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黑箱”，伊藤诗织胜诉：百年未动的日本强奸法该改变了

昨天，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前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被称为“安倍的御用记者”的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同时，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当天，伊藤诗织在法庭外举起了“胜诉”的标语，与此同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向世界宣布：“我赢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胜诉了！感谢你们的支持！”

前后历时四年，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终于在民事诉讼法庭上得到了日本司法系统的支持，这也是日本历史上女性首次公开具名指控职场性侵害。

伊藤诗织在其2017年的纪实作品《黑箱》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该书已于2019年4月在国内译介出版。彼时，伊藤诗织正在为这起案件的民事法庭做准备。

“日本的强奸法在过去110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据悉，在她的事件发生后，2017年，日本已经开始着手修改强奸法。而这次判决的达成，同样也是历史性的。

伊藤诗织：

大部分性侵案件不关乎性企图，而关乎权力

持续向前和不断回看构成了伊藤诗织目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正在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在从非洲回到日本的一周后，7月8日，她因为山口敬之的案件再次走上法庭。

伊藤诗织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她是《黑箱：日本之耻》一书的作者，也是BBC纪录片《日本之耻》的主角。2013年，当时还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本科生的伊藤，在打工的酒吧结识了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随后山口主动邀请伊藤参观TBS纽约分局，并介绍其与纽约分局局长认识。

2014年，即将毕业的伊藤诗织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邮件中为她引荐了一个在纽约实习的机会，伊藤对此心存感激。

2015年，毕业归国后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考虑回美国工作，因山口此前曾表示TBS华盛顿分局随时招实习生，她便向他发送邮件询问实习机会。山口表示确实有实习机会，并邀请她于2015年4月4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相关事宜。

纪录片《日本之耻》中的伊藤诗织

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第一家店喝了一阵，在串烧店伊藤诗织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她平时酒量很好，并无醉意。而在寿司店，在第二合酒（日本酒的传统计量单位，一合不到180毫升，相当于一个中瓶啤酒，四分之一瓶红酒）喝完前，伊藤诗织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后，她忽然感到身体难受，再度起身去洗手间。一进洗手间，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水箱上。之后便不省人事。

再次醒来时，她先是感到一阵剧痛，随后发现山口敬之重重地压在她身上，令她无法动弹。在整个过程中，他全然不顾伊藤诗织身体上的抗拒和言语上的质问，事后又是一副哄劝的口气：“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他还若无其事地在邮件中与伊藤诗织讨论工作相关事宜，而当她提起那晚的事情，山口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他的叙述中，此次事件是由于伊藤诗织烂醉如泥，他出于好意将她带回酒店，她在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爬到他的床上，说自己“不小心喝多了”。在自己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山口看到“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山口敬之在邮件中这样反问伊藤诗织。

面对山口的否认，伊藤诗织在友人的鼓励下前往警署报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此后在与警署、司法程序以及大众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她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侵如同谈论房间里的大象。而发起一场和性侵有关的诉讼，就是将原本被限定在私密领域的、不可被谈论的事件公之于众。

正如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所言：“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而作为新闻记者和当事人，伊藤诗织越是试图打开“黑箱”，反而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了越多的“黑箱”。这些“黑箱”指向对于性侵受害者遭受的二次伤害、指向性侵案件后收集证据的困难、指向此类案件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重重障碍，还指向日本法律体系中对于性侵案件的长期忽视。

然而，撬动“黑箱”并非易事。这其中既涉及时间和精力的牵扯，也包含着一次次公开讲述过往伤痛经历所带来的重复伤害，以及在面对公众和司法体系的漠视甚至恶意时无比巨大的勇气。

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2015年6月8日，案发后两个月，警方根据收集的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然后在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叫停。在此之前，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此案。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展开新一轮调查。

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了复议申告书，并在此次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对此案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进行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一亿日元，并在全国的报纸和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山口敬之表示，伊藤将此案公之于众的行为以及她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等方式持续曝光的行为，让他在一年内接不到工作，失去了曝光机会，导致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2019年7月8日，此案开庭。

纪录片《日本之耻》截图，中间为山口敬之

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年。伊藤诗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的生活不像外界想象得那般天翻地覆——她并非每天沉浸在受害者的阴影中以泪洗面。她仍在从事自己热爱并坚信的新闻事业。她已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倡导者，立足自身经历，力图纠正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性别偏见。

摘录伊藤诗织有一次访谈里的话语，葩叔觉得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我生活在亚洲社会，生活在日本，我大概能够预想到此类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我经历了法律程序上的失败，我的案子被中断，我意识到对于此类案件、尤其是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么零星稀少，受害者并不能寻求公正，而媒体也在努力避免触碰此类案件，尤其是牵涉到权力时。我认为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我记得在书里我写到，作为在日本长大的女孩，被痴汉性骚扰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当时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了这件事，这篇报道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日本民众看到后反应异常激烈。一些人指责我，你为什么这么不爱国？这让我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骚扰是一种禁忌。因此当我写了这本书并且决定站出来公开地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于我的私人生活是自杀性的打击。我很难再继续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但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但我相信故事的讲述能够以某种形式抵达某些人。如果往坏处说，我其实几乎快要放弃我的私人生活了。我在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

回望我的经历，我时常在想，确实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我尝试像新闻记者一样提出问题，而另一个我是受害者。这是我的故事，它关于我，但与此同时，让我仅仅作为一个受害者生活和存在，这过于痛苦。我对于说出真相这种新闻理念存有信仰，我质疑很多问题，质疑权威，质疑体制。如果这不是我的信仰，这不是我的职业，我可能就沉默了。

沉默也没问题，我不认为人们必须站出来讲述如此具有创伤性的故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不同方式。首先要生存下来。对我而言，生存意味着说出真相，因为这构成了我最最基础的部分。这当然充满了挣扎，我至今仍然在挣扎，这需要时间，新闻记者的身份其实一直在保护我的创伤经历。我无法预知这件事情何时会过去，我的生活何时能够回到正轨，因为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可以说：它结束了。我需要与这段经历共处，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谈论这件事帮助我去发掘更多其他的答案，在日本问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但当我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谈论这件事时，我看到了诸多可能性，比如改善法律。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首先要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而这往往是最难的一步。因此我认为讲述故事是改变的第一步，它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想法。

《日本之耻》中对于强奸定义的讨论

我喜欢拍记录片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聚焦一个人，一个故事，你看到她的脸孔，你听到她的名字，你听到她向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当你带入她的视角、体会她的经验时，你其实更能产生共情。我现在尝试的就是通过她们的眼睛来讲故事，这仍然很困难，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些故事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抵达了某处，并且让一些人不适，这是好事。但我不喜欢的一种论调是人们把这样的表达和抹黑日本以及不爱国联系起来。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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