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濮议之争”，看宋英宗因追封生父为皇考，给宋朝留下两个隐患

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是两宋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长达42年，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宋仁宗嫔妃众多，但总共却只给他生下了三个儿子，还先后早夭。因此，在宋仁宗晚年的时候，立养子赵曙为皇太子，待宋仁宗驾崩之后，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赵曙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重孙，宋真宗赵恒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宋仁宗赵祯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他也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位与前皇帝血缘较远的宗室成员继位做了皇帝。

宋英宗继位之后，在该如何追封自己生父的问题上，与朝中大臣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并对宋朝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争执就是“濮[pú]议之争”。

宋英宗的亲生父亲赵允让在宋英宗继位时已经去世，赵允让生前就有一个封号，叫做“濮安懿王”，简称“濮王”，他曾担任主管皇家宗室事务的最高官员，因而在宗室之中颇有声望。

宋英宗在当上皇帝后，下诏要群臣讨论，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应该追封一个什么称号？

在古代历史中，国家大事都要众臣讨论，尤其是宋朝，更是把这一制度贯彻的最为彻底。虽然宋英宗自己心里有打算，但他还是需要朝中群臣认可他的决定。

于是，朝廷中的大臣们对此纷纷发表意见，意见主要分成两派。

按照正常法统的概念，宋英宗虽然不是宋仁宗的亲生儿子，但他在过继给宋仁宗后，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因此，宋英宗应该视为宋仁宗“法律上”的儿子。

又由于宋仁宗与濮王赵允让是堂兄弟的关系，因此，按照正统的观念，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大臣认为，宋英宗应尊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为“皇伯”。

而以宰相韩琦、欧阳修等另外一派大臣则认为，皇帝不能忽视“血缘上”的父子亲情，因此，应该追封亲生父亲濮王为“皇考”，也就是“皇爸爸”。

因此，所谓的“濮议之争”，实际上也就是宋英宗对自己的父亲追封该是“皇伯”，还是“皇考”的争论。

这场争论在朝中大臣虽然分成了两派，但皇帝宋英宗本人的态度却很明显，他想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考”。

表面上看，这是皇帝本人的家事，但是，皇帝又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的运行风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濮议之争”的本质是：皇帝继位，到底是以国家为重，还是以小家为重。

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宋英宗毫无疑问应该追封生父为“皇伯”，而站在个人小家的立场上，宋英宗追封生父为“皇考”到也说得过去。

但是，两种选择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的说，接受“皇伯”是公利为上，也可以说是皇帝个人的喜怒应在制度之下；而接受“皇考”则是私利为上，皇帝凌驾于制度之上。

在“濮议之争”中，因宋英宗的自己的私心，使朝中大臣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

就在这时，皇太后曹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宋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宋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曹太后改变态度，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于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了两份诏书，基本同意了宋英宗和欧阳修等人的主张，其中一份还是曹太后的诏书。

曹太后的转变令群臣不解，但是，大臣们很快就发现，这两份诏书都是出自欧阳修的起草，曹太后那份只不过是有太后的签押而已。

本来，曹太后一直与养子宋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同意尊宋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

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曹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曹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曹太后。

不管怎样，宋英宗追封生父濮王为“皇考”的昭令是发了出来，但是，令宋英宗及欧阳修等人没想到的是，朝廷发生了巨大的反弹。

宋英宗按照欧阳修的意见，将全力反对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名御史全部贬出京师。

结果，以司马光为首的百官全部请求同贬，等于是朝中大臣集体辞职。而且，就连原来濮王府的幕僚王猎、蔡抗等人也站出来反对。

宋英宗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可谓是绞尽脑汁，最后通过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平息了这场历时十八个月之久的争议。

“濮议之争”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宋英宗能以此收天下人之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他们深知，宋仁宗已死，曹太后亦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宋英宗，因为，宋英宗已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表面上看，这场争议只是一个皇帝生父的称号问题，虽然宋英宗最终胜出，但是，他却在宋朝留下了两个大隐患：

其一，皇帝重小家轻国家的现象未能得到制止；其二，皇帝的私心导致朝廷大臣的分裂，使得宋朝后来的“党争”加剧。

就“濮议之争”的具体影响来说，在此之前，朝中大臣对皇帝继位问题大都采取不予具体表态的做法，希望用制度来制约皇帝。

比如，宋太宗曾问寇准，该立谁为太子，寇准不肯说具体立谁；宋仁宗曾问包拯、韩琦，该立谁为太子，他们两人也是不说具体人名，只是劝宋仁宗早立太子为好。

寇准、包拯、韩琦等人不具体表态的做法，体现了“不管谁做皇帝，有制约就有公正”的原则。

而在“濮议之争”后，由于皇帝的个人心愿强加给了公议，制约作用以集体辞职的极端方式也未能产生效果。

此后，宋朝的大臣们制约皇权的作用大幅度减弱，之后的宋朝“党争”加剧，政治局势波澜起伏不定。

到了宋哲宗去世后，在确立新皇帝人选时，大臣们再也没有“濮议之争”前的原则和自信了，只有一位比较有远见的大臣章惇按捺不住地喊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是却没有其他大臣的附和，最终不得不接受端王成为新皇帝的现实，端王，便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

本文参考自：《超越利益集团：对宋朝史无前例的狠毒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