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凯迪
拓跋鲜卑是北魏王朝的创立者，也是北方十六国纷乱局面的终结者，在中国中古时代，堪称北方最负盛名的非汉族群。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经常将这支鲜卑人归入匈奴后裔之中，甚至直言拓跋就是披着鲜卑名号的纯种匈奴人。那么，拓跋鲜卑真的是匈奴人么?
01.史家探微
在以北方正统观念为历史记载角度的《魏书》与《北史》之中，将拓跋氏祖先拔高到了所谓的黄帝后裔，记载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并宣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种说法将拓跋氏归尊为鲜卑正统，且是货真价实的黄帝后裔。
而在南方历史视角下，据《宋书·索虏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这种历史表述则有模有样的把拓跋氏的源头追到了汉将李陵为父系的匈奴族属之中。
02.崔浩的说法
关于拓跋鲜卑的匈奴说，其实来源于北魏自身。北魏初年，作为中原汉地大儒的崔浩被太武帝拓跋焘敕令编纂国史。崔浩在国史中“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将拓跋鲜卑的始祖直接安放在了汉朝名将的身上。这种说法在北朝大臣中遭到了抵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崔浩被杀的“国史之狱”。
后来，“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崔浩）所述。”也就是说，匈奴来自鲜卑的南朝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鲜卑人治下汉人的记述。而这种记述当然也并非是崔浩纯粹的胡编乱造，而是与当时鲜卑内部的族属情况有关。
图/崔浩
03.匈奴与拓跋的紧密联系
既然崔浩在“匈奴说”中大肆强调了匈奴女“拓跋”这支母系力量的重要性，那么调和拓跋与匈奴的关系，强调拓跋与“匈奴女”之间血脉的传承，才是“匈奴说”宣讲的重点。有可靠证据表明：直到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匈奴说”在拓跋内部仍未绝迹，这就证明“匈奴说”即使在国史案之后依旧有很大的市场存在，其实暗示了匈奴与拓跋之间的紧密联系所在。
首先，拓跋氏的祖先在东汉末年为檀石槐鲜卑联盟的西部大人，即拓跋推演。而在这之前，匈奴人虽然已经被逐出漠北，但是“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这就造成了匈奴血统从西到东对鲜卑血缘的渗透，处在漠北西部的拓跋部落必然受到这一浪潮的冲击，也难保就是这一混合浪潮的产物。但当时的拓跋部落依旧归属于广泛的鲜卑联盟之中，真正让匈奴族属的力量占据主流则是发生在十六国时期。
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前秦发兵攻灭代国，拓跋什翼犍下落不明，很可能被俘虏至长安城中。《魏书·道武帝纪》：“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拓跋鲜卑的沦陷时代里，实际上是刘库仁、刘卫辰两人将代国的土地和人民一分为二进行治理，其中治理河东代国核心地区的便是刘库仁。
刘库仁系独孤酋长，刘虎一族， 姚薇元先生据以考证：“独孤氏本匈奴族，即《晋书·匈奴传》十九种匈奴中之屠各种。”直到魏太祖拓跋珪重新崛起之前，都是匈奴独孤部的刘库仁管辖拓跋鲜卑余众，并且照料后来的拓跋珪一家，更为明显的是，拓跋珪的母亲所出的贺兰部同样是匈奴部落中的贺赖部。这也就必然造成了本就与匈奴部落关系复杂的拓跋鲜卑产生了集体的“匈奴历史文化”回忆，后世流传的匈奴说便由此而来。
图/北魏壁画
北魏复国之后，匈奴族系的贺兰、独孤等部依旧在北魏的军国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长期霸占后族的位置。因此，匈奴祖先的说法在北魏中期之前依旧广泛活跃在北魏上层并获得大量人群的认可。这种说法既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对拓跋部落内部大量匈奴血亲成为的认可。
图/《独孤皇后》剧照——独孤氏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隋唐早期
参考文献：1.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2. 陈勇：《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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