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终成劣势，只因君王大忌，浅析唐玄宗立储舍寿王而立忠王之因

导读

开元二十五年 (737) 四月 , 在位二十余年的皇太子李瑛被废黜,此后,皇储之位虚悬达一年零两个月,期间寿王李瑁呼声甚高。然而，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唐玄宗却宣布立忠王李亨为皇太子。唐玄宗在重新选择皇位继承人时, 为何立忠王而舍寿王？本质上来说，这是唐玄宗在权衡当时的中枢政局后作出的必然选择。

一、皇太子李瑛被废黜后，寿王李瑁一度呼声甚高，然而却因为犯了玄宗大忌而错失储位

李瑛被废之后，唐玄宗面临着重新选择继承人的问题，玄宗宠妃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首先得到了大家支持，宰相李林甫曾极力推荐，然而寿王最后却没能获得太子之位，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触犯了选择心中的忌讳。

1、宰相李林甫的极力推荐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让唐玄宗起了疑心，他不希望再看到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与中书令之间存在深厚的政治渊源

李瑛被废之后，唐玄宗为选择继承人颇费了一番心思。玄宗在征询大臣的意见时，宰相李林甫推荐了寿王李瑁。

“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

可以说，此时的唐玄宗并未向臣下任何透露出择储的目标意向人物，甚至连近侍宦官高力士也不清楚唐玄宗的真实想法。在这种形势下,李林甫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除了有讨好武惠妃的私心外,更多是因为他本身中书令身份有关。

李林甫

开元二十五年，“冬,惠妃病,三庶人为祟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 , 储位攸宜’。”武惠妃死后，李林甫拥戴寿王的态度仍一如既往。显然，仅仅用巴结武惠妃来说明李林甫拥立寿王的政治态度还远远不够。“李林甫以寿王母爱，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废死。”可以看出，无论是当初皇太子李瑛被废，还是此后拥立寿王瑁，都说明身为中书令的李林甫与皇位继承问题颇有干系 。

不管李林甫的本意若何，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唐玄宗认真对待宰相与皇位继承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自开元以来，无论是对皇太子的政治权力还是对其政治生活的空间，唐玄宗都已经着手加以压缩与抑制。在废黜太子瑛之际，他就是通过调整宰相集团成员中的中书令即以李林甫取代张九龄而实现的，他自然不希望再看到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与中书令之间存在深厚的政治渊源。因为皇太子与朝廷宰相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系 , 都会使皇太子获得政治发展与势力膨胀的机会与可能条件。

寿王之所以没有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与中书令李林甫之间存在一种不被现实皇权所容忍的政治渊源。皇权的政治需要不仅决定了皇位继承人的人选 , 也决定了宰相制度与宰相权力的运作。唐玄宗在重新选择继承人时之所以舍寿王而另立他人 , 正反映出开元二十五六年前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些特征与基本面貌。

寿王李瑁影视形象

2、尽管表面上玄宗与兄长让皇宁王之间相处融洽，但寿王与宁王的特殊关系却是玄宗内心所忌讳的

唐玄宗之所以舍寿王，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他与宁王李宪之间存在其他皇子所不具备的深厚渊源。

宁王李成器，本为睿宗长子，唐隆年间以其弟李隆基剪除韦后之乱时有大功而主动辞让太子之位，开元“四年，避昭成皇后尊号，改名宪，封为宁王”。唐玄宗即位以后 , 表面上与宁王相处融洽，表现出兄友弟恭的画面，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宁王去世，唐玄宗特为其加册“让皇帝”之谥。

“让皇帝”：宁王李宪

然而，事实上，唐玄宗在继位后并未因兄长的辞让而松懈对包括宁王在内的诸王的防范。唐玄宗将宁王等兄弟安置在紧邻兴庆宫的胜业、安兴坊内，不时亲往诸王府邸或派中使探看,自非“天子友悌”一言可以道尽。

在寿王李瑁出生之前，武惠妃所生二子一女 , 皆襁褓不育。因此李瑁出生后，为防止再出现夭折的情况。寿王李瑁出生后即被送往宁王府邸，并且在宁王府生活了十几年,由宁王一手抚养成人。

至于为何要送往宁王府，史书记载不一，有“帝命宁王养外邸”、 “宁王请养邸中”、 抑或是宁王妃元氏 “请瑁在于邸中收养”等各种不同的记载。但是，寿王在宁王府，元氏“自乳之，名为己子” 却是实情。正是由于他 “十余年在宁邸 , 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 显而易见，唐玄宗并没有从政治上对居于藩邸的诸兄弟有丝毫的轻忽。 因此要选择与藩王之间有如此深厚渊源的寿王瑁为皇位继承人 , 并不符合此时唐玄宗的思想逻辑与政治策略。因为，唐玄宗不希望看到皇太子在政治上拥有任何可能获得发展的条件，更何况宁王当时仍然在世。

开元十三年后，唐玄宗设立十王宅，玄宗诸子虽然分授边地都督或节度大使，但均系遥领，并不实任；诸王虽加开府，却无府僚。若论及他们的个人才干与政治资本，客观上讲，无一有机会出人头地者。在十王宅内, 诸皇子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处于唐玄宗的严密控制下。四子棣王琰的二位孺人密求巫者、书符置其履中以求媚之事，也为唐玄宗得知，以至于棣王琰因涉嫌“厌魅圣躬”被囚于鹰狗坊内，忧惧而死，说明唐玄宗对十王宅的控制足够到位。

唐代十王宅遗址

可以说，十王宅的设立成功地阻止了诸皇子之间凭借个人才能进行政治上的经营。也就是说，在唐玄宗选立继承人时，十王宅里的任何一位皇子都不会凭借政治资历的相对优越或者显露出的政治才干在角逐中占据上风并当选，也不会因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才能折服朝廷百官。

所以，当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处于极其优越地位的中书令李林甫主张拥立寿王时，不仅举不出合理的说服玄宗的理由，反而引起了玄宗内心的猜忌。尽管唐玄宗对李林甫的提议虽然没有立即否决，但也根本不予理睬。此外，由此寿王与宁王的特殊养育关系，又成为寿王无缘储位的另一方面原因。由此导致唐玄宗在选择第二位太子时，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在“推长而立”的原则下，忠王李亨得以脱颖而出。

二、忠王李亨得以称为新的皇太子，既是得益于“推长而立” 的原则，更是因为其与朝中大臣没有政治上的渊源关系，符合玄宗易于掌控的心理

在唐玄宗为继嗣不定而郁郁寡欢之时 , 宦官高力士在关心玄宗起居生活时提出的 “推长而立”的原则成为最佳选择。

“开元二十六年五月……高力士乘间请其故。上曰：‘汝 , 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 ! ’力士曰 : ‘得非以郎君未定邪 ? ’上曰 :‘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 , 但推长而立 , 谁敢复争 ! ’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 ’由是遂定。”

高力士此刻提出立长，自然说明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 , 反映出高力士在唐玄宗政治中枢内的地位。事实证明，高力士的建议非常符合皇帝的思路。确定了立长原则，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也就容易明确了。唐玄宗第一次立储时，李瑛乃是以皇次子得立，那么，实际上的皇长子李琮在第一次立储时没有被考虑，再次考虑立他的可能性也不大。

高力士形象

“上与李林甫议立太子，意属忠王。林甫从容言于上曰：‘古者建立储君，必推贤德，苟非有大勋于社稷，则惟元子。’上默然曰 : ‘朕长子琮，往年因猎苑中，所伤面目尤甚。’林甫曰 : ‘破面不犹愈于破国乎 ! 陛下其图之。’”

据此，长子琮不得立，是因其破面，实际上并不止此。李琮虽是长子，但没有子嗣，又收养了废太子李瑛的儿子，使得就更难以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当时，除了庆王琮之外，唐玄宗最年长的儿子就是忠王李亨。若与庆王无子相比较，忠王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就大大地表现出来了。开元十四年十二月时，李亨长子李椒出生，即唐玄宗的长孙。就是说，如果按照立长的原则，唐玄宗的取舍只能在皇三子忠王与十八子寿王之间，当然也就只能选择前者。经过这番较量与斟酌 , 忠王李亨得以在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七月 , 举行了册礼。

唐肃宗李亨

在《立忠王为皇太子制》一文中，比较准确地表达出唐玄宗再次立储的思路：“以长则顺 , 且符于旧典”; “仰稽天道， 俯察人心， 立长则顺，天所助也”。 这显然说明当时朝廷上立长的舆论与唐玄宗所认可的立储原则是一致，朝廷在把握皇帝的思路上也是一致的。

李亨册立影视剧

李亨册立影视剧

而在实际上，选立李亨不仅仅是因为“推长而立” 的原则，更是因为其与朝中大臣没有政治上的渊源关系，符合玄宗易于掌控的心理，这才是玄宗考虑的首要因素，甚至可以说选立李亨是否属于真正的立长并不重要。就连李亨自己都认为他继承大位属于“非次”。

因此，所谓“推长而立” 不过是唐玄宗立储时一个方便操作的手段 ，是唐玄宗在当时体制之下寻求政治稳定的一种从权变通的策略 , 并非决定因素。 李亨以外，比寿王年长的皇子还有多位。因此，李亨被选为皇位继承人，更应该另有他为唐玄宗看中的优势与条件。 当时李亨与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之间缺乏像寿王那样的政治上的渊源关系 , 是唐玄宗选中他的重要原因 。 “从玄宗的心理来看 , 他既然将朝政大权交给李林甫 , 当然不希望这位权相再去拥立一个太子 , 因为太子和权相的结合将会构成对皇位的威胁。 而忠王则多年来一直不受重视 , 在宫中和外朝都没有形成个人势力 , 易于控制。”

三、结语

总之 , 此时的李亨在内廷外朝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赖 , 这一点正为唐玄宗所看中。而得到中书令李林甫拥立且与宁王关系密切的寿王也因此没有被唐玄宗选中。此外，由于寿王与中枢政治的干系，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命皇太子以外的皇子主持平叛时，使用了永王、 盛王与丰王 ，却没有委任寿王。

唐玄宗所以要选择政治上毫无势力可言的忠王为继承人 , 是因为此时皇太子的政治地位还没有完全进入新的体制状态下，皇位继承权与其他权力系统在皇权政治之下的配置关系还处于调整与组合过程中 。这是唐玄宗在实体化的东宫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的形势下 , 为寻求政治稳定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 , 即通过用人事的办法达到现有体制暂时还不能达到的效果。同时 ,为继续进行体制的调整赢得政治空间 , 最终实现对继承人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理想。

唐玄宗李隆基

李亨得立以后，也充分体现了其主动谦让的政治智慧，提出了将要举行的册礼仪注减损改易的请求。在以往皇太子册礼中，均有“中严”、“外办”的规定，而且新立太子身着绛纱袍 , 其礼仪规格与服饰与皇帝行礼之规格与称呼相同。李亨“嫌与至尊同称，表请易之。” 于是，在李亨的册礼上停中严，改外办曰“外备”, 绛纱袍改称为朱明服。在册礼举行的七月二日当天 , 李亨“不就辂,自其宫步入”,也没有遵循“太子乘辂至殿门”的“故事”。此举显然意在自示谦抑 , 以博得唐玄宗的好感。李亨这一不同寻常的政治自觉，使他在此后太子体制调整过程中与中枢政局的风云变幻中，一直是有惊无险，没有再蹈李瑛的覆辙。李亨自请减损其册礼仪注，正与唐玄宗压缩皇太子政治地位与东宫体制的思路相吻合 ，也与现实皇权日趋强化、皇位继承权渐遭压缩的大势完全一致。唐玄宗最终立忠王而舍寿王，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需求。此举不仅反映出唐玄宗时期中枢政局的基本特征和面貌 , 同时也由当时中枢政局的内容所决定。

参考资料：

《旧唐书》

《新唐书》

《唐会要》

《资治通鉴》

《通鉴考异》

《唐大诏令集》

《唐玄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