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晚期的一次群众运动——4000年前的“暴力革命”

前代王墓被毁，墓室被严重破坏，随葬品被一捣而空；都城的城墙被推倒，城中堆满了尸骸，城墙边的壕沟中被倾倒了大量的垃圾，而这些垃圾竟是从先前被恶意破坏的王墓中拿出并随意丢弃的随葬品……

以上文字，总能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发生的“屠城”惨剧：靖康之耻，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北宋都城东京满目凄凉；清军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生灵涂炭。历史上屠城毁墓的事件往往都是一个统治阶级推翻另一个统治阶级所集中爆发的报复性破坏行为，前者往往通过这种行为达到建立权威的效果。

然而，在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在距今将近四千年前的中原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明——陶寺文化爆发了以上文字所描述的屠城毁墓事件。但与历史时期类似事件不同的是，这场残酷的暴力狂欢并非由外来入侵者引起，而是由城中原来被统治的手工业者发起，这也许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训最早的实例。

（陶寺文化）

一

陶寺文化流行于公元前2600-2000年之间，其延续时间较长，学术界将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是面积很大的一处聚落遗址。目前的考古发现有大、中、小3座城址，城内有重要的大型建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公共墓地以及一般平民居住区。

而居住区内分布有各种形式的房址、水井、窖穴、灰坑、陶窖、石灰窖和零星墓葬与乱葬坑。陶寺文化的社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始农业有了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增多，出现了一些具有不同用途的新型农具。其手工业发展也较为迅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贸易和交换也已产生。种种迹象表明，陶寺文化的发展程度很高。

在陶寺文化早期，私有制就已经确立，氏族成员共同从事集体劳动、平等分配产品的原则已经遭到了破坏。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被聚敛到少数部落贵族手中，而数量上居于绝大多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以及奴隶，只占有社会财富很小的一部分。大、中、小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恰是当时部族内部社会结构的形象写照。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文化，陶寺早期小城很有可能为陶唐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

到了中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属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因素呈现衰落状态，而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在这段时间内占据主流。随葬品从早期实用陶器群和石质礼器改为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陶器的形式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可知，陶寺中期并非由陶寺早期直接自然发展而来，而是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研究得出，有虞氏族群曾北上影响临汾盆地文化因素，并直接导致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

到了晚期，陶寺各类文化遗存中充满了暴力色彩：考古发现当时有拆毁城墙、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大型建筑、“毁墓”现象的发生。除了以上描述，陶寺文化晚期的暴力色彩还在当时的被害人群的尸骨中体现：以一陶寺文化晚期灰沟为例，在这个灰坑中出土了有30余个头骨，分布杂乱，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少量是女性，其中有不乏被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的原因当与夏后氏禹对有虞氏的政治颠覆活动直接相关。

二

让我们回到陶寺革命的现场。

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散乱的人骨有40～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大沟的底部一具30多岁的女性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

壕沟里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其中有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说明了这个地方曾经有十分宏伟的宫殿建筑。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有理由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众运动”。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这与安阳殷墟两三座贵族墓扰坑中出土的石磬残片，居然能拼合为一件完整器，说明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行为属于“大兵团作战”。

掘墓者似乎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当然，存在一些顺手牵羊的行为。一些小墓里就偶尔随葬有与死者身份并不相称的个把高级用品，这可能就是“革命者”的战利品。

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而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又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显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三

在陶寺文化晚期的这场革命中，“毁墓”现象十分引人注目。四千年前的陶寺群众通过破坏被反叛者的祖坟来发泄情绪和报复。这一行为充分展示了这群革命者的反叛的目的并非为了掠夺原来统治者的财富，而是纯粹的政治报复。

（彩绘陶壶）

在陶寺革命的“毁墓”行为，有显著的三个特点：

一是捣毁墓葬的扰坑大多是大型坑，且平面形状多不规则，甚至多口大底小，坑壁、坑底等结构也不规整，显然不是一般生产以及生活设施所在；二是挖坑的目的性较强，坑大多是直指墓室中部以及头端，且深至墓底甚至穿透，破坏性极强；三是扰坑中常常发现许多本属于墓葬的随葬品，并指出毁墓行为并非以攫取随葬品为目标的“盗墓”。这三个特点充分暴露出这群革命者对于被毁墓者的仇恨。我们似乎很难直观地从现在遗存的遗迹中参透这场革命的起因是什么，只能进行一些合理的猜测。

有学者认为，陶寺早期王族后裔在陶寺中期沦为平民即被统治阶级即中期王族所欺压，陶寺晚期时早期王族后裔带领全体对统治阶级实施反抗，推翻了中期政权在陶寺的统治，采取了极端的政治报复行为。

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得到，陶寺文化的特征在早、中期和中、晚期交替之际都有发生过巨大的改变。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寺中期墓地远离陶寺早期的墓地，两者分属不同的区域。随葬品组合以及所体现的礼器组合也有所变化，这在前文论述陶寺文化早、中、期社会背景时有所提及。

（陶寺文化土鼓）

这说明两个王族也许并非同一个宗族，在陶寺中期发生了政治权力的更迭。陶寺遗址晚期的墓葬规模较小，以数座或数十座相对集中而穴位错落的小规模墓群、墓组成为了墓地布局的主要形式，相比较早、中期大墓聚集且有序规划的埋葬制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而晚期以小规模聚集的形式与殷墟西区商代墓地的小区分布类似，应该属于家族墓地。即可认为，在陶寺文化晚期虽然政治衰落趋势明显，政权的凝聚力相比于早、中期已然较弱，但其仍存在家族墓地即能证明在陶寺文化晚期家族作为基础社会组织仍在发挥其作用，但其政治力量式微得以窥见一斑。

陶寺中期人距离早期时间相近，对早期大墓所在位置更为知情，早中期王族之间产生了武力冲突并加以取代，却没有出现中期人毁坏早期大墓的情况。晚期人不仅毁坏早期大墓，还毁坏中期大墓，甚至有毁坏晚期重要墓葬的情况。

因此可见，这种政治报复并非针对社会全体，而是陶寺文化晚期的某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群体对早、中期最高统治集团的仇恨报复。有学者认为在陶寺文化晚期取得政治统治权力的家族可能在早、中期都是被统治集团压迫剥削的一方，在中、晚期交际之时夺得了权力，对其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