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过招（吴淞口失守之四）

英国水陆两军浩浩荡荡兵临吴淞口

1840年6月21日，英国远征军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AnthonyBlaxland Stransham）、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英国舰船40余艘及载有陆军士兵4000人的舰队到达中国广东海面，史称“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军沿着东南海岸线北上，7月初攻占浙江战略要地定海县城，定海总兵张朝发受重伤而死，知县姚怀祥跳水自杀。8月初，英国战舰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大炮直接面对北京，道光皇帝恐惧了，怪罪林则除惹祸引起英国出兵，下旨以“贪功启衅、误国误民”之罪将林则除革职，同时派出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国谈判。林则徐的被革职，重复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皇权制度下的一切官员都是皇帝的奴隶，只要皇帝需要，可以把任何官员捧到万众仰慕的天上，也可以把任何官员贬入十八层地狱，这样的捧或贬，全凭皇帝的个人爱好喜恶，皇帝始终没有错，错的只是臣民。

钦差大臣琦善到任后，经过多轮谈判，1841年1月初，被迫答应英国全权公使义律的要求：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等。他没有经过皇帝的批准，私自就在英国人提出的《穿鼻条约》条约上签字。钦差大臣琦善签约后害怕了，隐瞒不敢上报。广东巡抚怡良看不下去了，愤然上书告发。道光皇帝震惊万分，大骂条约有损天朝国威，断然下令逮捕琦善，并宣布对英宣战；他派其侄子奕山前往广东主持军务，拯救危局。

于是中英再度开战，英军屡战屡胜。1841年1月26日上午11时，英舰炮轰清军威远、镇远、靖远等炮台，下午2时英军进攻靖远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下午4时，英军攻占清军最后一座炮台，清军伤亡近千人，英军伤亡仅有14人。至此，广东虎门的清朝防御大军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道光皇帝对《穿鼻条约》龙颜大怒，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看到《穿鼻条约》也是怒气冲冲，他认为英国获利太少，怒斥义律办事不力。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向英国女王禀告说，查理?义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认同巴麦尊勋爵的意见，她在给比利时国王信中说道，“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

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召开会议，作出重要决定：

一、英国不同意《穿鼻草约》。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人所受的损害付出更大数额的赔款，并且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

二、查理?义律必须免职召回，派遣璞鼎查爵士（SirHenry Pottinger）接替其职务。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璞鼎查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建立奇勋而被晋升为海军少将，让他代替查理?义律出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承担征服中国清朝政府的使命，毫无疑问是最佳选择。

远在印度服役的璞鼎查接到命令，立刻整装出发，1841年8月10赶到中国，与全权大使璞鼎查同船到达中国的有英军新任海军司令威廉?巴加（WilliamParker）。

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上任仅仅11天，就携同海军司令英国海军司令威廉?巴加（Sir William Parker）、陆军司令郭富(Viscount Hugh Gough)率领海陆军部队攻陷厦门，迫使清军总兵江继芸投海自杀。1841年10月1日，英军攻陷定海，驻守定海的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三个总兵先后阵亡。紧接着，英军攻占镇海、宁波等地。到了1842年5月18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九），英军进攻杭州湾北侧的乍浦县城，300名清朝守军全部阵亡，乍浦被英军占领。

乍浦失守10天后的5月28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英国海军司令威廉?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率领官兵，乘坐“皋华丽”、司德林、白龙特、摩底士底、斯尔特斯和复仇神等20余艘军舰，像满天的乌云，又如滚滚洪流，遮天蔽地，浩浩荡荡地朝吴淞口方向驶来。璞鼎查的战略目标很明确，虽然沿海地区一路凯歌，但不足以震憾清廷的统治，只有溯江而上，向南京进发，必要时占领之，方可控制漕运要道大运河，切断清政府的漕运和商业交通，置北京于死地——清朝皇帝才会举白旗投降。英国舰队要进入长江，必先攻占吴淞口。吴淞口是进入长江的门户，只有打开大门，方可登堂入室。

英军战船在水上行驶10天，1842年6月8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在长江口以东鸡骨礁集结，随即派遣船只探测航道、封锁长江口。1842年6月13日，英军抵达吴淞口外长江江面，准备发起进攻的英军有战船8艘、武装轮船6艘、运输船13艘和陆军约2000人。

英军从中国南方广东杀到浙江沿海，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现在兵临清军严阵以待的吴淞口，英军还会继续高奏凯歌吗？

上海之门吴淞口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之中。

面对英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守军如何布署迎战呢？

让我们聚焦上海的战略要冲吴淞口！

吴淞口地处上海北部、宝山县东南，位于长江和黄浦江汇合之地，是上海县的门户，松江府的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中英爆发战争以来，清朝政府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吴淞口。

东炮台在黄浦江对岸浦东张家浜，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建造，1832年即道光十二年增建营房，为吴淞口江防的辅助阵地。参将崔吉瑞携守军1000多人和大炮50余门防守东炮台。

西炮台的后方是宝山县城，由两江总督牛鉴率领2000多人驻守，城墙上安置大炮50多门。

位于宝山县西北的小沙背阵地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带领700人驻守，其职责是防止英军由长江沿岸登陆，同时随时准备驰援西炮台。

在吴淞口内侧水面上，水师守备田浩然指挥16艘清军水师战船待命，水师游击刘长管指挥新造4艘水轮船，每艘船上有4门铜炮。

此外，还有70多艘各类小船、巡逻船、运输船部署在蕰藻浜以南黄浦江面。

清军不少大炮上都铸上醒目的标语：“强盗的审判”、“蛮夷的驯服者和征服者”等，有一门巨炮长达12英尺名字就叫做“蛮夷”。瞧瞧，用政治标语激励士气，中国是古已有之啊。

两军对垒，战争一触即发，清朝官员都胸有成竹地认为：稳操胜券。

确实，东西两个炮台的优越地势，拥有近两百门大炮，还有其他兵力和战船，清军的军事实力颇可一观；况且清军以待逸劳，严阵以待。英军则犯下用兵之大忌，劳师袭远，将士疲惫，并且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清朝守军将帅对战争结局都比较乐观，似乎也是事出有因。

我们再来看看两军对阵的将帅，他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人物。

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SirHenry Pottinger)，53岁，雄心勃勃，是一个行动迅猛的斗士。他1789年生于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祖上曾在17世纪出任贝尔法斯特市的首任总督。璞鼎查就读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早年加入海军，后随军抵达印度参战。璞鼎查在1820年与苏珊娜?玛丽亚?库克（SusannaMaria Cooke）结婚，育有3个子女。1841年4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急如星火地赶到香港，在香港仅仅停留两天就率领军舰沿海北上，攻城略地，一路上杀将过来，如今他的部队兵临吴淞口，待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英国海军司令威廉?巴加（Sir William Parker），61岁。他1781年生于英格兰斯塔福德郡，12岁加入英国海军，担任船长约翰?托马斯?达克沃斯的仆从。后来，达克沃斯调到利维坦号船，巴加随同前往，并被任命为护卫舰马格西尼（Magicienne）号代理中尉。1798年5月，他17岁时被派往海德?巴加（Hyde Parker）旗舰，第二年担任代理船长，在墨西哥湾和古巴沿岸巡航。1801年10月他被晋升为上校，11月出任中亚马逊号战舰指挥官。1810年巴加29岁时与法兰西斯?安妮?比达尔芙（Frances Anne Biddulph）结婚，育有二子六女。1812年1月，威廉?巴加离开亚马逊号退役，年仅31岁。其时，他已在海上服役了19年。威廉?巴加退役15年后又被任命为战舰厌战号（HMS Warspite）船长，4年后就任海峡舰队副司令。不久，进入海军部任职。1841年8月10日，巴加受命抵达香港就任英军舰队司令。

威廉?巴加是一个海上作战经验丰富的司令员，在他看来进攻吴淞口，仅仅是参加一场新的战斗而已。

还要说一说英国陆军总司令郭富。

郭富(Viscount Hugh Gough)，63岁。他1779生于爱尔兰，曾任炮队军官。1809年起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参战，1815年因战功显著而被赐以爵士，15年后晋升少将。1837年他58岁进驻印度，担任英军兵团长。中英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英国陆军总司令，于1841年3月2日抵达广州。郭富统率英国陆军，在广州以及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征战，战绩显赫。此次兵临上海，他负责指挥陆军。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的将帅。

两江总督牛鉴是吴淞口之战的最高指挥官，57岁，字镜堂，号雪樵，籍贯甘肃凉州。他出身贫寒，悬梁刺股，日夜攻读。牛鉴34岁时一边讨饭一边前往京城赶考。清朝嘉庆十九年（1814年）高中进士，从此一路荣升。牛鉴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和妙笔生花的文章，曾担任皇子的老师，其中一个皇子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另外一个是道光皇帝，所以人称牛鉴是两朝帝师。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即1841年10月，牛鉴从河南巡抚任上调任两江总督。其时，英军已经攻入中国，杀入浙江，剑指江苏。在上海危急的时刻，谁来抗击强悍的英军，谁来保卫上海，事关朝廷安危。只有守住上海，才能阻挡英军进入长江，从而保住朝廷的安全。在清朝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道光帝任命牛鉴为两江总督，承担保卫上海的重大使命，足见对他的倚重。

翻阅历史，道光皇帝器重牛鉴是有理由的。

那年黄河闹水灾，大水包围了省城开封，情势危急。有人乘机哄抬物价，有人勒索灾民，有人趁火抢劫。牛鉴驾一条小船抵达城下，攀绳越城，一声令下，将首恶分子斩首示众，并张榜约法，从而迅速恢复了秩序。这位巡抚大人还命令官员、绅士买芦席、干粮救济难民，率领文武官员修筑堤坝。几天后洪水平息，开封转危为安。牛鉴处理危机的能力让道光皇帝深为嘉许。当牛鉴奉旨出任两江总督离开开封的前一天，1000多名百姓整整一夜聚集在官署衙门，垂涕挽留。牛鉴被迫绕道启程，百姓闻讯还是追赶过来，一路上跪着为他送行。

再说牛鉴接任两江总督，立马赶往江苏省会苏州，到了苏州的第二天就赶到吴淞口巡视。他还马不停蹄地走遍江湾、杨行、宝山和吴淞等地调查研究，并把自己的指挥部搬到了毗邻前线的宝山县。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慷慨激昂的奏折，表达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并奏请上海吴淞口的布防及具体作战方案。道光皇帝龙颜大悦，立即批准牛鉴的作战方案，还在朝堂上对着满朝文武把牛鉴夸了一番。

两江总督牛鉴在向道光皇帝保证，守卫吴淞口胸有成竹，况且英国不会进军长江。在牛鉴看来，英军只有2000人，吴淞口守军近5000人，况且有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指挥防卫，守住吴淞口没有疑义。按照两江总督牛鉴的布署，英国进入吴淞口，黄浦江东西两岸的守军埋伏不动，等到英军炮火衰竭，东西炮台守军炮火猛轰，英军必定惊慌失措，狼狈逃窜；英军如果以舰船掩护步兵登陆，守护海塘的清兵用炮和鸟枪连环夹击；英军如果攻击小沙背一带，有清军大炮伺候，有埋伏的清军狙击；英军如果越过吴淞口闯入内河，那么布署在黄浦江上的各类兵船一齐出击迎战。嘿嘿，无论英军如何进犯，大清将士都将让来犯敌人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尽管自以为胸有成竹，两江总督牛鉴出于谨慎考虑，还是奏请调遣河南兵1000人驰援吴淞口。

道光皇帝看到两江总督牛鉴这么有自信，很为自己用人得当而欣慰甚至有几分得意，朱笔批示：卿能如此豫备，必奏殊勋，朕忧怀稍宽矣。

我们再来说一说中方领军人物陈化成。

陈化成是福建省同安县人, 自幼跟随长兄夫妇共同生活。据说，他自幼身长超人，食量惊人，长兄无力供养，让他投军；大嫂依依不舍，临别时赠与亲手缝制一双布鞋。陈化成深感兄嫂抚养之恩难忘，经常把布鞋系于腰间怀内。一天，清军与盗匪交战失利，被迫撤退，担任旗手的陈化成突然发现布鞋遗失了，于是返回狂奔寻找。清军士卒看见军旗奔向前线，以为援军来临，士气大振，人人奋勇，结果反败为胜。陈化成因举旗有功而升官。陈化成在福建、广东、浙江、台湾等地，屡屡和海盗作战，多次立功, 从一名士兵逐步擢升为福建水师提督。

早在1840年7月初英军攻占浙江战略要地定海县城，道光皇帝就把陈化成调任江南水师提督, 负责守卫吴淞口要塞。道光皇帝隆重召见陈化成，对他说：“据两广总督林则徐所奏，目前防务空虚，除浙江外，但只江南一隅，倘若英夷乘虚而入，突破海口，切断漕运，后果不堪设想。朕久闻爱卿忠心耿耿，经历海防数十年，熟谙水师，身经百战，才识兼优，于福建海防苦心经营，为英夷所胆寒。如今执掌江南防务，务必尽心尽责，以免朕之忧患。”道光皇上说完，命令太监赐予他一对玉盏。

陈化成年近古稀，胡须花白，双手捧过玉盏，叩谢道：“微臣虽才力绵薄，年事已高，然大敌当前，理当倾注全力，捍卫大清疆域，旋念化成身受皇上隆恩，更当以身献国，纵有千重万难，亦将万死不辞。”

陈化成将近两年，一直住在江边炮台旁的军营大帐里，和士兵餐风沐雨，同甘共苦。他每天督修海塘，每天监造炮台，每天率领将士操练。他在从吴淞口西岸直至蕴藻浜口长约5公里的海塘上，修筑起２６座碉堡，安装140多门大炮，其中吨位最大的大炮重达4000公斤；陈化成在蕴藻浜北岸江堤上修筑了半圆型的新月堰炮台，安置了l0门大炮。陈化成从福建带来一千多名勇敢善战的亲兵中挑选出富有经验的军官，训练那些久疏战阵的江南水师士卒；他还亲临教场，讲授躲避炮弹的方法。陈化成还用爱国主义激励官兵：“人莫不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我无畏死之心，则贼无不灭矣!”

陈化成目的明确：保卫吴淞口，不负圣命！

陈化成和两江总督牛鉴一样，对防守吴淞口颇有信心。他自信地说：“经历海洋将近50年，海上防御全凭炮力。此身在炮弹中入死出生，难以数计。目前布署严密，可打胜仗。”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两军将帅都是自信满满，究竟鹿死谁手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