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百年变局风口，70岁的新中国如何“由大向强”？

2019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不平凡。在中国前行路上，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一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七次出访，主持了四次主场外交。从地中海海岸到西欧平原，从莫斯科河畔到中亚谷地，从大同江边到大阪湾畔，这背后体现出中国利益在全球的延伸，中国方案正一点一滴影响世界。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推进改革和全球治理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大变局中，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阻滞国际合作进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扰乱全球产业链。为了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国应清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大国向精致的“仁智大国”过渡，也是向“仁”的社会和“智”的外交转变。

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博览会吸引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有超过5000件展品在中国市场首秀。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反思

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曾说：“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究竟应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呢？一些人觉得，中国是百年变局的起点和终点，正是因中国的崛起而引发了百年变局，未来将通过中国方案一劳永逸地改变西方主导的局面。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并不妥当。

过去所谓的百年巨变，都会在世界史的框架内，被各大洲的政治家和民众所认知和接受。出现世界巨变，可能因为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重大政治变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业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纪末黑死病）、气候或地质变化（如冰川期）等。与今天的变局相比，一战、二战、冷战结束是真正产生世界影响、缔造不同世界的巨变。

二战以后的世界，科学实现进步，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快速扩张。所以百年巨变的另一层含义也包含技术革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汽车变成日常消费品，家用电器得以普及。像是看电影一般，这些变成百年变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其历史重要性及局限性。

从历史连续性来正视这个时代，中国经过长期贫困、动乱，从休养生息到恢复发力、羽翼渐丰，如今进入到踌躇满志、向世界进发的状态。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百年变局中的一部分。但百年变局需要有百年之久，它不是始于中国，也不一定终于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只是百年变局的推手之一。

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依据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定位和影响力的变化。这背后其实是有条件限制的，只不过现在很多领域都不加区分地使用这种表述。强调今日之百年变局，亦是说，中国正成为时代的开拓者和潮流的引领者。这种真实而突出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是昂扬向上的积累和“好运道”的共同结果。

中国的确处于剧变的当口，正在开创自己的新画面。这个画面跟以往不同，但目前由中国引起的东亚板块的变动，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生灵涂炭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我们需拿捏好分寸来看待这种变化，要清楚百年变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盲目的战略性误判与透支。未来除了追求大规模增长效益，还应量体裁衣，追求个性化和髙质量的发展。

“一带一路”得到细化和拓展

“一带一路”在六年前还只是一粒种子，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截至2019年8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阿联酋阿布扎比码头、马来西亚关丹深水港码头正式开港，中尼跨境互联网光缆正式开通，越南永新一期项目1号机组投入商运，一大批项目陆续签约或开工，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作用大的项目完成建设。

根据海关总署2019年7月发布的数据，仅2019年上半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6175亿美元,同比增长9.7%。这一增幅高于同期中国贸易总额3.9%的稳定增速。其中，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进出口分别增长11.5%、34%和11%。

发布这一统计数字的同时，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员数量增至100个。虽然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尚未正式建立联系，但两者是互补的。亚投行可以为支持贸易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报告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投资呈现复苏迹象。2019年上半年新签署的“一带一路”合同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以交通和能源项目为主。

不久前的2019年10月，希腊港口规划和发展委员会确认批准了中国航运巨头中远海运集团对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总体规划”。美国《财富》周刊评论，中远海运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后，“几乎一夜之间就把这个港口变成了对集装箱船而言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如今，“一带一路”的重点放在了构建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上，包括打造“海陆空天电网”这样的立体网络体系，将直接促进全球产业体系更好实现一体化。在此之上，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基金等也都在逐步细化之中。

与此同时，习近平在11月14日举行的第11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提出，致力于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的提出，顺应了开放融合的时代潮流，指出亚太地区各国正确的合作方向，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美国想让中国与世界“脱钩”

呈长期化发展的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让其他国家左右为难。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大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理查德·哈斯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技术领域走向不同方向，对全球供应链来说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其他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

2019年，美国的确想让中国“脱钩”——不仅在中美双边的重大关联问题上“脱钩”，还要在全球的关键链条上“脱钩”，例如高科技产业链，包括全球最好的实验室及大学等链条上的全方位“脱钩”。这是因为美国看到了中国的雄心，也看到了中国的可能。作为世界老大，美国不允许，也不乐见第二大国进一步增强实力。中美“脱钩”是全球性的博弈，不仅仅是贸易上的争端，美国背后的算盘是层层设限，让中国在更多领域被束缚。

在高新技术、军工、大学尖端项目、航天等美国传统优势领域，美国决策部门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就像拿着放大镜般检查中国。虽然我们看到基辛格等知华派一再表示美方不会跟中国冷战，中美还会进一步合作，但中国向世界中心逐步靠近的趋势使得未来中美只会加剧竞争。中美过去几十年合作为主的日子已经不再继续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形势失控，如何在不断加剧的矛盾中间，让中美关系避免产生更大冲击。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越希望中国“脱钩”，中国越要以各种形式与全球“挂钩”，更深度地融于世界。例如，美国某些实验室对中国研究者关闭了，我们可以去欧洲、日本寻求合作，甚至一些相对小的国家，如以色列、瑞士、新西兰、荷兰等，也有很多好的实验室。当全球发展呈现越来越多元的局面，美国一家独大的优势将难以为继。

例如2019年，华为公司计划将俄罗斯研发中心的员工数量增加近3倍，未来5年内还将招募1000多位新的专家。北京大学最近也有一个尝试，希望吸引国外顶尖大学的外籍学者来当教授，而不再只是华裔或海外归来的中国学者。但这些还远远没有成为全国标配。

冷战时期，盟友会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那个时候采取中间立场是很难生存的。但据我观察，如今绝大多数国家在中美之间都会选择中立。这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在世界贸易、金融以及全球产业链条上并没有太大力量；但现在中国已经深度与全球各个链条、各个价值端“挂钩”，想从已经“挂钩”的产业链上“脱钩”，不是件容易的事。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欢迎来自全球的技术在中国开花结果，让我们的产品拥有多国技术含量，而不只是自主研发。

中日可成为东亚地区“双引擎”

谈到2020年的中国外交，最亮眼的事件莫过于习近平春季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上任后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或许会呈现出重大战略性布局。

樱花盛开的季节是日本最好的时期，中日双方都在为中国领导人的访日做着精心准备，双方都渴望获得重大硕果。如何让中日两国从“一山不容二虎”变成亚洲新时代的“双引擎”，带动整个地区前行，是中日两国都在琢磨的事。

为了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包袱，双方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一个想法——德国和法国解决历史恩怨的做法或许能为破解中日僵局提供借鉴。我亲耳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他曾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过“中日关系能不能效仿德法关系”的想法。

德法两国是欧洲整合的强力引擎，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对这样的组合。但它们并不是天生的最佳搭档，反而曾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德法由百年世仇蜕变为坚强盟友，历史性和解给双方带来了极大的红利，并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在德法的推动下，欧盟由简单的关税同盟发展成如今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性质、高度融合的区域性组织。

中日学术界普遍注意到了这一想法，但又觉得会有很多障碍。比如中国会担心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和美日军事同盟的情况。日本商界看到了中国市场带来的商机，但政府和军界仍把美国当成老大。

对华外交是安倍晋三的大盘算，他在第一任期的2006年就提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只是最终没能落实下去。我们也要认清，日本的外交首要考量仍是美国，这意味着它会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搞小动作，也会与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展开很多玩法，这是日本多边外交的谋略行动。但无论如何，中日关系迎来了新起点和新契机。这不仅对中日双方，对整个东北亚、亚太甚至对世界都会有积极影响。

东北亚地区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朝鲜半岛。未来半岛局势平稳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对全球的评估，其中最大的影响因子取决于中美关系。大棋局朝哪个方向走，局部也会朝什么方向用力。中美关系稳定向好，半岛局势就会稳定走好；中美关系交恶，半岛局势也不容乐观。该地区的问题不只是核扩散的威胁，还包括渔业纠纷、“萨德”问题、领土主权纠纷等。

2019年8月12日，康京和、王毅与河野太郎出席中日韩外长会记者会。

美国当前的对朝政策是混乱、犹豫不决的，直到2020年总统大选恐怕还将维持这个局面。因此中国不需要着急出手，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在促谈、促和中发挥积极作用。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目前与朝鲜、韩国关系相对稳定。特别是在2019年6月习近平访朝以后，中朝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中韩关系也从前两年的低谷逐渐恢复向好，朝鲜半岛正迎来近几十年来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

打造“仁”的社会 与“智”的外交

这一年我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总有外国学者拿着十九大报告来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请问中方，全新选择意味着什么？原有的国际秩序是美国老大，西方世界主导。中国是不是想取代美国？”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的崛起，大多数国家感到既新鲜又疑惑。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内外压力只会越来越大。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这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去的门槛。

应该思考的是，在大而不强的时候，如何避免跟一些传统重大利益相关方去冲撞。中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一定要介入世界。不只是倡导积极进取、角色活跃的对外态度，同时要对自身有清醒认知，努力成为有风范、进步、被本国人民热爱并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家。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建设“仁”的社会，施行“智”的外交，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

综合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我将“仁”的社会定义为五个方向：一是重百姓生计，让民有恒产恒心和不受盘剥；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义尽、透明公正；三是倡导以人为本，看到民心向背对政治安稳的决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学习，始终保持开放和谦虚精神。

这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不是经济机器，而是充满想象力与热心肠的国度，是能够带动世界进步的国家。这就需要思考：中国的发展能给世界提供哪些制度、教育、科技方面的新现象？中国带动的历史能让世界变得更文明和更环保吗？

目前中国能在海外发声、有些外交优势，靠的是上万亿的外汇储备、企业的大量投资和“一带一路”的项目等。对于很多全球性挑战，例如反恐、中东问题、全球流动人口、海洋争端、资源环境乃至气候变化等，中国应提出更加有价值的方案。

此外，地方与国际社会的联结也不容忽视。如今浙江宁波、辽宁沈阳与中东欧国家打造的“17+1”合作；中国东北、内蒙古与俄罗斯远东互相开放空运市场准入，加强这几方在“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为了实现一体化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也正与国际平台相对接。如何将国内发展与国际规划相联系，同样是值得继续努力的课题。

总而言之，未来中国的成败更多在内不在外，中国的全球影响更多在于能不能打造“仁”的社会。而要从粗放的经济大国迈向精致的“仁智大国”，从单项冠军变成全能冠军，除了要有钱、有力量，还要该慷慨则慷慨、该节省则节省，在更多领域拥有话语权，让世界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