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胆”陈布雷是因愚忠自绝？身后仅700元全部存款，让李敖落泪

民国时期，报刊经常有人调侃，说陈布雷是“当代军机大臣”。可在我看来，他始终都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

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

1920年代末，37岁的著名报人陈布雷，凭借着手中一支笔，打入民国政坛，并迅疾步入蒋氏政府的里层中枢，号称“天下第一笔”，甚至有内部人称之为“首辅”，权势不可谓不浩大。

但他这个人，始终没有官派。他的为人，他的性情，实还是中国文人的本色。正因为本色如此，性情如此，才使得他一步步走向绝路，成为现代中国一个著名的悲剧人物，也予后世无限同情。

李敖

后来，李敖写《蒋介石与陈布雷》，提及陈布雷，自称每每要为之垂泪。他感慨，彼时政坛，陈布雷最不应该死，可偏偏就只他殉死，就是“太书生意气了”，不值得！

陈布雷的死法，确实很“王国维化”。都是一个单纯书生，在乱世中对世界绝望，殉死于纯粹理想。

他出身浙江书香门庭，生长于新旧时代的夹缝，有着“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情怀，也有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特操，同时确实也无法彻底脱下“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意识，乱世江湖中，身不由已，偶然成了文字侍从，并且最终走上了自戕的绝路。

陈布雷与陈诚.二陈号称蒋氏“文胆武将”

过去，我看《陈布雷回忆录》，一个直接感受，就是真是“性格即命运”，总觉得正是以上这三点知识分子性情因素，既让他得以被柄政者看中，平步青云，也导致他最后在王朝宫殿坍塌之前，自愿选择了陪葬。其屈，其冤，其愤，其怒，其泪，其血，都充满悲壮气氛。

1948年11月12日，是陈布雷59年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早晨，他突然找女婿袁永熙闲谈。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他从容地对着这位年轻人感慨生平，“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于今悔之晚矣”。并且，意味深长叮嘱说： “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跟怜儿（注：陈女）千万不要卷到里边去”。当晚，他吞下了大量安眠药。

1930年代，陈布雷与家人在杭州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他临终的最后嘱托。这些话，我们不难看到，他临死前内心最深切的感念：护犊情深，确实也清楚自身的悲剧之源，对现实政治的绝望哀感更是缕缕不尽。

陈布雷一度号称现代中国最闻名的“御用文人”。确实，他后半生始终都处在权力中心。

他是蒋氏最信任的幕僚，“重大决策莫不商于陈”，“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美称，海内无人不知。可他这个人，最错谬的地方在于，虽居权力中枢，却浑身士大夫气、知识分子做派，对政治、官场本身深恶痛绝。他是真正清高的，存风骨，留底线，从没向上爬的雅兴，且避之唯恐不及。

但他悲剧在于，他又从来都不是一个独善其身式的文人。他对国事天下事，始终不曾置身事外，会安心泰然作“神州袖手人”，是以最终逻辑，很自然地为权力所吞噬。那真是一个政治与社会生活，都极其不正常的时代，不仅不许你成为一个“英雄”，连只想做一个“人”的愿望，都戛戛其难。

只知独夜不平鸣,春鸟秋虫自作声，风蓬飘尽悲歌气，布雷毕竟是书生。他的立身出处、他的动静语默、他的生活态度、他的价值选择，单纯也好，迂腐也好，生死也好，悲喜也好，多少都是一股书生意气使然。也正是这份难得的书生之气，也让他的自绝、伤痛与忧愤，似乎都要比一般人来的更深广，更凄切。

陈布雷与蒋氏——他的后半生和此人捆绑

他真不是一个坏人。死前遗书，“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 无负于友朋之期望”，说的自负，说的斩钉截铁，也说的正大光明。以他这样的人，若昊天有灵，真不应该让他承受如此这般凄风苦雨的哀痛，还有彻底家破人亡的结局。

可也许也正因如此，在民国及往后，所有所谓“御用文人”中，他是得到后世最多同情的吧。

陈布雷之自杀，很多人解读原因，是“愚忠”与“尸谏”四字。愚忠，是愚于蒋氏；尸谏，也是谏于蒋氏。

就我个人阅读体会而言，从来觉得如此解释，是很浅薄的，也显示出对陈布雷其人的陌生。因为，这样的解读，完全是封建王朝君臣主仆的框架，更把陈布雷矮化过甚了，将一个充满士大夫气的爱国者直接压缩为一介奴才而已。

陈布雷爱女陈琏（1919—1967），潜伏者，后不得已离婚并自杀

可以说，其说陈布雷是殉于蒋家王朝，不如说他是殉于传统纲常的“道”与“义”，还有多灾多难、四海干戈的现代中国。他的死，是意在显示“此路不通”4个字，也是无言的批判，更是对世界、对国家、对理想彻底绝望的哀告。

本来，从政从来都不是陈布雷的夙愿。他后来所以涉入侯门，完全由报国的道义与责任感所驱动。他出生旧家庭，受的却是新旧兼具教育，人生40岁以前，满怀启蒙之志，曾那么热情地投入新闻界。藏身上海，口犁笔耕，以撰写社论、时评为职志，以敢言无忌著称海内，声名鹊起，被誉为“第一流的政论家”，与张季鸾并称南北双壁。

张季鸾，1888-1942，政论家，曾主持《大公报》笔政

他的真正志向，是读书人本位的“言论报国”。后来的卷入政圈，从其回忆录看，实是眼见乱局更乱，逐渐对国民革命有认同感，认为政治救国比写文章更为速效，所以应召从政。他的选择转变，不是为一己权力，而是服从救世理想的。

也因此，当国事稍有安顿之状，他就会多次请求辞职，也始终在权力中心中维持超然之态，志在做“无名英雄”，连“名字都不愿见报”。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身边人说过心愿：待抗战结束，国家太平，只求回到南京，“能管理一个寺院”，就心满意足了。

愚忠的思想，他应该也沾有一二，但绝非可完全主导他言行乃至生死取舍的价值观。也所以，他留下的遗书，反反复复祈祷的中心，是“天佑中国”四字，而没有一字说“天佑蒋家”亦或“天佑党国”之类。

他之寻死，不是个人生活走到了绝路，也确实无法用愚忠、尸谏四字，就能轻易打发的。

蒋氏很看重他，并不是当他做幕僚甚且臣仆看。蒋氏为人，可能未免惺惺作态，但对知识分子确实一直很礼遇，对陈布雷始终有“执弟子礼”的表态与谦恭，称呼陈也从来不直呼其名，而恭为“布雷先生”。

陈布雷浙江老家故居

陈氏对于此点，不会没有知遇之情，也不会没有感激之意。可他的价值观念，是新时代的民主平等观，而并非是封建王朝式的，所以他对与蒋氏的关系认知，绝非君臣主仆的架构，是很公私分明的。这一点，我们如今看《陈布雷回忆录》，还有陈立夫、陶希圣诸人的记述文字，并不难辨析清楚。

1948年11月12日那个深夜，他吞下大量安眠药，气绝于凌晨，终年59岁。身后，仅留有全部存款金圆700元，按当时物价，只能购买大米40斤左右。后来，香江那边有报刊说他是对蒋“尸谏”，是“愚忠”，乃至衍为流行说法。实际上，他的秘书蒋君章、他的同僚陈立夫等人，早已说明绝非如此。

他的死，是死于对国家的绝望。他的秘书回忆说，临死前的数月，他每日公余，都站在后窗眺望。那里看出去，是山西路，能看到日常出入的百姓，而那时，社会已然饿殍横呈，每日街上都有抢米风波发生。陈布雷每次静站，表情凝重，若有哀凄之色，无语而退。

通货膨胀时期的上海，买瓶酱油要扛一麻袋纸币

写于那个深夜的遗书中，他如此写道，“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他最后叮嘱子女后代，“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 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

他实在不是为愚忠而死。他是为国而生，为国而死，六神所注，生命所关，都是国家与人民。他看着看着自己所谓的“信仰”与“理念”，全部在现实前崩塌，转不过弯来，才索性用生命为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送行。

最让我感慨的，其实不是陈布雷一己之身的命运。而是他们家族百年来，造化弄人到可谓荒谬的曲折路程。

陈布雷与幼子陈砾

陈氏本人，论身份归属自是铁杆国粉，不惜与之偕亡；他子女八个，却没有一个继承者，相反竟有4位儿女是我方阵营的潜伏分子，爱女陈琏及幺儿陈砾等，最终也因此而或惨死，或受尽凌辱。

现存的一个孙子，到了当下，竟然又摇身一变，成为对岸鼓吹毒说的著名旗手。一门三代，即亲即敌，让人啼笑皆非，也足以让中国历史镂心刻骨。这种家族的分裂和反差之剧，中国历史上，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应该也是找不出第二例的吧！

群众自发拜祭位于杭州九溪的陈布雷墓地

陈布雷也好，陈氏家族一门也好，他们的命运，岂止是一家一姓之事，实是中华民族百年来辛酸、苦难、悖谬的缩影。真是“一家担尽古今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