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60岁的文隽头发掺着不少银丝，微微发红的脸庞透出些许“孩童气”，在回答每个问题前，他都会微微点下头。日前，文隽应邀来广州作客“珠江电影大讲堂”，畅谈关于粤港电影发展的话题。
文隽是香港知名的电影人，曾任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席、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会长等职。他的编剧作品《靚妹仔》及《停不了的爱》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提名，监制、制作的代表作品包括《阳光灿烂的日子》《风云》《人在囧途》等。作为著名电影人，文隽多年来保持了编剧出身的特质，喜欢观察人、结交人，体会生活的烟火气。
上世纪90年代初，他离港北漂，去探索内地的人情故事，经历了内地与香港电影合作推进的历程。他感慨道：“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是难得的机遇，大湾区里不乏可以挖掘的素材，但如何把电影拍出人情味，却值得拿出来讨论。”
▎近30年“北漂”到内地寻找题材
文隽成长于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
香港著名导演、编剧陈嘉上把文隽当作自己的老师，他曾在采访中说：“通过对文隽创作的经验以及角度的了解，很可能找到自己怎么走进这个行业的可能性。”
文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步入香港电影圈，监制、编剧、导演或出演的电影超过一百部。他的电影里带着港片辉煌时期的印记，他从困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里寻找故事，又把这个故事描绘成层层构筑的社会形态，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和紧凑的故事节奏为他的电影世界添砖加瓦。从《中华英雄》《百分百感觉》到《风云》等电影，都是植根在一代人心中的港片记忆。
电影的好坏从剧本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以作为编剧为荣，写剧本最关键都是写人，所以我们去观察人，结交人，讲人的故事才会令人产生共鸣。”
上世纪90年代，文隽北上拍电影。彼时，香港电影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末端，繁花落定。文隽说，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在85年至95年期间，后来他与王晶、刘伟强成立最佳拍档电影公司，创制出《古惑仔》《风云》等经典影视作品，但是仍未扭转香港电影的颓势。
一晃已经过去了29年，近乎占据了文隽63岁的一半人生。
29年的时间里，文隽的电影越来越“地道”，和内地越来越接地气。他坚持对人物的雕刻和细节的把控，不管是《我的兄弟姐妹》这部讲述亲情纠葛的“催泪瓦斯”，还是《人在囧途》以春运为切入点的社会特写，文隽尝试了多种类型片的制作，两个小时的电影，处处都是社会百态。
文隽常常想起90年代初的北京，那会儿东三环都种着白杨树，剧组住在胡同里，只用一部电话，谁有电话来了就吆喝一声。如今，他平日一周要在北京待5天，周末再坐3个小时飞机回香港和孩子度过周末。
文隽把自己的工作比作厨房，把拍摄电影比作做菜。“厨房有人下单了，我就尽力把这道菜做好，过去十多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能做一手好菜的大厨。”
▎粤港电影生产可以再融合一点
2002年，文隽在广州拍了《我的美丽乡愁》，相比《我的兄弟姐妹》的大卖，这部电影并未取得理想票房。那一年，票房冠军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成了票房黑马，收割2.5个亿。文隽说，从那一年开始，国产片起飞的时候到了。
《英雄》之后，许多香港电影人选择北上。2008年之后，随着《画皮》《投名状》《十月围城》等各种类型片出现，内地国产片的探索渐显成效。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香港导演+内地题材”的融合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等主旋律商业大片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香港和内地在电影产业上的合作共赢，如今是大势所趋。数据显示，2018年香港全年放映电影总数为353部，其中仅有53部为香港电影。“过去港片一年产出两三百部，近年来只有50来部。”
文隽谈到，香港电影市场堪忧，而内地市场广阔。“近年来，香港电影人对于类型片的拍摄经验给内地注入了新的活力，内地为香港导演提供了再次发挥的空间，两边可以再融合一点。”文隽期待。
近年来，在许多粤港澳大湾区电影的活动中，都有文隽的身影。他助力打造粤港澳影视制作产业基地，给南方影视中心的发展出谋献策，为粤港澳三地电影人搭建影视工业化大平台而奔波。
文隽感慨，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为电影发展提供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发展既有政策利好，将大湾区里的城市凝聚成一股力量，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1月12日，作为政协委员的周星驰在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中透露，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电影产业合作中，他将有一系列创意人才培养计划，希望能在大湾区培养更多优秀的电影人才。
这一点与文隽的想法不谋而合。“广东连续18年蝉联国内票房地区冠军，动画制作能力强，但确实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现在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还是北京和上海，本土的电影院校为电影产业提供了人才储备，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北上的香港电影人吸引到大湾区和打造本土电影人才，这样南方影视中心才会走得更好。”
【对话】
▎赞赏《白蛇传·情》 期待有人拍出新时代广州故事
南方日报：您认为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掘灵感？
文隽：大湾区有11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特色和历史。佛山是武术之都，影视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在佛山要打造电影名片很容易就想到功夫动作电影，可以多拍几个叶问或者黄飞鸿。
深圳是移民城市，有着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从80年代初的农村到90年代初开放股票市场，再到最早的地铁城市。找到一个切入点，就可以拍一个老百姓有共鸣的故事。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主题变得太沉重，我们应该用好看的手法把主题融进去。像去年我们经常说“小正大”，小成本、正能量、大情怀，而不是硬推，你必须要让大家觉得好看。
南方日报：在粤语喜剧的发展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文隽：粤语喜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72家房客》，这部喜剧对粤语观众来说特别有意义。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原封搬出来，很多人会觉得过时。我们可以结合时代内容做一些新的尝试，此外，可以在保留《72家房客》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用粤语标准的流量明星再拍一个新时代的广州故事。
最近无论是功夫电影节，或者是金鸡百花奖，我们广东产出了不少好片，尤其是《白蛇传·情》，把粤剧文化和新科技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尝试。粤剧也是岭南文化的宝藏，应该从这方面去发掘，今年有一部潮州方言的片都能卖3、4千万，方言谁说不行？
南方日报：您是如何判断一部片是好片还是烂片？
文隽：当我们决定去拍一部片子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从可看性、可拍性、可行性三个条件来看剧本。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看剧本的，那些艺人、经纪人懂得看剧本，就不会去拍烂片了。
我习惯在每次看电影看手表，和电视剧不一样，电影剧本最重要的就是时序，不能拖沓。我有个写剧本的方法叫九宫格，把一部电影的时间平均分成9个部分，第四格情节要有明显走向，第七格是要开始收住电影情节，第九格要营造电影的离场感觉。
其实现在需要好的现实题材的片子，要拍出来也有很高难度，但还是有空间让创作人去尝试，所以我是充满期待的。
南方日报：您认为2019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电影现象？
文隽：过去看电影是自上而下的，影评人告诉我们这是好片，我们就去看。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公众号，观众更注重电影的真实口碑。
去年在主旋律电影上也有了新的探索。过去硬销的主旋律电影的影响力比不上一些利用商业手法包装、但内核还是主旋律的电影，比如《智取威虎山》《红海行动》都是将主旋律市场化电影，效果不错。像今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故事都是从我们周边的小人物出发。大家摸索到一种更好的叙述方式，用一些观众容易引起共鸣的故事题材，让他们觉得好看，我觉得这种方式更有效。
南方日报：对于青年电影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文隽：大家习惯认为，找到好导演、好演员就可以拍出好戏，实际上电影不是公式化的课题，一部受欢迎的好电影，一定有能引起共鸣的故事内核。
我经常说，如果你没有热爱电影的这颗心，也没有打算长远作战，还是别来做电影。江志强把拍电影比作打麻将，我觉得很贴切，输了两三局就离桌的人，永远胡不了牌。我觉得，只要你喜欢电影，不离桌，总有胡牌的一天。
【见习记者】万璇
【记者】毕嘉琪
【作者】 万璇；毕嘉琪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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