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转给我这篇，梁治平教授关于深圳案的评论。就我所知，梁教授是融合法学和社会学的大家，学者关心现实，评论案例，引发讨论，客观上，是有利于法治进步的。这篇评论中，或许没有针对我对鹦鹉案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的法律保护，已经超过了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公约》的义务——至少香港、台湾作为同一公约的参与地区，保护都严格遵守公约的范畴，不如我们大陆——是超公约保护。动物保护和保护人类之间，是有界限的，不能过于倾向于动物保护，把人权都剥夺了。极端的动物保护，如在纽约，2020年开始，把动物皮毛大衣制造，都禁止了。这是人家的立法，但如果以国际公约为最大公约数，我国就不应该超公约保护，毕竟是狗肉都还在吃的国家。最高法院关于野生动物的司法解释修订，还没出台，我希望，
1，《公约》附录二野生保护动物的人工繁殖后代，不应该入刑。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让人坐牢来管制，治安处罚、行政处罚等也可以。具体的说，根据CITES公约规定的精神，对于CITES附录二的动物，凭驯养繁殖的证明和买卖许可，不违法；无证买卖，但能证明是人工繁殖，则不构成犯罪，可行政处罚。而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则是不区分人工驯养繁殖附录一二，全部入刑。属于超公约保护。
2，对一些违法性认知不明确的案件，不应该定犯罪。抓个青蛙，打个麻雀都入罪，严重违背了我国几千年来民众的认知，没多少人知道。民众对野生动物，那些是什么品种，什么学名，是否属于保护动物，属于哪一类保护动物，几乎是很难知道。譬如，我们小时候，打死的蛇，或许目前都是保护动物了。
3，目前的刑期过重，动辄十年以上。动物保护主义者，无论国内外都很高兴，但想想，要贪污受贿300万元以上，才判十年，你买卖10只鹦鹉，就顶得上这个刑期了，老百姓的级别也太高了。
4，出台统一、清晰、便于公众查阅的《保护动物名录》。目前多个部门有多个名录，有时候法律专家、动物专家都会糊涂，更不用说老百姓了。
我把我们的辩护词和梁教授的评论，都放在下面，供大家讨论。希望国家的法律，越来越文明，执法机关，越来越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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