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城市人日常饮水与防疫

刘海岩 海量天地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天津自来水历史的论文，其中一节专门谈到饮水与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息息相关。我节选贴在这里，供诸位闷在家里闲读历史。这可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新冠肺炎的大爆发和疫情紧张度一直居高不下。人们除了被要求自我隔离，还要出行戴口罩、回家勤洗手、日常多饮水。防疫、公共卫生与健康、生命安全是如此密切相关，小小的病毒逼着我们改变生活习惯。

一

在中国古代，“卫生”的含义与“养生”比较接近。现代意义的“卫生”观念来自西方，涵盖了清洁、健康、营养、公共环境等多重含义，中文只用“卫生”一词，在英文中就有health,sanitation, hygiene等与之对应，其中尤以hygiene含义最为贴切，就是人类以确保健康为目的的行为。

观念与生活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在现代“卫生”观念传入以前，天津人很少会把“喝水”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喝河水长大的”。这个河水，就是指海河水。当时，海河流经城外，要靠水夫把河水送到住户家中。在天津天后宫的偏殿，供奉着水夫的神像 ，当地人称“挑水哥哥”，据说是位挑水浇天花（也是对孩子威胁最大的传染病）的神仙。可在现实世界，把水夫尊崇为神 ，可以想见其在当时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水夫不仅为住户送生活用水，还同时为住户倾倒污水，在河边取生活用水时，也将生活污水倒人河中。这种生活方式世代相袭，习以为常。政府不会有任何干预，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会破坏公共环境影响公众的健康，会对个人生活发生什么影响。

可是，在19世纪的欧美，人们对清洁、卫生与健康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应当归功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德首先提出的微生物理论。他发现了细菌，这个“看不见的怪物”，无处不在，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现在喝的牛奶用的“巴氏消毒法”，就是得益于这位法国科学家的发明。从那时起，卫生不再仅仅与个人身体健康有关，而是成为与医疗、公共健康、公共环境、公共意识、政府管理等等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成为整个社会的事。在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巴黎和纽约，卫生改革是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净水的充足供给”又是卫生改革的重心。

二

随着门户的开放和西方人的到来，这种观念也传人中国。然而，从观念到行动，直至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却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1902年春夏之交，天津爆发霍乱。在天津考察霍乱流行原因的日本医生铃木，经过细菌学研究之后认为，引发霍乱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海河的水，对天津人健康的最大威胁是天津人直接饮用河水又污染河水的生活习惯。

当时，天津正被八国联军占领，由联军军官组成的“都统衙门”统治天津城。为了应对霍乱传染病流行，“都统衙门”制定了多项涉及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的制度和法规，公开发布告示，贴在城门和交通要道，以告诫居民。如其中一份【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年6月9日）发布】要居民：一、凡饮水饮茶须用开水；二、蔬菜、水果等项必须煮热方可食用；三、身躯并手指切宜洁净，不可肮脏，至于食用各物尤应清洁；四、遇有此症（指霍乱），无论何时须速报知本段武员，以便派医诊视，以免染及家属邻里人等，倘隐不报，一经查出，定即严究不贷；五、居民人等所有厕所并堆积秽物地方，均须倾洒白灰，所用灰斤可赴各段巡捕官处领取，不收分文。

“都统衙门”在城里城外建立了多处医疗站，并开始设置城市卫生管理机构和卫生巡捕，管理公共卫生，对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施行处罚。规定的处罚主要有罚银元，服苦工，还是非常严厉的。

袁世凯接管了天津，也将这一套管理体制接了过来，公共卫生和防疫开始成为城市政府管理的事务。当时成立了“天津卫生总局”，制定的章程中就有教给市民如何使用生活用水才是安全的：

凉水（指生水）中瘟虫（即细菌）甚多，先用白矾将水澄清，过一昼夜再煮至二十四分钟，白泡滚滚，方可取饮。总以煮饮自来水为最妙。凡百病症，由凉水而至者居多，不可不格外加慎……所用碗盏，于饭后用开水洗净，不得用凉水。

第一座自来水塔建在城隍庙里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成立了济安自来水公司，在运河上游建了“芥园水厂”专供城市用水。袁世凯同意自来水公司设立的理由，首先就是“自来水为卫生、救灾要政”。

三

进入民国以后，公共健康与卫生防疫更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天津成立了“北洋防疫处”，专门负责传染病的防控。每到春夏时疫流行时期，“北洋防疫处”都要发布与卫生防疫有关的禁令或相关事项，其中与“水”有关者最多。1920年3月，正值春季防疫时期，北洋防疫处在报纸上刊文，号召市民最好用20倍石炭酸消毒水洗涤器具等。夏季霍乱流行季，北洋防疫处又提醒市民，喝水必须煮沸再饮用，汽水、荷兰水等清凉饮料必须用沸水制作，凡“冰水、红果酪、杏干水掺杂整冰”等冷食，一律禁止出售。他们宣传预防霍乱的文章，用通俗的语言，没有官腔：

河流的凉水万不可饮，凉水内微生物甚多，饮了最容易得病。凡卖水的，应先用矾将水清过，再煮至滚开方可售卖。仍以煮自来水为最好。冰水万不可饮。

20世纪初期，还把细菌称作“瘟虫”，这时已经称“微生物”了。可见，距今一百年前，现代生物和卫生防疫的理论知识，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但是，要让吃瓜群众改变他们“不卫生”的传统生活习惯，那就困难多了。天津老城居民，每天仍然把生活“秽水”随意倾倒在海河里，北洋防疫处只能在报纸上刊文，提醒市民“倾倒秽水不得在河沿挑水口（取生活用水的地方）相近之处，并不准在挑水口洗筲”。而且，当时送水的水夫仍然也为住户倾倒污水，这种行业分工一直沿袭到1928年，才由民国政府警察厅强行制定新的分工，水夫专门负责送自来水并改用水车，另外有清洁夫专管倾倒污水。

天津挑水夫

四

但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市民改而饮用自来水了。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强化了自来水供给的管理与干预。政府卫生局刚刚成立便制订了一项计划，每隔十天要对自来水做一次化验，而且要从不同城区轮流取水，化验结果要在报纸上公布。当时制定的饮水化验标准是“每水一西西(毫升)所含细菌数目不得过一百，所含大肠杆菌数目不得过一个，如超过此数，即表明饮水与病菌接触，不宜饮用，并应实行消毒”。由于政府的干预，济安自来水公司开始执行这一规定，每十天做一次细菌化验，每月做一次化学化验，主持这些化验的都是法国医生，设在法租界的巴斯德检验所提供技术支持。

卫生局还对与“水”有关的行业订立了一系列卫生规章。1929年制订的戏园、茶馆和澡塘卫生规章，虽然没有强行要求必须使用自来水，但强调“要用沙滤水”，饮水要煮沸。“饮食品制造厂所卫生管理规则”规定，制作清凉饮食用水或牛乳“均需煮沸，或经其他适当之消毒”。1930年，卫生局制定的“管理饭店规则”要求饭店必须一律用自来水充作饮料，如果不得已需用河水井水，则要使用沙滤缸“将水之虫卵杂物滤净”。洗涤瓜果蔬菜及供客人漱口使用的水，都必须经过煮沸。餐具要用“开水”洗净，手巾用过之后要煮沸消毒。

民国初年基督教青年会个人卫生宣传画

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逐渐被社会不同阶层所接受。每当自来水发生异常，很快就会通过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关注。没有政府干预新闻自由，记者也不必知道政府的宣称口径或看官员的脸色。1923年6月，报纸上报道“近因河水不洁，患病者甚多”，济安自来水公司马上声明是因为上游截流导致运河水浑浊，无法饮用，已经改用西河水。同时，公司还欢迎市民到水厂参观，以“免去误会”。1928年6月，自来水又出现“泥沙较多”，济安公司解释其原因：“近届麦黄时期，运河上游水质突变，色呈红黄，即俗呼为麦黄水者。且夹带土沙极多，故自来水略受影响”。同时表示，公司已准备加设滤清池设法滤清，“最迟三数日后即可恢复原状”。

五

在英租界，由于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日常公共卫生的关注点与管理的重点与天津老城区多有不同。20世纪以后，大部分居民住宅已经安装了自来水，饮水安全得到了保障。公众关心的公共卫生，除了传染病疫情外，就是与居民生活最为密切的如每天生活必需的饮料——牛奶，以及洗衣房等等问题。每年发表的工部局年度报告中，卫生官的报告都把这些问题作为专项报告的内容。1912年，工部局还专门增设了卫生巡捕，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这些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业。

英租界的牛奶供应来自租界内外的多个养牛场，并通过流动奶贩送到住户家中。自从有了自来水供给，工部局卫生处就要求牛奶房洗刷器具和瓶子必须使用自来水。卫生处经常通过随机抽样或突然检查的方法，监督牛奶的质量，严防掺水牛奶。

租界居民尤其是外国居民，日常服装洗涤主要送洗衣房。英租界的洗衣房均由华人经营，直到民国初年，洗衣房洗衣仍然直接使用河水。工部局一直担心直接使用河水洗衣是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在卫生官的提议下，1915年由工部局投资建造了20所洗衣房。按照卫生官的要求，新建造的洗衣房均铺设水泥地面，安装自来水和下水道。建好的洗衣房全部出租给华人洗衣匠，要求只能使用自来水并接受卫生处的监督，违反者将立即解除租约。

1919年夏秋之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爆发霍乱。英租界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除了实施分片监督、疫情报告和严格的隔离制度外，工部局还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求居民禁止食用和饮用一未经烹煮消毒的食物、饮料、水果乃至沙拉等。

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和严格的市政管理，使得租界的公共健康状况明显好于老城区。英租界工部局每年公布的卫生报告统计中，与水环境有关的传染病，如腹泻、痢疾、霍乱等等，不论患病率还是死亡人数，一直保持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