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一斑而知全豹，浅谈明代后期弹劾制度的异化与政治生态的失衡

弹劾制度历朝皆有，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草创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趋于正规，隋唐之后成熟，是监督官员施政举措，纠察政策违误，保证政令畅通，维持政治态势良性发展的必要保障，“劾，法有辠也”。然而，这一制度在震慑违法乱纪官员的同时，如果使用和管理不善，极易造成朝堂官员的党同伐异、相互倾扎，从而酿成冤假错案。

明朝开国伊始，太祖朱元璋便极度重视对官员的纠察，在他看来，“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是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因此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措施，大力支持对官员的弹劾行为。明代前期，尤其是内阁制度形成后，各项政治制度走向正轨，在社会安定、人心思定的背景下，监察弹劾制度在运作中大体上保持了正常的发展态势，起到了监督大小官员、保持政治清明、纠弹奸邪之徒的作用。

古代用于弹劾、奏事的奏折

从嘉靖开始，明朝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朝堂内外党争不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政治斗争形势空前复杂，作为监察制度一部分的弹劾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功效和目的走向异化，逐渐沦为明末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侧面反映了明代政治生态的失衡。

一、皇权对弹劾官员打压，严重打击了言官的弹劾积极性

明代后期弹劾功效的下降，首先与在位皇帝对弹劾官员的打压有着密切的关系。嘉靖以外藩之子得以登上大位，一上台便掀起了大礼议之争，一大批官员因弹劾或谏诤受到处罚和压制，此事件严重打击了言官的自信心和正直性，弹劾制度开始丧失其本来的面目。

嘉靖影视形象

嘉靖帝对弹劾之人的打压是最为明显的，“大礼议”事件中，大批官员被惩治，因该事件被下狱的官员达134人，“并待罪者总二百有二十人，……十有七人俱病创，先后卒”，后期又借其他的政治事件多次对官员们进行了清洗活动。自嘉靖二年至四十五年，仅对言官弹劾或者谏诤行为的催抑就多达54次，嘉靖“深疾言官”，对于直言弹劾的官员“长系以困之”。

一代才子杨慎：因大礼议被谪戍云南永昌卫30年，并最终客死戍地

万历时期，言官的弹劾积极性遭到了更大的打压。张居正当政期间，有言官针对张居正的“多情事件”进行弹劾，万历将参与弹劾的官员全部贬斥，刑部官员邹士标被“廷杖八十，谪极边充戍边”， 编修吴中兴被杖责致残，“一肢遂空”。 后因国本之争，万历数十年不上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对朝廷的情况不闻不问，做起了甩手掌柜。对于大臣的弹劾奏章大多“留中不发”，不予理睬。六部中大量的官员缺口得不到及时补充，监察机构亦是如此，到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大明王朝几乎已没有专职的纠察弹劾官员。

天启年间，阉党当政，然而天启帝对大量弹劾阉党的奏折“皆不听”。崇祯时期内阁首辅温体仁在任期间，“劾者章不胜计，皆有指实”，然而崇祯却“斥责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后又有官员弹劾首辅周延儒受贿，也被处以“廷杖，下诏狱”的惩罚。

二、被弹劾权臣对弹劾官员的打击报复，加深了言官弹劾的挫败感

明代中后期，内阁权势的不断强化，出现了多位权力空前强大的内阁首辅，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在朝廷一手遮天。他们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大肆打击报复，使得言官的进言之路进一步被压制，难以发挥正面的效果。

嘉靖时期，内阁首辅严嵩贪污腐化，然而面对诸多官员的不断弹劾，严嵩予以了反击报复，对弹劾他的官员或“遣”、或“杀”、或“用他过置之死”，且常“假借除考察以斥者”，不断打击弹劾之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对忤逆其命令或者弹劾他的官员进行无情的贬斥。以至于在“夺情事件”中，弹劾他的官员“皆坐廷杖，谪斥有差”。阉党当政时期，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反被阉党污蔑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最终将其谋害于狱中。

一代权臣：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

明代后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和当政的权臣，对弹劾官员不但不褒奖，反而予以惩戒，监察纠劾的公信力和强制力被消解殆尽，也严重打击了言官的弹劾监察积极性，言官的挫败感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弹劾的效果大打折扣，弹劾机制也无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监察官员的自我堕落，削弱了弹劾机制的公信力

明代后期，弹劾机制无力并走向异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和表现是监察官员本身的腐败变质。在明代中期以前，大多多官员的弹劾行为是出于公心，“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然而到明代后期，许多弹劾之奏纯属意气用事，或为沽名钓誉、或因出于党同伐异之心，早已失去了言官的纠察不法之初心。此外，监察官员自身也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行为，难以秉持操守。御史巡察地方，常常“凌抚臣”，作威作福。万历年间，一大批高级监察官员因“溺职”，被责令“冠带闲住”或“致仕”。

明代监察御史影视形象

除了贪污受贿外，监察之官的腐败还体现在对当权之人的阿谀奉承上。嘉靖徐阶当政时期，“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多过激”；右副都御史赵文华作为言官之长，因严嵩“日贵幸，遂相与结为父子”，替他为虎作伥。张居正生病之时，甚至有御史“于马上首顶香盒驰诣寺观”，在夺情事件中，多名言官“交章请留”，谄媚之状直白无疑。天启时期，大量监察官员依附阉党，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许多御史为巴结阉党，大肆污蔑、残害忠良，“争搏击清流，献馅希宠”。

清代赵翼评价到，“盖明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 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明末官场积弊如此，弹劾之权也逐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作，丧失了其原有的效力，公信力大大降低。

四、党争的无序混乱，成为压垮明代弹劾机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代中后期的党争，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其混乱局面，对弹劾机制的瓦解和异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嘉靖年间，因“大礼议”之争，大臣之间交相攻讦，导致官场发生了分化。而在嘉靖后期，内阁内部为争夺首辅之位，大肆结党，内阁首辅更迭频繁。期间，夏言五任首辅，最后竟身首异处；张璁三次担任首辅，严嵩、翟銮也几起几落。这期间，围绕权力的争夺相互之间攻击不断。隆庆帝近在位六年，首辅更迭竟有三次。在阁臣权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中下层官员为求自保，势必会对他们阿谀奉承，监察官员们也不例外。张璁“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已先为党魁”，由此拉开了明代后期党争的序幕；隆庆四年，因与大学士赵贞吉在考察科道一事上意见不合，时任内阁大臣高拱便授意吏科都给事中韩辑弹劾赵贞吉庸横欺罔，“拱欲籍乎圣谕以报复私愤，以张大威权”，可见此时弹劾机制已经沦为权臣之间党争的工具。

明代官员形象

万历、泰昌年间，朝堂相继发生了“争国本”、楚宗案、妖书案、三大案、王元翰案、李三才之争、荆熊之争、韩敬科场案、李朴上言，以及癸巳、乙巳、辛亥、丁巳等京察事件，均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党争。万历前期，由于张居正的一人独大，朝堂的党争主要围绕其展开；到万历后期，则表现为东林党与齐、楚、浙、宣、昆等党派的较量，其政治乱象为历代所罕见，明代的朋党政治在万历年间开始定型。在这种党争的背景下，弹劾机制根本无法发挥正面的效能，“一般无耻士大夫，借着机会来弹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时相”。弹劾机制被党争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破坏殆尽，对大臣的奖罚完全取决于朋党立场，根本无公允一说。

阉党首领魏忠贤形象

东林党因东林书院而得名

天启、崇祯时间，大明大厦将倾，但党争却愈演愈烈，较之万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启时期主要围绕移宫案和红丸案，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展开了殊死较量；阉党先后炮制“六君子”、“七君子”案，并借修《三朝要典》打击东林党，弹劾其“一生朋比，害正党邪”，导致东林党人被熹宗“削爵、追夺诰命”，牵连甚广。崇祯时期阉党被灭，东林党人重掌政权，党派界限趋于模糊，但党争却更加泛滥。除东林党和复社党人与阉党余孽之间继续在斗争外，单纯的门户偏见之争成为主流，政治生态完全趋向于畸形。

如果说前期的党争还围绕国之邦本、祖宗法度展开，尚有一定的正邪之分，那么崇祯时期的党争就完全是唯朋党论，一切对错皆以是否党同为标准，即使在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依然不能摒弃异见。弹劾制度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下几乎遭到彻底的破坏，非但无法发挥纠察奸邪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最终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无尽的深渊。

五、结语

明代中后期，弹劾机制的异化与政治生态的失衡是同步进行的，从弹劾机制的逐渐异化可以窥探出政治生态一步步走向了畸形，由此也导致了无法改变的恶果。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左中允李明睿提议南迁，这本是死要面子的崇祯就坡下驴，改变大明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在当时的危机关头，南迁不失为保存实力、以避锋芒的权宜之举，但却被“科臣光时亨劾之，朝议大哄，遂并寝监国、分封之议，而大事去矣”。崇祯只得放弃南下的意图，在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之际，孤身吊死在煤山上。

及至南明时期，东林党和复社人士仍然继续以弹劾为工具，针对福王继位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大行同室操戈之能事，对党争乐此不彼。这些表现，无一不是弹劾机制的滥用所带来的恶性效应，弹劾权这一监督制度的主要措施在明末失衡的政治生态下彻底异化。

参考资料：

解缙等：《明太祖实录》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张廷玉等：《明史》

赵翼：《廿二史札记》

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

周延儒等：《明神宗实录》

计六奇：《明季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