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后阶段，与乡试、会试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淘汰率，参加考试的贡士只以成绩排定名次，分列一、二、三甲。虽然殿试相对来说条例较为宽松，但也不是没有限制，以清代为例，贡士同样需要符合条件才能才加殿试，否则将取消资格。
清沿明制，殿试资格应试较宽，凡会试中式之贡士均可赴殿试。其中，如有殿试前接到家报，因父母亡故需要丁忧守制的，则不得应试。对于因丁忧，以及临时患病等事故不能参加本科殿试者，可以声明事由而告假，称之为“告殿”。凡告殿者准于下一、二科补殿试。
随着科场条规的逐渐完善，以及磨勘、覆试制度的推行，到了康熙时期，出现了贡士被斥革，或被罚停殿试三科至一科不等。按照规定，凡贡士被斥革者终生不得参加殿试，而罚停科者则不能参加本科殿试。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会试前，乾隆帝特令会试发榜后严行覆试，这一科会试贡士共一百零二名，后经覆试、磨勘，被罚科者多达二十九名，本科贡士赴殿试者只有七十三人。这是有清一代罚停殿试最为严厉的一科。
罚停科满，贡士则可以参加下届殿试，称“补行殿试”。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魏源会试中式，因磨勘罚停殿试一科，后准于二十五年乙已恩科补殿试。此外，有些考生是以举人身份做官的，朝廷对此也有规定，小京官准许参加会试、殿试，而知县则不准。
如果内阁中书等小京官会试中式，后经覆试、磨勘罚停殿试者，期间或因捐输等分发到各省，得以补用者，则不准参加殿试；如未补用，则准予参加殿试。而魏源即属此情况，本以捐输分发江苏以知州补用，后本人请愿分发江苏试用，以期能够补行殿试。
士子一辈子苦读，连过数关，只差殿试即可金榜题名，而终未如愿，的确令人惋惜。为此，自雍正朝起，历代皇帝登基，都有推恩之举，将一些原本已不能殿试者重新给予殿试的机会。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登极伊始即颁上谕：“前会试举人已经中式者，除过犯革黜外，其有因殿试誊写错误，不合体式，及有尸骨不得考者，着礼、兵二部察明核实，准其再行殿试。”
也就是说，除了严重“过犯革黜”者外，对一般过错而不准殿试者，均重新给予殿试资格。乾隆即位后，亦颁诏推恩天下，重申“会试文武举人，已经中式者，除过犯革黜外，其有因殿试誊写错误、不合体式者，着礼、兵二部察明核实，准其再行殿试”。
咸、同年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朝廷为了筹措军饷，贡士因罚停殿试者可以通过捐输参加本科殿试。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贡士朱熙宇覆试列四等，罚停殿试一科，经户部奏准，允许其捐免。礼部遂议定：“令其恭应殿试，惟系捐输免罚科，仍照补行殿试之例办理，以示区别。”
正是因为有此政策，朱熙宇得以捐免科罚，参加了本科殿试。而礼部仍要求以补行殿试之例办理，所谓补行者，指应下科殿试。凡补行殿试者，不得列入前十名卷进呈。这一科，朱熙宇考列三甲第二名。对于违例斥革者，则不能享受捐免待遇。
参加殿试者，最看重名次。一甲与三甲有天壤之别，“仕宦年资，终身以此”，所以应试者均希望名列前茅，于是有不安分者置条例于不顾，殿试前探听策题、奔竞请托。清初时期，受明末以来陋习之影响，请托之风盛行。乾隆即位后，鉴于请托之风愈演愈烈，特颁旨礼部，“通行晓谕，严加禁止。倘有违旨，一体从重治罪”。
尽管清代的殿试条例总体不如乡试、会试那样严格，但对于参加殿试的资格以及限制还是有的，这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那些滥竽充数的考生，并在制度上严禁考官与考生私下请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正、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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