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清朝为何用“文字狱”打压汉族知识分子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以清初康乾盛世的文字狱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清朝文字狱说到底就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极端思想控制下的产物。清代大兴文字狱其目的是为了束缚和压迫民众的思想，树立清朝满族统治中原的权威，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稳固清朝统治。清康熙朝的文字狱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这其中也潜藏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大规模文字狱对巩固清朝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更多的是使中国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延缓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步伐。

一、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1、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延续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当时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看来，这是颠覆传统的一种“乾坤反覆”的行为，与汉人知识分子心中的“华夷观”是相悖的。所以满清入关之初，遭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虽然这些武装斗争都被满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是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并不会随着反抗的失败而消失，存在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心中的反清意识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清朝前期，虽然占领了北京，但是以南明政权和台湾郑氏为代表的反清集团仍然在坚持抗金斗争，并对清朝的统治带来一定的威胁。明朝原来的税赋基地江南一带由于战乱，经济受到重创，无法为新建立的清朝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保障，更何况江南读书人众多，大多又心怀故国，对推行“剃发易服”的满清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对抗情绪。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新兴的清朝统治地位并不稳固，所以清朝统治者必须要镇压反清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把镇压的矛头对着汉人的中坚力量——那些汉人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影响最大、最为强有力的措施，可以从文化上割裂汉人和传统的联系，所以才会罗织罪名，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打击和镇压。

2、消除皇权之争，排除政治异己势力

满清建立之后，其皇族内部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康熙皇帝一生都被“九子夺嫡”这种权力之争弄得焦头烂额。这场权力斗争在雍正最终胜出之后，雍正为了防止继续出现这种皇族内部的血腥争斗，将文字狱当成打击各位皇子势力的有效手段，将那些与皇子们结党的大臣清除掉，以保证皇权的平稳过渡。雍正利用文字狱，打压了权臣隆科多、汪景琪等异已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3、清朝统治者不自信的表现

其实清朝的绝大多数所谓“文字狱”，都是捕风捉影、拼凑罗织出来的案子，并不都是文人们借古讽今、宣传反清思想，只是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在人口中不占多数，因此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敏感，过度猜疑。很多文字狱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无意的曲解了，是刻意炮制出来的。

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字狱案例就是庄廷鑨的《明史案》。此案被金庸先生写进了《鹿鼎记》，已被大家熟知。这部《明史》由于用永历等朝的年号，将明朝那些将领降清视为叛逆而被人告发，最终因此获罪或者牵连致死者达七十余人，江南文人中的佼佼者大多受到牵连。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种征服者普遍的自大感，但是他们面对汉族几千年的汉文化，又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他们最怕汉人看不起满人，也绝不允许被他们武力征服的汉人在文化上歧视满人，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特别容易草木皆兵，敏感猜疑。这种军事上的自满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清朝统治者将汉人中的读书人视为洪水猛兽，严加提防，甚至不惜用血腥的手段和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清除，这就是文字狱频发的根本原因。

汉族文人虽然大多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坚定的民族信念和家国情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屑于清政府合作的，有很多还参加了抗清斗争，站在了第一线。《鹿鼎记》中就把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几位文人中的代表人物写了进去，而这三位儒学大家也正是明末抗清文人的代表。

顾炎武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王夫之也说：“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在以他们为代表的读书人心目中，夷夏之防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也是道德的标准。因此，持有这种信念的读书人，纷纷投入到抗清斗争之中，用各种形式组织反清复明。

明亡于清，与宋亡于元的结果非常类似，因此，宋朝那些坚持抗元斗争的先贤们，就成为明末读书人歌颂的对象。有很多读书人痛定思痛，去总结明亡的教训，对导致明亡的那些明朝误国的书生们进行批判，反思应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并总结出了读书应该“通经致用”的经验。

清朝建立后，也采取了和明朝一样的科举制度，用怀柔政策来笼络读书人，这是一种维护文化秩序的普遍手段。但是对于始终不合作的文人，也必须要用高压手段予以征服，而“文字狱”就是一种简便有效的征服手段。

发生在雍正六年的曾静、吕留良案，就是清朝统治者娴熟的利用“文字狱”这个征服文人的工具，对不肯与清朝合作的文人进行打击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件案子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一个糊涂的读书人曾静想煽动清朝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这个曾静并无任何同谋，也不属于哪一个组织，只是他个人的一时头脑发热，或者说这只是一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书呆子。但是雍正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理，并将曾静的口供编成书籍发往全国，要求全国人民共同学习。

雍正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他是想发挥政治动员的力量，通过文字狱的高压，去控制反清言论在民间的传播，并宣传清政府的“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理论，去消除汉族人民的华夷之分，获得文化上的主导权。事实上，曾静被捕后也在立场上发生了转变，在口供中承认了“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甚至说出了清朝得天下，是“天与人归”的合法行为，在汉族读书人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达到了清朝统治者的目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清朝的文字狱，确实对读书人产生了强大的震撼作用，很多人在清朝统治越来越稳固之时，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特别是经过清朝几十上百年的发展，经济得到了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到了提高，而此时的人们亡国已久，对明朝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在新的朝代去济世救民同样是读书人的价值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连那些抗清最坚决的人，也默认了自己儿孙去参加清朝的科举，做清朝的官。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明朝遗民的家庭，在清朝二百八十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反清的。读书人从积极反清转为消极的不合作，再到出仕清朝的转变中，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高压，为这些汉族文人们“重君臣之伦，轻华夷之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四、清代文字狱之下文学创作的特点

文字狱是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化恐怖制度。文字狱固然能强化集权统治，巩固中央集权，防止民族分裂，但对文化发展的打击是巨大的，清朝时文坛“万马齐喑”的局面，与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是脱不了干系的。

清朝的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死抱八股程式，从而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清朝后来落后于世界，乃至最终被世界抛弃，“文字狱”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