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起源之谜：从三星堆纵目面具看古史研究中的汉藏同源问题

　　在研究三星堆纵目面具的过程中，学术界发现西南地区普遍流传着直目人的传说，比如羌族的《羌戈大战》、彝族的《梅葛》、嘉绒藏族的《阿尼郭东》、纳西族的《人类迁徙记》等。笔者在对这些传说做进一步分析时发现，这些传说多可与《华阳国志》相印证，且族属均指向西南民族史上的神秘邛人。揭示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研究神秘的象雄文明并进一步揭示汉藏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将有力地促进整个中国古史体系的科学重建。

一、羌族的戈人传说

　　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各村寨中，普遍流传着《羌戈大战》的民间传说。[1]在该传说中，羌人自述其祖居为析支地区，后被魔兵驱赶，在首领阿巴白构的带领下，沿岷山南下，与更早居住于岷山地区的戈人发生了大战。这里的析支，即《后汉书》的“赐支”，为羌语“河曲”的译音字。

视频《羌戈大战》截图（图源：搜狐）

　　按《羌戈大战》传说，戈人文化水平甚高。他们经营农业，已用犁，善治水，住石碉，生活富有。其人与羌有异，“骨骼很粗，眼睛竖起”，汪宁生教授认为戈人似即《华阳国志》中的纵目人，[2]蒙默教授则认为是汉代文献中的冉駹夷。[3]此二说看似不同，实则二者均涉及西南民族史上的神秘邛人。

　　汉之冉駹夷即今之嘉绒藏族，此已为马长寿先生所指出。[4]而嘉绒藏族各部传说均言其祖先出自邛部，是知嘉绒藏族即邛人之后。此处之“邛”，敦煌古藏文作“khyung”，汉代文献作“邛”，意为神鸟，说见拙文《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

嘉绒藏族崇拜的邛鸟

　　《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可知，汪宁生教授说的纵目人即为蚕丛部族。又《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普》说，蚕丛国破后，其“子孙居姚、巂等处”。唐代巂州，地即今西昌，汉为邛都夷故地，宋元时称邛部州。南北朝时期，邛都夷为乌蛮（彝语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所破（见《元史·地理志四》），其族多迁居于川西南和滇西北交界地区，形成了后来的普米族和纳西族。而纳西族崇拜神鸟——邛，故笔者指出纳西族和嘉绒藏族均为邛人之后，说见拙文《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上）》。

丽江玉水寨的邛鸟雕像（图源：马蜂窝）

　　纳西族的东巴神话《人类迁徙记》有横眼天女善良、竖眼天女美丽的说法，这里的竖眼可对应《羌戈大战》中的竖眼人，也就是戈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冉駹夷之俗“贵妇 人、党母族”，这也暗示纵目人有深厚的母系文化。实际上，这与唐代文献记载的川西地区有东女国、今摩梭地区有突出的母系社会文化特征是相呼应的。

二、彝族的直目人传说

　　四川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屈小强先生指出，在川滇一带的彝族支系中有供奉始祖面具的现象：

　　在罗婺支系的许多村寨中，都有一对由每户人家轮流供奉的始祖面具，各户又有家祖面具。每年六月火把节上，人们戴着它们舞蹈驱邪。始祖面具基本属于人面造型，其显著特点为凸目、阔嘴、露齿……有些始祖面具底色皆为墨黑色，凸出的眼球为黄色，眼圈、口唇、鼻子都涂成朱红色，脸上有朱红色横条。而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出土时，许多尚能看见眉眼描黛、口鼻涂朱的情况。三星堆青铜大面具宽1.38米，彝族始祖面积一般则宽1.5米。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看来不是偶然的。早已有人（如徐中舒、方国瑜、王有鹏、关荣华、陈英等）考证说，川滇彝族与古蜀人有深厚绵远的族源关系；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彝族始祖面具乃是沿袭世世代代长达四五千年的纵目蚕丛始祖传说的形象而作用的。[5]

彝族火把节的祖先神游行（图源：《文化遗产研究》2012年）

　　罗婺彝族用大面具来表现祖先神，反映的或即彝族诸支系中普遍存在的直眼人传说。如云南彝族传说《查姆》说，人类最早的一代是独眼人，因不会种田，在干旱中晒死了。第二代人是直眼人，会用牛耕，但不懂道理，众神发下洪水，将其冲毁了。第三代人才是横眼人，孕育了今天的彝族人。楚雄自治州的彝族民间创世史诗《梅葛》亦有类似说法。[6]

彝族撮泰吉表演（图源：中国文化交流网）

　　结合邛族人的传说来看，彝族传说《查姆》、《梅葛》中的直目人形象应是彝族曾事邛人的历史记忆。其证据有二：

　　（1）《贵州通志·前事志二》附《安顺志·普里本末》叙水西彝族起源云：“普里之先，出于昆明。罗殿、普露静，皆昆明也。《罗鬼夷书》曰：一世孟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为卤氏。”又《前事志四》引《兴义志·爨氏本末》云：“初，秦时有孟者事邛君，邛君邑之。西汉初，其种类繁盛，由泸入滇。自滇以西，地方千里，咸为所有，是为昆明夷。《史记》所云嶲、昆明也。”[7]这里的孟，即彝族传说中的祖先，今一般译作希慕遮。

　　（2）彝族传说中的直眼人前一代为独眼人，而嘉绒藏族传说《阿尼郭东》记载，嘉绒人的英雄阿尼郭东曾战胜独眼人。[8]如果结合笔者提出的《夏与商周并行论》观点，夏人的统治集团为戎狄联盟，其中戎人即邛族之先，而狄即《山海经》中的一目国，其考古文化可溯及石峁文化（见《北狄初论：从周人白狄论来谈陕北石峁遗址、黄帝文化及其鹰崇拜》），则独眼人与纵目人之战即可看作戎狄联盟的分裂事件，其年代当在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末期。

石峁玉人像

三、嘉绒藏族和白马藏族的三眼人文化

　　当今学者在论及三星堆纵目人像或《华阳国志》的纵目传说时，常常会把西南地区常见的三眼神话与纵目人联系起来。比如，原四川大学李思纯教授说：“所谓纵目，即是两眉之间的额际有一只纵列的眼，与通常的横列的人眼不同。这是羌氐族特殊信仰的人神形像，在现今西藏喇嘛教多目手的佛像中有不少实例。而明代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中所述，与现今灌县二郎神庙的塑像，都可作为羌氐族特殊的纵目人神信仰的证明。”[9]

塔尔寺跳神活动（图源：华夏经纬）

　　这种观点有一定依据，如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庙祀篇》即称三眼神像为蚕丛像：

　　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傀儡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华阳国志》汶山郡蚕陵县有纵目人冢，《汉志》蚕陵县属蜀郡，然则蚕陵者，蚕丛之陵也。蚕丛开国，次主鱼凫，于湔山后为立祠，古庙傀像多沿此。又人皆横目，蚕丛纵目，像是以傀，开蜀之王，宜为川主。

苯教金刚普巴

　　这种三眼人物形象在嘉绒藏族所信仰的苯教中显示得更加鲜明。苯教是吐蕃王朝崛起之前就已存在于青藏高原的象雄文明的国教。藏学家南喀诺布说：“象雄人主要源自琼部姓氏，故其领地也称之为邛部。”[10]象雄王都称为琼隆银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中央民族大学才让太教授认为，khyung lung即“象雄（zhang zhung）”一词的藏文意译。[11]而按khyung lung之音亦可译为“邛笼”，《后汉书》以为即冉駹所居之碉楼。碉楼，至今仍广泛分布于嘉绒藏族的聚居区，这说明嘉绒藏族确为象雄王室后裔之一。

嘉绒藏族风情节（图源：马峰窝）

　　这种碉楼，笔者曾在《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中提到今山南藏语称为khyung-tshang，意为神鸟的居所，其音可对应《华阳国志》的“瞿上”，先秦汉语文献的“空桑”，此亦古代邛人对三星堆古城的称呼。而lung有山谷义，故khyung lung当是三星堆文明毁灭后，古代邛人迁入川西南山区后的叫法，兼采其音义可译作“邛谷”。而《后汉书》载邛人任贵曾攻杀越巂郡（邛都夷故地）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即其证。

苯教祖师占巴南喀双身唐卡（清绘）

　　李思纯教授把三眼神视为氐人的文化遗留，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把冉駹夷和白马人均称为氐人，而今天在甘南文县、四川平武等地生活着的白马人均自称为氐人之后。白马人对眼崇拜的文化，也多有学者论及，并认为与三星堆的纵目面具有关。[12]

白马人的“池哥昼”（图源：SCTV）

　　从语言现象来看，汉语文献的“氐”很可能是藏语ldei的同源词，意为国王或军事首长（参阅多识及同美教授之说[13]），这与源于神鸟崇拜的“邛”人叫法并不矛盾。

四、三眼崇拜的文化内涵

　　把三眼人进行艺术化表现，虽然在彝族支、藏语支等多个民族中都存在。但是，从文化现象来看，彝族表现面具文化的撮泰吉表演已经形成傩戏，而白马人的面具文化尚处于傩祭阶段，这说明氐系民族的眼崇拜文化更接近原始性质，这种源头性特征在嘉绒藏族的目文化中表现更加突出。1943年，卫聚贤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一种三眼人，他说：

　　纵目人现在西藏及不丹尚有。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左右，成都有人看见有二十几个三只眼人，从西藏到北京去朝贡，路过成都，被人围观。详察正中额上的一只眼，非真的眼睛，系于幼时以刀划其额为一直孔，含以黑珠。长大了，珠含肉内，肉缝裂开，恰似纵立着一只眼睛。[14]

白马藏族池哥昼面具（图源：CNTV）

　　这里说的藏人很可能就是嘉绒，与这种额中嵌珠现象同样表现出原始特征的还有邓廷良教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烧艾疤”现象。李远国先生在《试论〈山海经〉中的鬼族》中引述邓廷良教授的调查说：

　　现代巴郎山麓的嘉绒人（古蜀人后裔）还较普遍地承袭纵目的遗制，只不过以艾香疤痕代替了雕题，并且愈入深山僻野，居于交通不便地方的部落中，其俗愈浓。就是在州治马尔康，也随处可见额尖眉心处烧有大小不一，或长或圆的一个眼疤的人，尤以青少年男女为明显，深沟如草敦七部落等，大儿烧艾疤的仪式仍相当庄重，必须由原始巫教的巫师纳巴作法咒颂而后施行。[15]

嘉绒藏区古壁画（图源：poco）

　　对于这种三眼文化的来源，有的学者认为反映的是人类松果体的感光功能[16]、有的认为是古代岷山地区因严重缺碘而造成的生理学病变[17]，还有的认为是对蜗牛触角的模拟崇拜[18]。笔者则认为，三星堆的纵目文化应结合整个历史体系来进行理解。在《从纵目面具看颛顼和北斗崇拜的关系》一中，笔者提出的观点是：

三星堆纵目面具（三星堆博物馆藏）

　　从人类文化学来看，纵目表现的应是观察能力的增强和延伸，它与人类学上常见的以柱形眼来表示捕捉、确定远方信息与并之交流的作用是相同的。具体从三星堆文化来看，纵目文化应与天象观测有关。由于天学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被神圣化，故后来的人们把纵目神化为天眼或神眼是可以理解的。嘉绒人不惜以这刻额嵌珠的方式来表现对神眼的崇拜，应是这种信仰的神圣化表现。

五、从嘉绒藏族起源看古史研究中的汉、藏同源问题

　　在《从纵目面具与北斗崇拜的关系》一文中，笔者的讨论是着眼于三星堆文化在整个中国古史体系中的地位来展开的；在本文，我们则以广泛流传在西南地区的直目人传说为基础来讨论了与三星堆文化可能有联系的族群。结合两文所论，不难发现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特别是嘉绒藏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特别是当我们把邛人与象雄研究相联系的时候，其意义更加重大。

丹巴嘉绒藏族美女（图源：四川新闻网）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汉语和藏语是同源语言。根据这一事实，确定汉、藏两大语言的大致分离时间对于古史研究来说无疑是有帮助的。2003年，邓晓华教授和王士元教授根据语言学家斯瓦迪士的语言断代理论（通过计算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在单位时间的取代比率来计算两种亲缘语言的分离时间）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古汉语与藏语分离的时间距今约2755年，也就是两周之际。[19]

　　在《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中，笔者指出嘉绒藏族是西周时期与周人有通婚关系的戎族后裔，而本文复指出嘉绒藏族与象雄文明的王族邛人有关。西周戎族与周人的分裂是导致平王东迁的重要原因，而象雄文明则是藏文化形成的滥觞时期。由此可见，以三星堆和嘉绒藏族的关系为研究突破口，则汉藏两大文化系统的分流现象便可得到合理解释，并与语言学家得到的语言断代结果相呼应。

敦煌古藏文（图源：tibet3）

　　同时，笔者在《华夏不是汉族古称，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古称》中提到，敦煌古藏语文献中的一些藏人古代氏族把祖先溯及于夏或大夏，结合本文可知此说绝非空穴来风。这再次提醒我们，加强西部民族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逼近更加真实的三代历史面貌。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罗世泽、时逢春搜集整理：《木姐珠与斗安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明整理：《羌族民间长诗选》，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北川县政府民宗委编，1994年。

［2］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3］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4］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

［5］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页。

［6］杨明洪：《纵目青铜人像的民族学观察》，《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

［7］刘显世、谷正伦修：《民国贵州通志（一）》，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90、364页。

［8］陈昌富：《“阿尼郭东”——嘉绒藏族图腾崇拜英雄》，《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4期。

［9］李思纯：《灌口氐神考》，《川大史学·李思纯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南喀诺布：《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66年版。

［11］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12］王国基：《白马人傩祭舞蹈三目神面具之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董晶、董仁威：《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纵目人”初探》，《巴蜀史志》2008年第3期。余永红：《陇南白马藏族的“目文化”造型符号研究》，《文化学刊》2012年第3期。

［13］多识仁波切：《藏学研究甘露》,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同美：《西藏本教研究：岷江上游本教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14］卫聚贤：《二郎》，《说文月刊》1943年第9期。

［15］李远国：《试论〈山海经〉中的鬼族》，《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年版。

［16］萧兵：《眼睛纹：太阳的意象》，《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17］刘兴诗：《三星堆文明与古地理环境》，《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8］周清泉：《文字考古》卷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邓晓华、王士元：《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民族语文》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