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流感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据估计,季节性流感每年导致65万人死亡。流 感究竟是小病,还是致命杀手? 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在2018年初公布的数据,美国每年有3.6万至5万人死于流感。 而1918年的大流感则比一战更为残酷,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导致五千万人死去。
最近,新冠疫情的蔓延引发人们的焦虑:如果大流行病再现,一百年后的我们能比前人做得更好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里米·布朗博士在《致命流感》中回顾了人类对抗流感的百年治疗史。他认为,当下人类依旧没有解决流感的完美方案,我们应对流感的技术手段存在各式各样的缺陷以及诸多限制,克服流感的决心实际上将人类卷入了一场“百年军备赛”。
从16世纪以来,在过去的400年里,有记载的全球性的“大流感”至少有30次。 其中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6次重要“大流感”至今提起仍然让人谈之色变。
(一)“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是由H1N1亚型病毒引起,目前的研究并不能确定这次流感的起源地,比较获得认可的是这次流感的起源地是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由参 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军带到法国,然后从美军卸载的布雷斯特港开始暴发。“西班牙流感”作为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性流感大流行,在1918到1919年,以三个传染高峰几乎同时传遍了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在不超过11个月的时 间里造成全球约5000万人死亡,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三倍以上,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传染病灾难。
(二)“亚洲流感”
1957年的世界性流感大流行由H2N2病毒引起,这次流感由于首发地在亚洲因此被称为“亚洲流感”,这次流感是由H2N2流感病毒引发。该病毒于 1957年2月首发于我国贵州省西部,随后在8个月内席卷全球,发病率在15%~30%左右,全球共有至少100万人死于该次流感大流行。
(三)“香港流感”
“香港流感”因1968年首发于我国香港特区而得名,引起 “香港流感”大流行的甲型H3N2 亚型流感病毒代表株于1968年7月在香港首次分离。1968年“香港流感 ”的流行导致了100万多人的死亡,其中英国有3万死亡病例,美国共有3.4万人因感染致死。中国香港报告了4万~6万个病例 , 占人口总数的15%。
(四)美国“猪流感”
1976年2月,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新兵营中发生了一起猪(H1N1)亚型毒株引起的流感爆发事件,约 200 余人被感染,其中 10 余人病情严重,一人死亡。1/4的美国人注射了疫苗,因而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疫情。
(五)“俄罗斯流感”
发生1977年11月至1978年1月的“俄罗斯流感”, 由H1N1亚型毒株引起,至 1978年冬,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出现感染病例。引发此次流感流行的病毒株为1950年流行的 H1N1 毒株的变异体。因此,在该病毒株流行期生活过的人,即出生于1957年前的人,对该甲型流感病毒H1N1病毒株感染具有免疫力和抵抗力,而在校青少年发病 率很高。
(六)2009甲型流感
2009年4月初,在墨西哥和美国出现一种新型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该病毒通过人-人传播迅速在全球范围蔓延,并导致 21 世纪的首次流感大流行。截至 2010年8月6日,向 WHO报告的实验室确诊的全球因感染2009甲型 (H1N1) 流感而死亡的官方统计人数为18449人。
然而,当今的世界与100年前截然不同。
与遭受1918年流感大流行影响的世界不同,我们现在拥有抗病毒药物、疫苗、诊断测试法和现代监测技术。其中许多进展是由世卫组织与其它机构以及国家和区域机构密切合作牵头的。我们也从20世纪和21世纪后来的疾病大流行中吸取了教训。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
杰里米·布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3月
为什么流感预报
不能像天气预报一样发挥作用?
01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2017年更新的《流感大流行计划》中写道:“大流行性流感不是理论上的威胁;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威胁。”流感是常见疾病,我们知道它会发生,却不能事先预知其严重性。在“小病”和“致命瘟疫”的双重面孔下,流感神秘莫测,来去自如,公众、政府,甚至专家都在过度紧张与无知无觉的两极间摆荡,在不可把握的未知中屡屡受挫。
大流行性流感暴发是不可预测的,或者说是了预测的不可预测性。1957年中国暴发的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造成世界各地100万人死亡。1968年,另一次疫情估计夺走了100万至300万人的生命。2003年,甲型H5N1或所谓的禽流感重新出现,突出了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播给人类,但疫情没有达到大流行阶段,因为无法在人与人之间持续地传播。
地图:2009年流感大流行死亡人数
2009年甲型H1N1“猪流感”大流行始于墨西哥,在原本健康的成年人中引发了严重的病情,并迅速蔓延到214个国家和海外领地或社区。据认为,有10.5万至39.5万人死亡。即便如此,世界还是相对幸运的:疫情比一些季节性流行病更为温和,后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多一倍。
世卫组织召集的一个国际委员会审查了对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反应,并发现“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应对严重的流感大流行或任何类似的全球持续、威胁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不过,人类从没有放弃探寻流感规律的努力。尽管科学家承认,传染病的动态是非线性、混乱的,但预测流感爆发地与时间依旧是许多专业人士的志趣所在。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杰夫·沙曼的不俗成就曾引起美国疾控中心的关注。2014年,沙曼获得该中心举办的“预测流感季挑战赛”冠军。成功的经验使沙曼大受鼓舞,他希望流感预报能作为每日天气预报的一部分播出,让公众可长期获得流感的相关信息。
沙曼认为,在流感预报准确性较高的情况下,医院可根据预报灵活改变资源配置模式,避免疫情高峰期出现的混乱。理论上,流感预报能提高医院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效率。
想要准确地预测流感,需要关注相当多的变量。 通过不断地改善模型、增添数据,沙曼向人们证明了在技术层面上提高流感预报准确率并非不可能。 但当我们想要将技术力量转化为可应用的实践手段时会发现,对自然界的未知不是限制技术生效的唯一因素,经济利益、道德观念都可能对技术是否有用、如何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换句话说,想要解决流感危机,无止境的科学探索远远不够。人类对科技的运用总是在既有的社会框架内,我们往往对这些框架习以为常,而将问题得不到解决归因于技术不够发达。流感预报的不切实际指出了这种归因方式的武断:即使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却不一定会为其提供施展空间。
如果疫苗没那么有效,
为什么美国政府仍鼓励接种?
02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接种了流感疫苗依旧会患上流感?流感疫苗是否真的有效?
流感病毒变异速度极快,要及时研制出与每一季新流感相匹配的疫苗,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表现最好的年份,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也不过50%。
接种流感疫苗的效果不甚理想,为什么美国每年还要耗费大量财力与人力呢?在生命威胁前谈论金钱可能显得冷酷无情,但布朗博士指出,理性思考成本效益确实可以避免鲁莽的医疗投资失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英国基于成本效益计算,仅向未成年人、老人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推荐疫苗,其余资金可以投入成本效益更高的治疗服务,例如心脏病药物、宫颈癌筛查,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但在美国的医疗服务中,成本效益显得不这么重要。“我们随时准备采取更多行动,尝试最新的药物或外科手术,因为我们不想冒险。”布朗博士说道。
布朗博士认为,疫苗技术的采用程度不单囿于有效性的考量,也不仅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它投射出的是不同社会经济、文化下产生的特殊医疗观念。在他看来,美国习惯于将更多的患者送入重症监护室,尽管这些病人的病情不比其他国家的更重,针对癌症晚期患者也倾向于采用更多化疗手段,尽管这并未必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或者延长生命。不计成本的医疗手段并非出于治疗效果、患者体验的综合考虑,而是遵循“不想冒险”的医疗观念。如果有更为先进的技术而不采用(尽管这些先进技术不能保证绝对的疗效,甚至可能没什么效果),医生、医院以及政府可能会面临失职与“不尽力”的指控。
公共卫生体系将保障公民健康变为一项国家职能后,政府对公众的身体状况便负有很大责任。大型传染病的爆发是对政府权威的一次考验。能否有效组织公共卫生事务应对流感,或者说,能否展现出积极的姿态,影响着政府公信力。因此,即使种种科学证据表明流感疫苗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但只要不带来反效果,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它的使用可谓“宁滥毋缺”。毕竟,“疫苗”二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剂缓解焦虑的良方,也是政府公信力的注射剂。
国家战略储备药物
是一场无奈的共谋吗?
03
2005年11月,禽流感再次引发人们的恐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演讲,他声称,美国或全球并未发生大流感,但以史为鉴,有必要保持警觉。“美国已经收到关于这一危机的大量警报,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
小布什随即提出应对方案,要求政府储备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一种名叫“达菲”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即在此列。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国与欧盟已将达菲批准为国家医疗战略储备资源。但就在小布什发表讲话的两个月后,科克伦协作组织公布的一项抗流感药物分析报告表明,对于特异性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样疾病,达菲没有任何疗效,更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对抗禽流感。
1947年,也就是世卫组织《组织法》生效的前一年,联合国的世卫组织临时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全球流感规划,以追踪病毒的变化。因此,在不同国家之间共享病毒和数据以获得最新疫苗成为抗击季节性流感和大流行性流感的核心工具之一。
1952年,世卫组织启动了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在全球拥有26个合作实验室。今天,这个已有66年历史的网络重新命名为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由114个国家的153个机构组成。
该系统持续监测引起人间季节性疫情的流感病毒、人畜共患病疫情和潜在的流感大流行,并针对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流感季节每年做出两次疫苗选择决定。拥有国家流感中心的国家共享病毒样本和数据,以支持这种持续的监测工作。
GISRS是抗击流感的第一线。它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例子之一。鉴于目前的技术和知识,大流行性流感是我们无法阻止或消除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季节性流感疫情为防范下一次大流行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要在现在和将来取得最佳结果,有三个关键因素:病毒和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质量、研究和创新以及全球协调。为了应对大流行性流感,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此外,布朗博士认为,商业性质的医学期刊也倾向于发表积极成果,以获得舆论效应。被视作中立国际力量的世卫组织同样难逃经济利益连带的指控——《英国医学杂志》曾发文质疑,该组织的专家曾从达菲制造商处获取报酬,因而其关于抗病毒药物的调查结果不足为信。
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
2014年,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汤姆·福里登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达菲药效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达菲不是“万能药”,他希望有更好的选择,但目前这种选择并不存在。 布朗博士认为,这一回答解释了人们服用达菲的理由——我们别无选择。 在更高效的药物诞生前,达菲的有效性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普通民众在面对不可掌控的未知疾病时,和政府有着出奇一致的立场: 宁滥毋缺。
用于命名、描述疾病的语言加剧了这种倾向。布朗博士敏锐地察觉,“西班牙大流感”的绰号给1918大流感带来一种“奇特、怪异”之感。同样,2009年引起媒体注意的“猪流感”听起来充满“威胁和野性”。在他看来,2005年小布什敦促人们警惕大流感的方式与他关于恐怖主义的讲话类似。异域、动物的名称给未知疾病增添了许多怪诞而面貌生动的细节想象,不洁之物的入侵破坏了人类社会原有的秩序感,人们在共同努力中寻求新的平衡,哪怕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
达菲的故事很难说是一场纯粹的商业骗局。与其说公众是被欺骗的对象,不如说在未知的自然力量前,他们与政府、资本进行了一次无奈的共谋。真正的流感“万能药”出现前,制药巨头、学界、政府与相关组织在科技的空白地带与公共卫生事务的灰色领域进行博弈和妥协,就像布朗博士所说的,1918年大流感发生后的一个世纪,我们仍旧没有对抗流感的万全之策,储存达菲,不过是寻求安心,以防万一。
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位前现场专员曾用一句话向布朗博士完美地总结了人类面对流感的困境和能力极限,他说:“达菲没有效果,所以赶快服用达菲吧。”
我们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了吗?
04
流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疾病,因此预防、防范和应对方面的工作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跟上这些变化。
世卫组织和各伙伴正在制定今年将推出的经更新的《全球流感战略》。这将支持各国发展季节性流感预防和控制能力。国家做出的这些努力将转而为应对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创建更充分的全球防范能力。该战略侧重于三个优先事项,即加强大流行防范,扩大季节性流感的防控,以及开展研究与创新。研究和创新包括改进流感暴发的建模和预测,以及研制新疫苗,包括可能对所有流感病毒株有效的通用流感疫苗。
然而,在大流行期间研制和分发疫苗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这意味着与遏制季节性流感所需措施相同的非药物措施将至关重要。其中一些措施是个人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生病时待在家里以及勤洗手。
各组织也可以采取措施,例如实施政策,对可能容易传播病毒的集会进行限制;世卫组织目前正在制定关于此类措施的指导。这些新指南将借鉴1918年和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证据和经验。然而,即使有最好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有些人仍会感染流感。对于患有严重流感的人,已有治疗该病的有效抗病毒药物。
今天,不足一半的国家具备国家流感大流行防范计划,而且其中很少有国家已更新其计划以便考虑从2009年吸取的经验教训。毫不奇怪,正在努力加强本国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低收入国家往往缺乏制定和实施大流行防范计划的资源或行动空间。
有效的大流行应对措施的核心是一个强大、资源充足的卫生系统。其中包括训练有素和有偿的卫生工作者;有效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体系;优质的快速诊断实验室服务;获得包括疫苗在内的医疗产品;用于跟踪和报告疾病病例的可靠系统。
在改善国际协调以及调动充足和可持续资源用于开展防范和研究以开发更好的疫苗、抗病毒药物和诊断方法方面,全世界仍然面临挑战。最重要的是,需要向所有国家,特别是资源最欠缺的社区,提供这些应对措施,因为它们将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中最脆弱的群体。
鉴于我们目前的技术和知识,大流行性流感是我们无法阻止或消除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季节性流感疫情为防范下一次大流行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要在现在和将来取得最佳结果,有三个关键因素:分享的及时性和质量、研究和创新以及全球协调。为了应对大流行性流感,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来源: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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