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1939年冯仲云与黄吟秋的关系

史义军 小史读史

（冯仲云）

黄吟秋是1938年被捕的，此后他和冯仲云还是有联系的。

据方未艾先生在《我与东北抗联将领黄吟秋的交往》一文中介绍：

“1938年3月22日，黄吟秋因叛徒告密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哈尔滨监狱。虽受尽了折磨，敌人未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东西。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第7天将他‘假释’，并施以监视跟踪。时隔不久，又将他逮捕入狱。在狱中，黄吟秋坚贞不屈，同难友们一起和日伪进行顽强的斗争。1939年初，黄吟秋冲破日伪封锁，迅速找到了党组织。当时中共北满省委指示他，要以合法身份从事‘不合法’的工作。于是，他隐蔽敌后，在佳木斯开设了福星旅馆，作为掩护革命同志的联络点。经他掩护或护送到苏联学习的党内同志达20多人次。”

方老文章中的记述，应该是黄吟秋向他介绍的。1939年黄吟秋和北满省委的联系，其实就是和冯仲云的关系。我在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时看过冯仲云1960年代写的《我的自传》，冯仲云说：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我在太平沟苏联同志把小汽艇接过去后，第二天就把我坐黑龙江轮船到伯东，把我安顿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游击队员来见我们(我和高禹民)，我向他要求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他都是答应了不回答。叫我写报告。我这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有关于抗联部队的活动和党的工作。除此而外，我只能读书，有时也有苏联工作人员陪我们去看个戏，大街上走走，过了一个来月，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海路来看我们，我们又要求到延安中共中央，那时实际上路还是通的，到共产国际去，他的回答还是请示中，当时我要求拍电报给延安中共中央，他说可以，我把电报写出来，后来我又托他打个电报到延安中共中央，打听一下我老婆的消息，也同意了，我写了电文，他都拿去了(在这儿，我介绍了黄吟秋关系以便他们利用)后来的回答我的追问，都说电报己拍发，无回电，——解放后，我知道我找爱人的事延安是知道的。我同时请求周保中来，他们也说在找中，要他来。”

在这里冯仲云提到了黄吟秋。

根据冯仲云的说法，黄吟秋被捕后还是在为东北抗联做工作，这一点应该是毫无异议的，也可印证方老文章的说法。另外，1939年4月18日，张寿篯在关于到达三支队后方工作情况给金策的信中说：

“一九三八年夏季省机关处在各地无报告的时期，兰生、冯仲云同志，的确表现苦闷动摇，而你这次去，冯仲云同志又要到关内去作工作，他过去与他的女人（在家呢）经常通信，他的女人给他的信我与尚志同志都看见很多封（经黄吟秋送来的），信的内容是生活窘困，她的悲苦命运，和小孩的病状等，根据一个革命同志，他自己的政治生活，是不能与家庭生活混淆起来的，冯云同志，从过去到现在，的确受一些家庭景况的牵制，因之使他不断的想家。但是冯云同志的热情很高，不然在前年尚志不断欺侮他的时期，他就走开了，根据他去年七次常会以后又表示动摇的情形，寿篯不同意冯云、兰生二同志参加省常委的工作”。

张寿篯写信，毫无根据地向金策反映冯仲云动摇，但也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1934年薛雯带孩子回到老家后，一直到1937年和冯仲云都是有书信联系的，这些书信也是黄吟秋转来的。

我在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时，也注意搜集了一些黄吟秋的资料，1949年以后，黄吟秋能渡过历次运动的劫难，这里是否有冯仲云为其证明，我没有找到证据，所以就没有在冯年谱中书写。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说1939年，黄吟秋和冯仲云是单线联系的，而且联系的情况，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关部门是掌握的，否则黄吟秋也不会掩护和护送有关人员到苏联的。1940年3月前，也就是伯力会议前，东北抗联的一些高级领导是不知道黄吟秋的情况的。如赵尚志就不掌握这个情况，他1939年9月28日在写给戴鸿宾的信中也提到了黄吟秋，还认为黄是“奸细”。1940年第一次伯力会议后，在北满和吉东省委的文件中就在也没有提到过黄吟秋。我分析冯仲云是会和赵尚志、冯仲云介绍黄吟秋的情况的。

黄吟秋是1989年逝世的，他的资料都被后人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我一直想研究这些资料，但因为一直忙其他事情，没有研究，等疫情结束后争取看看这些资料，也许还能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