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书法艺术走向繁荣的时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具备，尤其是隶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东汉刻碑立石之风甚盛，多采用隶书，镌刻精细，所留“丰碑”极多，琳琅满目，隶书至此已经完全成熟。篆书受到隶书影响，产生了缪篆。从隶书衍生出的章草、今草，已经开始更广泛地使用。草书的兴趣为书法艺术开拓了更大的领域。许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著作在汉末也大量涌现。
进入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汉桓帝、汉灵帝之世，墓碑的发展达到成熟、鼎盛阶段。“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铭等物。”（《宋书》第407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东汉盛行厚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墓碑的发展成熟。至此，无论是形制，还是书体、文体、墓碑的发展都极尽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绳引棺的丰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变。该时期碑刻姿态万千，各臻其妙，不只是结构、章法之变化，且有种种不同趣味和神韵，或方整厚重，或遒劲端丽，或纵横奇肆，或疏宕飘逸，不一而足。不仅形式多样，而且用笔的变化，渐为丰富和成熟，因此形成不同的风格。
东汉洛阳地区的碑刻，在书艺面貌上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碑刻较为古拙，字形轮廓取横势或纵势的都有。后期碑刻在取势上趋向于正方或扁方形态，极少有纵势。在行笔方面，后期碑刻以含蓄柔美，代替了前期的质朴古拙，在流畅的笔法中透露出方正的形象，这意味着隶书形体的逐渐解散和楷书形体的兴起。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为“草圣”。
汉魏洛阳故城俯瞰图
洛阳地区出土了大量的东汉碑刻文字资料，由蔡邕手书的熹平石经，代表了官定标准隶书，因此它集中体现了隶书法则，端庄稳重，笔法遒劲，极为工整严肃，但由于过于整齐拘束，自然风趣就少了。
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东汉时代还诞生了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即崔瑗的《草书势》。崔瑗（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父亲崔骃博学多才，与班固、傅毅齐名。崔瑗勤奋好学，继承父业，十八岁时来到洛阳多方求学，精通天官历教和《易传》，与著名学者马融、张衡是好朋友。崔瑗作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章草和小篆。唐人张怀瓘《书断》一书中，把他的章草列为神品，小篆列为妙品。他向章草名家杜度学习，与师父齐名，后人常常“崔杜”并称。他的书法结字工巧，对后人有一定影响。张芝草书正是因学崔杜二人而发展成为一代“草圣”的。
除了碑刻文字，洛阳地区还出土了大量的砖刻文字，主要是墓砖，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洛阳、偃师刑徒墓砖于1956年和1962年出土。1962年发掘出五百二十二座刑徒墓，墓砖八百二十余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二百二十九块，始自永元十五年（103年），终于延光四年（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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