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有本古书，揭示张献忠的惊人计划：收四个干儿子，征服全世界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领导者之一。与民间名声颇佳的李自成相比，张献忠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自张献忠率军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后，四川百姓遭遇了惨烈的屠杀。直到今天，四川仍流传着“八大王剿四川，杀得全鸡犬不留”的传说。

　　那么张献忠是否真的在四川肆意屠杀百姓？是否真的如部分史学家所说，所谓“张献忠屠川”乃是封建地主阶级出于对农民阶级的本能仇恨，编造的不实之词？为了解开这一谜题，我们可以借助一本来自于法国的古代文献——《圣教入川记》。

　　《圣教入川记》的作者是法国耶稣会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崇祯末年，利类思和安文思接受教廷的诏令，进入四川传播天主教。1644年，张献忠率领数十万大军攻入巴蜀，杀死了明朝的蜀王，建立了大西政权。

　　经过好友——明朝成都知县吴继善的推荐，两位传教士得到了张献忠的委任，在他的身边任职。对于这两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张献忠一开始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甚至许诺，等到他统一天下，一定会为他们修建一座宏伟的教堂。

　　对于张献忠的话，利类思和安文思自然是感激涕零，决定忠心为张献忠效劳。张献忠从传教士口中得知，这个世界乃是一个球形，大感兴趣。于是张献忠命利类思和安文思制造两颗天球，一个象征太阳，一个象征地球。在那颗地球仪上，两位传教士精心绘制了五大洲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并加之以名山大川。其制作之精美，让张献忠以及其部下均啧啧称奇。

　　之后，张献忠更是将两颗天球放在大殿上，每天都要细心玩赏。由此，两位传教士和其他参与天球制作的工匠，都得到了重赏。

　　端详着地球仪，张献忠仿佛有了一个奇特的计划。只要有机会，张献忠就会找来利类思和安文思，向他们询问西洋各国的山川地势和政治、军事情况。对此，利类思和安文思都感到十分疑惑。

　　随着局势的变化，利类思和安文思逐渐发现，张献忠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他们发现，张献忠喜怒无常，只要动怒就一定会杀人。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

　　对于自己的屠戮行径，张献忠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对两位传教士说：

　　“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一开始，张献忠尚能“励精图治”。但到了后来，张献忠便越来越不能抑制自己心中的杀欲。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在屠城之前，张献忠先会命令地方官廓清四野，然后像围猎野兽一般将城中百姓四方围定，最终将百姓全部杀死。

　　1645年11月，清军南下，大西军在汉中接连失利。多疑的张献忠在谋士汪兆龄的误导下逐渐相信，整个巴蜀百姓都“里通鞑子”。因此，张献忠决定将巴蜀百姓杀个精光。而人口繁盛的成都，成为张献忠“试刀”的屠场。

　　对此，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圣教入川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1645年11月22日，张献忠以检阅军队为名，在成都集结大量士兵。23日，张献忠召集部将，说老百姓勾结满清入川，应该将这些“乱民”剿杀殆尽；24日，二位神父就看到大西军士们将成都百姓驱逐出城。两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一定会有大事会发生。两位神父赶紧各跟随 一支人群而去。利类思跑到南 门城上,安文思则站在东门城头,亲眼目睹了屠杀惨象。

　　当时，张献忠亲自带人到了南城。而位于南城的百姓纷纷向张献忠下跪，并说：“乞陛下救命，我等都是你的百姓！”谁知张献忠却扬鞭大骂：“畜生，你们竟敢私通鞑子！”随后，张献忠冲入人群，纵容战马乱撞乱踢，并且高声叫喊：“该杀！该杀！”

　　得到张献忠许可后，贼军马队随即杀入人群之中，那悲惨的嚎哭声震撼四野，直干云霄，屠杀后的旷野死尸山积，血流成渠。

　　利类思见此情景，吓得两腿发软。不过出于公义之心，利类思仍跌跌撞撞地找到张献忠，让他宽恕百姓。但是张献忠不仅不听，还威胁要将他杀掉。经过这场大屠杀，往日繁华的成都成为一片废墟。

　　之后，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的裹挟之下，撤离了成都。据两人记载，张献忠对于失去根据地似乎没有任何的不安，作为流贼，他早就习惯了流动作战。不仅如此，张献忠竟然还制定了一个神奇的宏大计划，《圣教入川记》记载道：

　　“张献忠将四大义子封为四将军，第一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负责征服山东、辽东、朝鲜和日本。次子刘文秀为服南将军（应为抚南将军），他将来负责征服南方诸省和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子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将来负责征服北方诸省和蒙古。四子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负责收服西藏、青海、新疆和西洋诸国。”

　　原来，张献忠见识到地球仪后，才知道世界是如此之大。既然地球这么大，作为流贼的自己就不愁没有地方可去。因此，张献忠甚至制定了一个征服世界的初步计划。当然，张献忠的宏大野望并没有实现。在与清军对峙过程中，张献忠不穿盔甲就敢出营侦查，结果被清军神箭手射杀。

　　就这样，四川先后经历了张献忠与满清的残害，加之以大旱、大饥、大疫以及虎豹之害，四川百姓千不存一二。而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清军俘获，并被解送至北京，先后收到顺治和康熙皇帝的礼遇。在北京，两人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为研究张献忠和大西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