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与日本——日本茶道与成都僧圆悟克勤

　　日本藏宋朝天目盏内的曜斑

　　撰文/唐建 供图/白郎等

　　在这次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日本对中国予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援助物资外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暖情令人铭记。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与日本有着漫长的友好往来，这当中，四川亦然如此，峨眉月明，富士雪满，一些历史传奇从时光深处闪耀升腾，直抵今日的勃勃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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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茶道圣物圆悟印可状

　　宋代成都僧人圆悟克勤对日本禅宗影响极大，古代日本禅宗有“二十四派”之说，除三派为曹洞宗，一派为荣西所继承的临济宗黄龙系外，其它二十派追根溯源均出自临济宗杨歧系的圆悟克勤。日本茶道的至尊之物，是克勤写的印可状。克勤，彭州崇宁县（今成都郫县唐昌镇）人。建炎二年正月宋高宗赵构驾临扬州，召见克勤入行宫讲禅，赐法号“圆悟禅师”，所以后人多以“圆悟克勤”四字来称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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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茶道圣物圆悟印可状

　　13世纪时，汉地禅宗流行于日本。随着喝茶的禅僧增多，日本茶文化的氛围日益浓厚起来，逐渐形成了禅茶一如的茶道。日本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和代表，是日本人生活和心灵的净化之道。据专家研究，日本茶道的内容可归纳为“礼仪” “修行” “艺术” “社交”四个因素，“相互关联，融为一体”。

　　日本茶道礼仪中有向高僧墨迹拜礼这一步骤。高僧墨迹是必不可少的茶道道具，挂在茶室内最显目的壁龛上。客人进入茶室首先要向墨迹行拜礼，表达对高僧的敬意，然后对墨迹进行欣赏和评点，之后才进入下一步程序。在日本茶道尊崇的高僧墨迹中，以成都僧人圆悟克勤的印可状最为珍贵，这幅印可状是日本保存年代最早的禅僧墨迹。

　　日本茶圣千利休钟爱的井户茶碗

　　日式茶室

　　日本禅寺收藏的古代蜀锦

　　克勤，俗姓骆，字无著，十八岁出家于崇宁县妙寂院，受戒于成都昭觉寺，之后曾向成都大慈寺的敏行学习《楞严经》。 大致23岁，克勤出蜀云游，拜谒了鄂、湘、赣的多位名僧后，来到今安徽省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参学于著名禅师法演。 后来，法演赴任黄梅县五祖寺的住持，克勤也一同前往。

　　41岁那年，克勤归蜀探望老母。 成都知府郭知章听闻大名，便举荐克勤开法住持成都大慈寺96院之一的六祖院，后又改请他住持规模宏大的成都昭觉寺。 昭觉寺始建于唐，1087年改为十方丛林，禅宗开山住持为纯白禅师。 北宋政和元年（1111），49岁的克勤从成都昭觉寺退院，再度出蜀远游。

　　建炎二年（1128）正月，宋高宗赵构驾临扬州，召见克勤入行宫讲禅，赐法号“圆悟禅师”。 从此后人多以“圆悟克勤”四字来称谓他。 不久克勤以病衰为由请求归山养老，宋高宗诏准，改敕其住持禅宗祖庭——江西云居山真如寺。 建炎四年，克勤离开云居山回到成都，再次住持昭觉寺。 绍兴五年（1135）八月五日他去世于昭觉寺，享年73岁。 次年三月宋高宗谥封克勤为“真觉禅师”，塔名“寂照”。 宋人孙觌赞誉圆悟克勤： “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领袖诸方者百余人，方据大丛林，领众说法，为后学标表”。

　　镰仓建长寺的禅殿

　　镰仓圆觉寺舍利殿

　　圆悟克勤所著《碧岩录》，向有“禅门第一书”之称。 古代日本僧人将《碧岩录》奉之为圣典。 圆悟克勤的第九代传人日本名僧彻翁义亨（1295～1369）称赞《碧岩录》： “是佛祖心肝、苍生命脉”。

　　古代禅师收徒传法结束后，会书写印可状给弟子以证明其传承身份。 宣和六年（1124）农历十二月，圆悟克勤在汴京天宁万寿禅寺写下一幅印可状，寄给担任云居山真如寺住持的弟子虎丘绍隆。

　　印可状共64行，有1033字，内容主要讲述禅宗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语句极为精辟，是对禅宗精髓最佳的总结，例如： “脱洒自由，妙机遂见，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机夺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传七百来年。 枝分派别各擅家风，浩浩轰轰，莫知纪极。 然鞠其归著，无出直指人心。 心地既明，无丝毫隔碍。 脱去胜负、彼我是非，知见解会。 ”

　　这幅印可状后来传至日本，过程极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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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来的圆悟

　　日本人将圆悟印可状称为“流れ圜悟”，意思是“飘来的圆悟（墨迹）”。 据说圆悟印可状流转至虎丘绍隆一系的日本弟子手中。 此僧携墨宝归国，中途船毁人亡。 由于印可状收藏于桐木筒中，未受损坏，并且漂流到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坊之津海岸，直到被人发现拾起。 几经转辗，圆悟印可状为京都大德寺的一休禅师（1394～1481）收藏。 一休禅师，为后小松天皇之子，幼年出家，即日本著名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之原型。

　　一休禅师，多才多艺、不拘常格。 按禅谱排，他是圆悟克勤的第十二代传人，因此对祖师圆悟克勤的墨宝情有独钟，格外珍惜。 日本茶道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是一休禅师的弟子。 一休的特殊禅风对村田珠光影响很大。

　　京都比叡山的残雪枯山水

　　京都遍披绿藓的古梅

　　京都大德寺松间石缸

　　村田珠光11岁时出家于奈良称名寺，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称名寺，到处流浪，25岁还俗。 仰慕一休禅师的名声和禅德，村田珠光再次出家，进入京都大德寺学禅。 长久的坐禅使生来嗜睡的村田珠光十分苦恼。 村田珠光请教名医如何解决嗜睡的问题，医生建议他喝茶，既能驱走睡魔，也可养心静气。 村田珠光遂遵医嘱每日喝茶，效果颇佳。 后来他又阅读了许多关于茶的汉文典籍，从此对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休禅师的严格教诲下，村田珠光的修行进步很快，最终得到了师父的认可。 一休禅师晚年将圆悟印可状赠送给村田珠光。 村田珠光将这幅墨宝挂在自家茶室的壁龛上，终日满怀禅意，专心点茶。

　　圆悟印可状中的书风不依定式，毫无拘束，具有经过严格修行才能达到的淡泊意趣。 村田珠光从这幅印可状中悟出，原来饮茶并不只是为了健康，更不是为了考究形式，而是因为过程中参入了悟禅的妙趣，佛法并无特别之处，它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对茶人来说，佛法就存在于茶汤之中，别无它求。 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境界。 于是村田珠光创立了日本茶道的概念，并制定出典雅的茶礼。 临终前，村田珠光对圆悟印可状仍依依不舍，留下遗言： “日后举办我的忌年法事时，请务必挂起圆悟印可状，拿出抛头巾（小茶罐）为我点一碗茶！ ”

　　此后圆悟印可状为茶道大师千利休（1522-1591）收藏。 千利休将圆悟克勤的墨迹挂在自己的茶室，极为尊仰。

　　不幸的是，喜欢喝茶的日本军阀伊达政宗也看上了这幅墨宝。 在伊达政宗的恳请下，圆悟印可证被一裁为二，前半截存有19行字迹，现保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后半截有45行字迹，原由伊达家族世代保存，如今不知下落。

　　在日本茶道的创立过程中，圆悟印可状功不可没，虽然它整篇没有一个“茶”字，但却成为了茶道中茶与禅相结合的最初标志。 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圆悟印可状的出现，日本茶道形成的时间肯定会推迟若干年。

　　奈良法隆寺樱花

　　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和尚灵塔前的净水池

　　奈良大德寺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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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圆悟克勤墓园

　　圆悟克勤舍利塔建于成都昭觉寺的威凤山，宋代塔院称“圆悟庵”。因清雍正十一年圆悟克勤被谥为“明宗真觉禅师”，寺僧可能将其舍利塔就地改为墓葬方式，俗称为“国师墓”。上世纪五十年代墓址被划入成都动物园内，“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1985年住持成都昭觉寺的清定大师历经三年将国师墓重修一新。

　　2004年10月，笔者专程寻访了圆悟克勤的墓园。国师墓现与昭觉寺有一墙之隔，坐落于动物园僻静的一角，被高耸的青石院墙围住。墓院大门的抬额、对联均为红底金字，极为醒目。

　　进入大门后，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重修圆悟禅师墓碑记》。碑文由赵朴初先生书写于1988年佛诞日，主要介绍圆悟克勤的生平和国师墓的重修过程。其后是一块翻刻的墓碑，抬头和落款注明系清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四昭觉寺第四代住持悟参宝鉴所立，题为“大清敕封明宗真觉禅师圆悟佛果勤祖之墓”。墓碑后面是圆拱形的国师墓。墓上长满青草和鲜花，四周依墙植有四十四株棕榈。

　　成都昭觉寺圆悟克勤墓园

　　日本资料上的茶圣千利休

　　国师墓前还立有两块翻刻的石碑，一为清初巴县人刘道开所撰《破山海明塔铭》，一为清昭觉寺第二代住持彻纲所撰《费隐通容塔铭》。破山海明、费隐通容均为明末临济宗正传密云悟禅师的法嗣，前者系清代昭觉寺开山祖师丈雪通醉的师父，后者系日本黄檗宗开山祖师隐元琦的师父。

　　上世纪初叶，国师墓的左侧尚有破山海明舍利塔，供奉其头发和火化后遗存的牙齿，右侧有清顺治十七年所立费隐通容舍利塔，安奉其二枚舍利子。可惜二塔现均毁不存。

　　墓院布局静雅，左侧厢房供守墓僧人住宿，右侧厢房存放着已风化的古碑。

　　僧人照明，1988年来到昭觉寺，现已年近六旬，入院看护国师墓的时间长达14年。除早、晚住在院内，和其它僧人一样，白天他要在昭觉寺上殿做法课。

　　见到照明，笔者想到了圆悟克勤的第五代传人著名禅师破庵祖先。破庵祖先二十余岁在昭觉寺学禅，受命住圆悟庵看护祖师舍利塔。时过境迁，虽然同是看护僧，但二僧心中必有迥异的感受。

　　照明向笔者介绍，每年都有来自日本、韩国的僧众或旅行团来拜谒国师墓。由于墓址在动物园内，拜谒很不方便。据说有一年日本僧旅团来昭觉寺，被带至动物园侧门时，发现国师墓不在寺内，就放弃了拜谒。

　　圆悟克勤的一生与成都昭觉寺密不可分，因此日本临济宗僧人迄今仍视成都昭觉寺为祖庭之一，略精茶道的日本人几乎都知道“圆悟克勤”的大名。

　　圆悟克勤去世前留下十六字谒语：“已彻无功，不必留颂。聊示因缘，珍重珍重。”对于这位追求“已彻无功”的家乡人，这位对日本茶道默默做出过贡献的的成都高僧，今人不该淡忘，而应称颂。

　　由于进拜“国师墓”非常不便。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将“国师墓”划归昭觉寺管理，并对其加以宣传，使之成为成都对外友好交流的平台。

　　日本珍藏的六祖慧能像

　　宋代蜀僧无准师范对日本禅宗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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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茶气

　　近年来，禅茶之风在“茶馆之都”成都有所复兴，代表是大慈寺禅茶，主要茶艺程序有静禅心、入禅堂、焚香祈愿、圣水涤凡、佛祖拈花、菩萨入狱、漫天法鱼、圣僧点化、普渡众生、禅茶一味等十二道。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四川则是饮茶文化的发源地。西汉末年蜀人王褒《僮约》已提到“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公元四世纪初张载《登成都楼》一诗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的描述，足见当时成都茶文化的昌盛。

　　由于饮茶具有除睡魔、治宿病等功效，于是茶文化逐渐与禅僧结缘。公元八世纪成都的禅寺已流行饮茶的习俗。成都大慈寺的创始人——古代韩国王子无相禅师，喜爱饮茶。弟子无住曾托人从青城后山为无相禅师送来茶牙半斤。永泰二年（758）无住禅师暂居成都空慧寺期间咏茶偈一首：“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媒。蕉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虚澄虚识。明心照会台。不劳人气力，直耸法门开。”无住最早提出将饮茶与修禅相结合，可惜其观点一直鲜为人知。

　　公元九世纪初日本国已接受大唐的饮茶习俗，会昌五年(845)五月，日本高僧圆仁离开长安归国，职方郎中杨鲁士差人送赠礼物，之中有蜀地所产蒙顶茶二斤。南宋乾道四年（1188）日本僧人荣西来我国求法学禅，之后荣西携茶种归国，并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二卷，最早向其国人介绍中国的茶文化。在文中，荣西称：“成都府，唐都西五千里有此处。成都府一切物美也，茶必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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