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齿轮-系列连载下篇」

社会的齿轮

---社会和科技演变的内在循环

作者 杨歌 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

第六章 重要指标与经济 学意义

我们每个人大多都生活在时钟循环和历史进展中的一或两个时代，由于生命时间的限制和生长环境带给我们的思维惯性，很多人认为自己所经历的社会特点就是永恒的。而事实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每一代人的身上，在不幸与幸运的筛盅之下，跳脱出常规熟悉的经济和商业思路，找到更底层的问题机理，提前适应于下一个阶段的客观规律，才便于带给工作和人生更多的意义。

看待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寻找贯穿时钟始终并具有规律性的指标会更有利于对系统整体运转的理解和分析，基于前面我们讨论的内容，我们将在以下表格中对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指标先进行定义，并在之后进行探讨和分析：

重要指标

指标的极值

在时钟里的出现时刻

Ω – 理论科技势差

Ωmax – 理论科技势差最大

理论主义中期

Ωmin – 理论科技势差最小

实践主义中期

Y – 社会经济总产出

(这里指时钟循环内暂不考虑长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后面会讨论)

Ymax – 经济总产值最高

实践主义中期

Ymin – 经济总产值最低

理论主义中期

S – 单元意愿有序度

Smax – 有序度最高

集体主义中期

Smin – 有序度最低(最无序)

自由主义中期

C – 单位幸福度成本

Cmax – 单位幸福度成本最高

实践主义中期

Cmin – 单位幸福度成本最低

理论主义中期

表1 重要指标与极值出现时刻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相关指标：

其他相关指标

与前面重要指标的关系

Ψ – 社会理论科学水平

Ω = Ψ – A >0

A – 社会技术应用水平

Y1 – 集体经济总产出

Y = Y1 + Y2

(此处不考虑系统外因素与内部损耗)

Y2 – 个体经济总产出

R1 – 集体经济总产出占比

R1 = Y1 / Y

R2 – 个体经济总产出占比

R2 = Y2 / Y

表2 相关指标与重要指标的关系

基于此为了便于分析，同时我们将社会科技进步时钟进行了指标化：

图2 指标化的社会科技发展时钟

首先我们关注前面提到频次最多的一个指标，即理论科技势差Ω。势差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落差，指的同一种事物在不同人群中、不同场景下、或不同时间空间中出现的差距。在这里，理论科技势差指Ω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下，社会中存在的前沿可用理论科技水平Ψ相比于经济实际的应用技术水平A在这个时点的差距，有Ω=Ψ-A，。由于在每个社会阶段下，都有大量的科技残留没有被广大的市场应用而转化为生产和消费，因而Ψ恒大于A，Ω恒大于零，即在任何时间点上Ω(t)具有保号性，如图3所示。这其中对于提到的应用技术水平A的定义，我们将采用宏观经济学中对于技术水平的定义。(*注释：技术水平A是外生指标，例如在索洛增长模型中，通过产出、资本与劳动力反算出索洛剩余。)

图3 理论科技势差Ω示意图

其次社会经济总产出Y，以及集体经济总产出Y1与个体经济总产出Y2，我们也同样采取宏观经济学中产出的概念，并做一定的限制：1.假设为封闭系统，暂不考虑系统外因素；2.将总产出的定义应用到系统中各个分形单元，即每一个自成子系统的单元都有自己的产出；其中集体经济总产出Y1与个体经济总产出Y2在这里为了便于理论的讨论与国家和经济学常用定义下稍有不同，集体经济总产出Y1定义为在社会系统中的前N个集体单位，例如文明、国家机构、以及大型企业，他们的经济产出之和，而个体经济总产出Y2为其他所有有产出单位的经济产出之和，因而有Y=Y1+Y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钟的各个时期，社会经济中的单元和产出单位因为合并和重组关系因而总个数是不一样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定义Y1的产出单位数量为N但不能给定Y2的产出单位数量，它是一个阶段下具有随机性的外生性指标。

此外单元意愿有序度S如图4示意，指的是对于每个独立行动的最小产出单元(包括个体)，大家各自的目标一致性或执行一致性任务的意愿程度，S大则有序，小则无序，S减小实则熵增过程；以及单位幸福度成本C指的是每个个体在感受到相同幸福和满足感程度下在当时经济体下所需要消耗的成本。

图4 各阶段时期有序度示意图

再有，在前面我们对于各个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每一个阶段的前中后期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现象、势差变化、经济情况以及个体心态，具有显著的推进关系，在社会随时间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多久，历史将演化进入下一个循环阶段或其中的下一个时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层简单而对讨论有着重要意义的关系，即当进入到每个阶段时期之后，或快或慢，社会和人群会在该状态下进行迭代变化，直至整体客观地进入到下个阶段时期，时钟的推进与社会的发展不以系统内任何主观意愿而进行逆转或跳步。所以迭代决定时间，迭代导致因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定义，在每一个阶段时期中，形成时钟推进的时间比该阶段时期内经济产出进入到稳态（*注释：稳态steady state是指在一个阶段时期内，当环境因素不再发生变化时，单位工人产出和单位工人占有资本不再发生变化的状态。它刻画经济中单位工人产出和资本水平在一定的阶段时期内的收敛现象。）的时间要长得多，从理论上讲后者与前者构成因果关系，后者所经历的时间是前者的小量因而在本章的模型中忽略不计。所以基于此，我们在前面定义的社会经济总产出Y，集体经济总产出Y1以及个体经济总产出Y2都是各时期下时间点的稳态产出，在更长的历史时间线上的稳态随时间形成稳态序列(函数)，以 Y为例记为Y(t).

值得提醒的是，在前面表1中关于Y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Ymax和Ymin的及其出现的时期，事实上在一个技术经济增长的循环中并非如此（*注释：技术经济增长的循环中经济产出Y循环上升，大多情况下是增速随循环变化有快有慢，出现阶段倒退的情况比例相对要小，因此可能是单调增函数，在后面会进行讨论）。在此我们先做一个限定，类似于宏观经济，我们首先讨论在暂不考虑长期技术进步与跨周期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产出增加，只考虑在单个循环内部的稳态情况来讨论循环波动问题。此时Ψ恒等于Ψ0，则有Ω=Ψ0-A，以及Ω=-A。这个限定说明，不同于经典的稳态模型，在不考虑长期技术因素前提下，技术应用的波动仍然是我们讨论产出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我们完成稳态循环经济模型的讨论后，我们再转为长期技术进步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例如索洛增长模型)，考虑技术在循环波动发展中更贴近实际的情况。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讨论的内容，大量的案例与史实表明，不同发展阶段中会出现各类代表性现象，贯穿时钟的指标在阶段内会有极值出现。根据前面抽象出的指标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图中的规律：

图5 社会科技指标与时钟循环对应曲线

图中各个指标的极值或拐点分别与时钟循环圆盘的阶段性重点相互对应。例如在理论主义中期，大量的研究堆积理论科技势差达到顶点(Ωmax)(*注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在不考虑技术增长的模型中，理论科技势差堆积来自于经济中的应用技术倒退。本段中所出现的相关于理论技术势差的其他指标问题相同。)，长年的冲突最终解决，经济产出能力在循环中最低(Ymin)，生存条件简朴(Cmin)，社会有序度边际下滑现象明显(S/t |min)；在自由主义中期，各自创新的过程中个体单元的目标各不相同，整体最无序(Smin)，理论科技势差迅速释放(Ω/t |min)，社会创新总产值快速提升(Y/t |max)，个体单位幸福度成本迅速拉升(C/t |max)；在实践主义中期，经济最发达(Ymax)，生活成本最高(Cmax)，各类技术在商业的促进下尽可能转成实际价值，其势差消耗殆尽(Ωmin)，随着中大型机构的出现和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集约化思路迅速贯彻(S/t |max)；在集体主义中期，大型机构力量聚集(Y1max)，整体产出能力向集体力量聚合倾斜(Y/t |min)，生活成本在计划中得到调控(C/t |min)，集体能力促成理论技术快速堆积(Ω/t |max)。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假定满足以上条件具有代表性的三角函数模型作为理想稳态波动模型进行关键指标分析。定义所有指标时间线从理论主义起始为时间0点，一个循环周期的时间长度为T，假定各个阶段都时间长度为T/4，则所有独立内生指标可以记为：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得到(*注释：为了观察相位比较，R1与R2做了等比振幅调整)：

图6 经济生产相关指标对应曲线

通过整理上述所有结果获得下表：

指标

理论主义中期

自由主义中期

实践主义中期

集体主义中期

Ω

最大值

向下拐点

最小值

向上拐点

Y

最小值

向上拐点

最大值

向下拐点

S

向下拐点

最小值

向上拐点

最大值

C

最小值

向上拐点

最大值

向下拐点

Y1

向下拐点

最小值

向上拐点

最大值

Y2

最小值过后

接近最大值

最大值过后

接近最小值

R1

最大值过后

接近最小值

最小值过后

接近最大值

R2

最小值过后

接近最大值

最大值过后

接近最小值

表3 各指标随阶段时期的变化对照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指标在循环波动模型中随社会科技时钟循环过程的波动特性。在此需要注明两点的是：1.三角函数模型的模拟过程具有理论代表性，在使用其他模型时需满足独立内生指标在各个阶段内的增减函数特性，使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会得到相似结果；2.在忽略稳态过程时间，以及不考虑技术增长和其他系统外因素时，个别指标会仍可能会受到系统内信息和资源不对称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时间将会长于各时点的稳态过程时间。

传统经典的宏观经济学对技术波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通常局限在一个历史阶段范围内，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度（*注释，在后面模型范式一章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对于多系统相互重叠时所发生的问题。）与阶段性数据噪音过多，因而不能解释短期历史循环下所出现的波动问题。在这里，我们通过社会科技进步时钟，了解到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循环内，即便是不考虑长期经济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型，产出仍然受到技术势差的影响而循环波动，因而称之为循环波动模型。

根据已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得知，产出会随技术的发展而增长，即产出是技术的增函数，而在上述分析的循环波动过程中A=Ψ0-Ω，所以显然我们可以得到产出Y是Ω的减函数，与我们从周期图线的对照中所观察到的结论一致。根据经济产出与技术之间已有的经济学定义，我们可以带入A=Ψ0-Ω，得到循环波动的经济模型：

Y = F(K, N, Ψ0-Ω)；其中K为资本，N为劳动(劳动力数量)，Ψ0为循环内社会理论科学水平的最大值。

据此，我们可以借此理解历史社会发展中很多的史实和阶段性的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论科技势差对社会发展和经济波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技术与经济产出作为时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指标，犹如上下两根传动蜗杆不断地驱动社会的齿轮循环发展。

提到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将长期阶段的技术水平变化考虑进去。此前，经典的经济发展模型已考虑了非波动的长期技术发展因素，即Y=F(K, N, A)。依照我们在前面的讨论，我们加入根据技术随时钟波动的势差Ω，将A=Ψ-Ω带入其中，得到广义化的经济波动发展模型：

Y = F(K, N, A) = F(K, N, Ψ-Ω)

下面我们来验证一下在经济发展中波动的势差Ω的堆积与释放特性。此时我们需要将每一个参量X定义为周期平均值和波动值的概念：

其经济学意义为单位理论科技势差波动下所释放或堆积的经济产出效率，由于上述的讨论结果可知，η(t)恒大于零具有保号性。在这里如果我们仍借用理想三角函数模型来进行模拟分析，可以观察到η(t)在周期内部为恒正的常量，说明理论上单位科技释放所带来的经济产出是恒定的。而在实际之中，由于复杂系统的波动具有不定性，Y与Ω的增减速度也很难保持统一相频，因而η(t)也会围绕一个正值常量上下波动。

综合以上的内容，我们得到了经济波动发展模型中的指标特点，下面用图7来进行直观一些的表示：

图7 社会科技进步时钟在经济波动发展模型中的对照示意

从图中可以看到社会科技进步时钟在经济波动发展模型中对应于产出的波动过程。在此总结一下Ω的经济学意义。理论科技势差Ω代表了经济中潜在可应用和可转化为生产价值的科学技术水平，它受到理论科学研究水平与已经应用转化为生产价值的技术应用水平共同影响，在历史时钟循环的周期下不断发生波动。在每个周期内部的波动之中，Ω释放减小时加快经济产出增量，Ω堆积增大时经济发展减缓；从长期的角度来看，Ω不断循环驱动经济长期发展，在过程中会出现额外增量存留，该存留部分在短期阶段内不为经济所转化，但从跨周期和长期而言仍然具备经济产出价值。

本章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特殊问题，即科学技术水平是否会倒退的问题。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到今天的400多年以来，快速的拓展和科技进步让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倒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人类已经存在了近百万年之久，大量的考古发现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常会出现阶段性的精湛技艺而后失传的现象；同样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古希腊的复杂机械装置，以及爱因斯坦的风趣表述都在挑战着我们的直观常识。进入到21世纪后我们面临的全球性地中海问题和海鸟定理之后，各类的不稳定因素是否还会继续推动奇点临近的理想预期，还是会产生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节奏调整，我认为讲到这里我们已有了答案。科学技术和经济产出并不是始终快速和正向发展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防止极端的情况出现以使得它产生阶跃式的倒退。未来的两百年会是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二十年则是我们为十字路口选择方向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客观地认识处境，放下原有理想化的惯性思路，寻找一条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意义的路线，并着手去落实和改变，是我们每一个有理想的人需要立刻去做的事情。

第七章 复杂系统与 模型范式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在一些阶段中提及其他阶段的性质，例如在理论主义阶段中出现的创新应用，自由主义阶段中后期目标的重要性，实践主义后期各类行业的寡头，以及集体主义阶段理论研究的兴起，都说明不同阶段中会有一些其他阶段的特点与之共存。

事实上，真实的社会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一个时期内，不同阶段的问题不仅会发生在不同个体之中，也可能会同时作用于同一个个体或事物。比如人们把爱迪生定义为发明家，原因是他同时具备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特性；比如作为希腊共和制政体城邦一员的斯巴达，其内部却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再比如犹太人在世界上流浪2000多年居无定所，但却在各自为营精通商业的过程中紧密协作密谋了复国运动。这些特点的并存出现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1.阶段过渡原因：系统和单位处在阶段过渡期间，同时具备前后两个阶段中的特点；2.系统叠加原因：系统和单位处在不同地理、文化、事件或其他外部因素的交界处，受到了其他系统和单位不同阶段下的叠加干扰；3.主次环境原因：系统外部环境与系统内部环境发展阶段不一致，组织结构需要同时适配两套环境发展的特点。

第一个原因相对直观和容易理解，对于阶段过渡而言，通常都是顺承关系，在上一个阶段中后期或主动或被动地逐步开始转变，直至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这种变化通常是确定方向和不可逆转的。而对于系统叠加过程，方式相对简单，而实际情况则随机和复杂。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会参与到多个不同的集体和系统之中，对于企业、机构和国家也同样会面对多系统身份的问题，因而在不同的系统之间我们需要频繁和熟练地切换角色和操作系统，以适应不同系统的组织环境，相信如果你将二次元的思想和语言方式带入到政府汇报一定会给你带来笑话和麻烦。然而，切换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相对简单一些，而作为企业或者更大的社会单位，更多的情况是适应性的加成和融合，这个时候的组织形态会变得十分‘拧巴’，设想一个充满自由意志的集体主义将是会怎样的一种存在，我认为区块链其实就是这样诞生的。之所以每个大型企业的组织结构都很难复制，其实原因也就在这里，他们的‘拧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第三个原因主次环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每一个企业在社会中生存，它既需要迭代出一个管理高效的自我组织结构，同时它也可能隶属于更高一个层次的母公司、集团、协会联盟、或最终由国家管理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岗位。与叠加过程不同，主次环境的问题是嵌套式的，集体相对于系统它便成为了个体，集体相对于个体它便成为了系统。虽然通常来讲，在一个阶段下的嵌套式单位，主要矛盾大多继承了该阶段的主要特点，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逆潮现象也总会出现。这里还值得着重一提的就是个体。在创业投资实战之中，我们曾经总结了一个有趣的道理：企业的发展好坏除了外部环境影响之外，最重要的是企业决策；而一个企业的重要决策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的，1.CEO的决策能力，2.董事会纠正CEO错误的决策能力。CEO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套暗箱的决策机制，在我们经历的大量商业案例中，企业间出现的矛盾很多情况是CEO的决策机制不可调和，我们把这种个体的决策称为‘脑回路’，其实它是社会中最小的组织形态。相似于企业与机构，个体决策机制与他所在的系统组织形态也是需要相互适应的。

由于上述的不同原因，社会的各种单元都需要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以在一个时期内适应多重不同的形态组合。不过好在如前面所提到，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经常会继承这个阶段整体的运作方式和组织特点，或者一个特殊单位它自身的主次矛盾通常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只需要在每个阶段内，弄清楚我们所经历事物的主次矛盾顺序，并分别对应地找到它们所属的形态特点，事情就会变得相对简单。对于不同阶段整体系统本身以及这些阶段下其他子系统与单元和事物所表现出的形态相似性，我们称之为模型的范式。

范式的提出者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因此我们在这里定义的范式，就是各类系统、集体、企业、单位、个体、或动态的事物，把他们自身视为独立对象而看待时，它们与各个阶段主要特点模型或模式的共通性。对于时钟循环的四个阶段，它们分别对应着显著而不同的范式特点，通过我们前面章节的讨论可以总结和理解，理论主义范式是打破和重塑；自由主义范式是创新和应用；实践主义范式是目标和形成组织结构；集体主义范式是协同和整合。那么凡是具备这些特点的独立对象，我们就认定他有相应的范式。

范式在阶段内单位事物与阶段本身之间，存在四种不同的逻辑关系：继承、前置、延迟和互补。其中前三种逻辑具有明显的顺承因果关系，只不过有时子系统和母系统是同时发生的；有时子系统先孕育，到了一定程度或一定量之后形成质变，促成了母系统的形成；也有时是母系统形成之后，原先的子系统组织形态不再适用，必须跟随母系统而发生形态转变，因而有一定的滞后延迟特点。这三种情况的母子系统相互影响，或早或晚地成为了同样的范式，对于这种母子系统具有同样特点的情况，在几何学中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叫做分形。分形最早是由本华·曼德博在1973年提出的，通常定义为:‘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至少近似地)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生物和地理问题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分形情况，密集恐惧症实际上是人类对于看到其他物种在繁殖演化时所形成的大量重复密集型物体的一种本能的抗拒恐惧心理。我们在这里将分形的定义应用在具有因果关联的母子系统中，子系统就是母系统的分形。相反我们用泛化定义逆向过程，即此时的母系统是子系统的泛化形式。

例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寡头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当实践主义后期大量的寡头出现后，将寡头自身视作一个系统时，他已经形成了集体主义范式，系统资源构成和组织结构特点在竞争中发生必要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中每个参与单元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小群体和个体自身的微小组织形态逐渐更加适应了集体主义范式的形态特点，因而他们在发生流动，即离开寡头企业进入到社会的其他子系统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前面所形成的习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整体化效应，推动整个阶段进入集体主义范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前置性分形的情况，古希腊的共和制政体促成罗马初期建立体制，二战期间大量的理论研究触发了飞机、核能和计算机的广泛研究和应用，也都是类似的案例。前置性分形的子系统之间是共同时期共同摸索的过程，最终会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范式，而继承性分形和延迟性分形与之不同(*注释：延迟性分形可以理解为时间滞后的继承性分形)，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影响渗透的过程。我们可能会直观地认为，渗透下的范式会具备更多的共通性，事实上，继承性分形和延迟性分形在子系统之间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文明和文化的子系统分形是十分典型的继承性分形，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是伊斯兰教的不同派系，然而他们之间在继承人选择上，法律和教义信条上都有相对的差异。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外界发生矛盾时，他们会作为伊斯兰信徒一致对外，然而涉及到他们内部的问题时，他们又会放大分形之间的不同而形成相互之间的矛盾。文化不同的继承性分形在中国的商业中也十分常见，浙商、闽商、山西晋商他们之间的风格明显不同，但他们都是具备典型特点的中国式实践主义范式，在与犹太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沟通时会有更大的文化习惯差异；而温商和莆田系又是浙商和闽商分形下面的二阶继承分形，他们又会与周边其他的二阶分形存在系统内差异。

阶段内单位事物与阶段本身之间还有一种范式关系相对特殊，就是互补性范式。具有互补关系的两个或多个范式之间，与其他范式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们各自的范式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不是顺承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环境，市场化经济与计划经济分别对应实践主义范式与集体主义范式，各自独立时都有着自己优势和问题，相互结合能够取长补短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区块链的思想起始于日本成长于美国，尽管自由主义者认为乌托邦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但是没有秩序和法律约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区块链的发起本质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所构建的无监督式集体主义范式模型，通过节点同步的方式降低自由主义范式下的无序不协同问题，是解决自由主义者之间发生相互矛盾的一种补充。互补性范式在系统存续与阶段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一个复杂的运转系统需要多范式的共同支持才能良性存续，在时钟的不同阶段内或是具备一个典型范式的系统单位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长尾矛盾相互支撑共同存在，主要矛盾虽然主导了系统范式的整体特点，但是其他矛盾与其他范式的职能性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古埃及的奇迹创造少不了天文学和数学的科研工作者，一个集团的发展少不了战略与产品部的头脑风暴，硅谷的自由创新需要大量的集会来串联思想，而研发型机构也需要通过阶段性成果来换取发展经费。

范式的选取和应用是灵活多样的，范式的调节和组合也需要灵活应变。其中类比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方式，找到相似复杂环境下的相同范式，通过历史与案例的借鉴和分析来推演发展过程，会给未来带来更多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商业与文明的发展有很多相似的范式类比，个人与集体之间也有很多相似的范式类比，在此要特别鸣谢史图馆创作平台采用大量数据对历史总结出的精美作品，使我在商业与文明之间的范式类比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范式的类比意义除了可以帮助看清复杂环境之外，还会可以解释更多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系统内部的主次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会颠倒的，但当多个复杂原因同时出现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并且有可能会触发主次矛盾的颠倒。例如在2005年-2010年，诺基亚、摩托罗拉与爱立信在猛烈地竞争手机市场，整齐划一的组织结构、明确的商业目标和高效精准的市场推广力度，是当时实践主义阶段后期竞争的必要基础。而从2007年横空出世的iPhone出现之后，苹果公司彻底打乱了这一竞争的格局，一个不被看好的外来和尚，被笑话成没有天线的粗糙触摸面板，却以创新的理念彻底击溃了手机竞争者的僵局，让耗费巨资研发2D地图的诺基亚，以及在十年磨一剑做4G的摩托罗拉傻了眼。本以为壁垒高筑以通信品质为内核的完整行业，竟然被一个做电脑和音乐的小东西(*注释：这里指iPod，苹果公司通过mp3市场先收集了垂直用户群，而后转身击打手机市场，是商业中绕道超车和微观经济学中系统外因素导致竞争格局打破的典型案例。)打得溃于蚁穴。此时实践主义范式和集体主义范式下，对于守城思路的线性研发认知，遭到了系统外因素的严重打击，新型创新应用的自由主义范式思路从次要矛盾越居于主要矛盾，此时微调产品、削减开支、加大营销和甚至于并购重组都无济于事，更大的循环自上而下碾碎了此前精益求精和稳步过度的小循环。诺基亚手机被微软收购的唏嘘，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山外有山，关注系统外因素，用更大的视野和更宏观的思路去规划发展，时常调整自己的线性习惯，才能免于被复杂而变幻莫测的社会所抛弃。

然而范式的类比应用是绝对不能教条的。在乔布斯和苹果高奏凯歌颠覆手机行业之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希望用同样的道路颠覆传统汽车壁垒。然而时尚和Fancy给新产品爱好者带来的幸福感并不能掩盖电力汽车在动力、能耗和损耗速度上短期无法全面覆盖内燃机车的不足事实；此外汽车作为长周期高客单价消费品以及长达百年具有深层惯性认知的重要生活用品，用户的对于商品的认识和价格满意点与手机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驾驶的安全和稳定性比新技术提供的次要应用更重要，性价比与耐久度比支付给新科技的超额价值所带来的幸福感更重要，机械工程的金工精密程度比花里胡哨的电子内饰更加重要。因此，自由主义的创新范式在这里并不能轻易颠覆实践主义目标范式的组织结构和成绩祭奠，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从业者认识到，与其花钱在设计和宣传上大搞文章不如让金工工艺和传动装置提升一个小的等级来的更有价值。

以上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复杂问题的分析上不仅需要模式化的类比思考，也要结合具体问题的具体特点。主次矛盾发生调换，一些系统发生跨周期或逆周期问题，都并非是不可发生的现象或错误现象，我认为任何一只黑天鹅都有它背后的操控者，关键你要真正看懂他们的范式特点。

本章的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时钟内部几个特殊情况的阶段性范式。

第一章中我们提到的海鸟定理，是从实践主义中期到集体主义后期始终贯穿的一种范式模型。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出现在越来越拥挤的资源环境中，海鸟定理是一种很直观的必然结果，前面的章节中也对于海鸟定理的定义和案例有了明确的描述。海鸟定理在商业之中也具有着深刻的价值。从2014年以后，互联网流量模式的创新在中美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放缓，而在经过过去十年刚刚学会的大量人群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而继续在拥挤的市场中重复着各种乏力的竞争，视频直播、智能硬件、虚拟现实等行业在几乎没有差异化竞争的环境下常常爆发千团大战，记得在2015年火热的智能硬件金融众筹的背景下，扫地机器人这样一个小众垂直领域竟然出现了数千家不同的品牌。这些现象都是十分不合理的。正如巴菲特所说，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如果你不能做到鹤立鸡群，在海鸟定理到来之时，一定要能放下心态悬梁刺股再伺良机。

在自由主义阶段的讨论中，我们提到了大家所熟悉的羊群效应，这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研究企业和市场行为的一种常见现象。羊群效应是说，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比喻人们盲目的从众行为。(*注释：引用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理论定义。)从这里的观点讲，羊群效应所描述的意义是自由主义范式下由于自身考虑和能力有限，在找不到更好地理由去前进时所选择的一种被动集体主义范式。这种偶发的被动集体主义范式是盲目的、相对随机而缺乏有效方向的、也是不长久的。羊群效应的出现说明自由主义范式的无序虽然是创新者的摇篮，但却给很多其他的群体带来了迷惑和彷徨。这个阶段会为投机者带来土壤，也是实践主义阶段将其替代的必然原因。

阿米巴模式则是从积极的另一个面来观察的有效自由主义范式，它源自于稻盛和夫的经营管理理念，借用单细胞生物阿米巴灵活应变各自为战的生物特点，指导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让各个单元自行制定各自的计划，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阿米巴模式在自由主义阶段和实践主义阶段初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此外在其他阶段中，当遇到特殊情况例如不可抗力或重大系统外因素影响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另外在时钟中与阿米巴模式相对是蚂蚁模式，它是指一个社会集体就像蚂蚁社会一样在信息素传递指令的过程中，每个个体完全遵循的集体意志而执行任务，它是一个完全集体主义范式。事实上与蚂蚁信息素类似的是，人类的语言文字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正是表达观点和形成共识的作用，正如《未来简史》一书中所提到，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语言，正是语言的使用才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才有了评价标准，才积累了所有历史的智慧，也才形成了分工协作和创造社会化生产。所以蚂蚁模式虽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完全集体主义模式，但它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源泉动力。

我们生存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内，其实就是由这样多个阶段和各种范式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相互融合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跟随和推动着历史齿轮不断前进。我们希望能理解本我与外界的关联，解释问题的原因，并找到其中的意义。本文所提及的内容，从社会科技进步时钟，到各个阶段范式的特点，从指标的追踪和相关性分析，到探究其社会经济原理，旨在能从一个新的维度来回顾和审视我们过去的经历，以及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出一些基础准备。希望这些内容能够从一个角度抛砖引玉，让自己在风雨欲来的地中海上，在整装再出发的临行之时，可以寻找到一个时点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