”的人会渐渐被孤立于环境，就像太太不回来时，电视人对“我”说的那样“因为关系破裂”。没有沟通的关系，不会长久，而“我”和太太之间的未解决的问题，还搁置在那里，等待时机才能解决。“我”期盼着太太能回来，等待的过程，电视人却开始造飞机，对于他们造出来的飞机，“我”想发言，想说点什么。可是，就在“我”站起身的那一瞬，“竟失去了语言”。

这是一种预示，在电视人所代表的机器或科技的导引下，人终将进入“失语”状态。

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萨特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可以靠网络来连接，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网络对面的人是谁，可是只要那个人可以通过话语权柄，就可以令你“失语”。“禁言”的状态，是网络空间最为典型的“失语”。网络只是一种工具，手机或电脑只是它的外形，人类造出的这些机器，是为了更方便地服务社会，而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拿来攻讦他人。

人该如何存在？摆正你的“自我”，做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善良人，而不是成为别人的“地狱”，因为在这个交互影响的世界里，难保哪一天，别人不会成为你的“地狱”。不管是机器，还是网络，它们巨大的能量，应该让我们更好地存在，而非变成导致自己与世界隔阂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伤害他人的手段。

电视人还在“隆隆、轰隆隆”、“啊咿咿、啊咿咿”地忙碌，挂钟的声音“咔嚓、咔嚓”地响，单调而乏味地重复，被掏空的人精神匮乏，无聊的生活在村上春树的笔下缓缓涌现。他就是要用电视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精神无处不在地面临着挑战，从艾略特的“荒原”开始，人最大的危险不是外在环境的恶劣，而是人与外部的关系，所引发的内在精神困境。

我们要穿越外在的虚无，在荒芜的原野上种出一片春光。

文/当归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