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背后的商业道德失控：晋商到底有没有卖国？

1570年，隆庆四年，明朝重臣王崇古改任总督山西、宣、大军务，力主与俺答议和互市，自是边境休宁，史称“俺答封贡”，“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谓“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

1571年，隆庆五年，明朝册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同年开放通贡互市，张家口就成了最早对蒙古开埠的边塞贸易口岸。除了官市之外，王崇古还推动民间明蒙贸易，由此在明蒙议和的形势下，明朝与蒙古贸易规模越发庞大，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注意，明朝与与土默特达成和议，却没有与察哈尔蒙古达成贸易条款。努尔哈赤崛起之后，抱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明朝才与女真死敌察哈尔蒙古达成贸易协议。努尔哈赤崛起过程中，明朝还曾与拉拢和扶植海西女真叶赫等。总之，明朝贸易制裁大棒并不僵化，反而表现的非常灵活，使用贸易拉拢分化打击敌人这一手，用得非常熟练，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就是被明朝逐渐削弱的，在明朝的基础之上，皇太极与清朝才能较为轻松的摆平蒙古。

17世纪初期，经过明朝200多年分化拉拢和打击，蒙古内部互相倾轧争斗不断。1627年开始，喀喇沁——土默特联军与察哈尔部，在张家口外、归化城（呼和浩特）等地多次交战。由于察哈尔部势力强大，喀喇沁逐渐不敌，于是向后金皇太极求援，后金再次西征。

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崇祯五年），后金发动了三次西征，其中最后一次来到了归化城。后金来到归化城之后，有一个意外收获：利用土默特部名义，与明朝展开合法的贸易。

冒用其他部落的名义与明朝贸易，这叫做“挟贡”、“挟赏”，在当时来说极为普遍。明朝关闭与察哈尔贸易通道之后，察哈尔使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等的名义，对此明朝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追究。

因此，冒土默特之名的后金与张家口晋商贸易时，明朝地方官员应该有所耳闻，只是默许了这一行为。比如，1643年清兵第五次入口后，皇太极写信向朝鲜炫耀战果时提到“以地处甚远，令其各安地方，仍与汉人贸易”，当时明清关系势如水火，却张家口的明清贸易依然如火如荼。

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认为：一，我们熟知的晋商八大家，就是在这时与后金发生了联系；二，明朝晋商与后金的贸易，属于符合明朝外交政策的合法贸易，只不过是钻了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空子，说他们卖国纯属子虚乌有。

那么，晋商与后金（后来是清军）的贸易，真的只是打了擦边球的合法贸易吗？

商人千里只为财，既然明朝没有特别的贸易禁令，后金打着土默特部名义与明朝贸易，尽管肯定是商业道德败坏，但至少就当时的法律层面来说，也能勉强说得过去，毕竟法无禁止皆可为。

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贸易吗？

《明会典》中记载，“有假此（马市贸易）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直结交，甚至窃买军器，泄露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可见，明朝尽管没有禁止贸易，或明朝官员体系中不少人与这种贸易有利益关系，而导致明朝没能禁止明金贸易，但至少在法律层面说的很清楚：禁止军器、情报等交易。所谓“窃买”，反过来说明了明朝有过禁令，否则何须从“中国罔利之徒”手中窃买？

其实，明朝与蒙古或女真的贸易禁令中，一直有不准交易铁器的禁令，即卖一把锄头给对方都是违法。另外，粮食、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也在禁令之中。

《明会典》中提到的“中国罔利之徒”，肯定不局限于晋商，甚至还可能有江南商人，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却能看到，其中最大的卖国商人就是晋商，且是这八大晋商豪门。

《万全县志》中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

清朝建立之后，《介休县志·人物》中记载，“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顺治封他们为八大皇商，内务府中的商人主力，并在紫禁城内设宴宴请他们，给予超高的礼遇。

与清军贸易的卖国商人并不少见，为何清朝青睐这八大家？显然，肯定不是顺治垂涎这八家的女人，更非这八家晋商帅的惊动了清政府。至于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所以，将与清军贸易的晋商，包装成“合法贸易”的言论，可谓恬不知耻。贸易可以，但不代表所有东西都能贸易，八大皇商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只管自己家族洪福齐天，哪管民族国家洪水滔天，属于彻底的商业道德失控，道德完全败坏。

肯定了晋商卖国行为，这里还有两个问题：一，晋商八大家，到底何时与后金开始贸易的，真是自1632年吗？二，除了交易违禁品之外，晋商还为清军做过什么？

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这两个问题注定没有答案，但根据努尔哈赤崛起来看，双方发生贸易时间应该更早，因为女真只是一个落后的小部落，如何为10余万士兵装备重甲、兵器等？至于违禁品之外的交易，每次清军入关（1644年之前有五次入关）劫掠都能准确把握时机与避开重兵的路线，显然不是偶然，甚至清军入关进攻的不少坚城，存在主动打开城门现象，因此这八大晋商可能还是内应的角色。

笔者认为，以八大晋商为主，向清军出售粮草、武器、情报、充足内应等，帮助清军入关劫掠，清军抢来的钱财人物等再卖给晋商换取更多物质，由此形成一个畸形而血腥的贸易链条，晋商每赚到的一块铜板里面，可能都埋葬着一个冤魂。双方紧密合作，深挖明朝墙角跟，因此清朝建立之后，为了表彰他们的杰出贡献，顺治才会给予“八大皇商”名头和一些特权。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网上有一种言论，认为明朝腐败不堪，晋商这一行为属于弃暗投明，投奔了朝气蓬勃的后金，所以晋商这种出卖明朝的行为不该被批判。然而就道义而论，明朝腐败不堪注定灭亡，就能证明八大晋商卖国做汉奸合理了吗？明朝灭亡归明朝灭亡，卖不卖国、做不做汉奸又是另一码事，岂能混为一谈！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清朝时期，晋商又成为最早参与鸦片贸易的一批商人，从沿海将鸦片运往内地销售而大发横财，但晋商覆灭也与鸦片密切相关，因为他们不仅卖给别人，还自己吸食，所以不可避免的衰亡。当然，其中晋商八大家的衰亡，与清政府卸磨杀驴也有关。

总之，当年的不少晋商完全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金钱动物，眼里根本没有国家民族，毫无商业伦理道德可言。至于其一直信奉的“诚信”，在晋商八大家行为之下，只能让人倍感讽刺意味。如今，大肆宣扬明清之际的晋商精神（上图，乔家大院剧照，图文无关），未必有利于爱国正能量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