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户部官吏的任命，看任官要遵循哪些回避程序？

有明一代，经过明初人口大迁徙、土地大开发以及赋税征收方式的深化改革，单一的农业经济逐渐转向农、工、商多种经营。明中叶后，东南地区农村人口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中分流出来，有点就地迁业，从事商业性农业，有的流入市镇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这样一来，自然经济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并诞生新的生产方式--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其中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

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包括苏、松、浙江以及江西,也是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地。如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两税米麦总收入为29442350石,其9707919中石来自上述地区,占33%。

不过，让人费解的是，当时主管国家财政收入的户部官和吏，却不准由江苏、浙江、江西人出任。正所谓“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谢肇淛《五杂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之人”又凡户部吏“不许用江、浙、苏、松人。”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苏松、江浙、江西三地是明朝赋税最重要来源，以原籍之人担任恐其与当地势力勾结，侵吞国库。

据《续通典》载：“明制锉政最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句中“飞诡”一词的意思是“飞洒”和“诡寄”。其中，“飞洒”是指为逃避赋役,大地主勾结当地官府胥吏,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别写在贫弱户、逃亡户、灭绝户，甚至无地农民的名下；“诡寄”则指无优免特权的地主逃避赋役，将田地、赋税寄在有优免特权的地主名下。可见，这些地区的地主豪绅利用“飞诡”侵吞国家赋税,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第二，预防胥吏贪污。

“胥吏”一般指古代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官吏，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师爷，其中以绍兴师爷为最。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治乱在六部,六部之胥吏尽绍兴。故绍兴者,天下治乱之根本也。”

而明朝官员多数是进士出身,治理国家、社会还是胜任的,但是涉及到财政管理方面--筹算、货币财政等实务知识，经验却不足，因为他们是熟读四书五经出身的，缺乏这类相关知识。这样一来，就没人能约束理财能力超强的户部胥吏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列举这方面“教训”：“然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释褐版曹者,又视簿书为脂地,漫不留意。”

那么，该如何避免官吏利用职务、亲属和地域等特殊关系,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呢？

实际上，早在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主张“立国之初，先当纲纪”，不惜用极端的手段维护中央集权专制，如在司法领域就采取了回避制度。

严格来讲，“回避制度”不是朱元璋发明的，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确立了，唐宋时期发展成熟，但直到明清时才逐渐完备。因此，明朝官吏任职回避制度比前朝更严密了，内容更完备了。具体来讲，主要程序有特殊官员回避、亲属回避、地方回避和官级回避。

第一，特殊官员回避。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到边疆戍边，即宗室藩王。为区别于一般官吏，王府内的官员叫做王府官,主要职位有长史、典簿、审理、典宝、典仪、伴读、教授等,品秩从正五品至从九品不等。明代王府官的任用变化很大，尤其英宗继位后,吸取藩王叛乱的教训,开始实行“王官不外调”的制度，此后几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该制度。

第二，亲属回避。

明朝亲属回避范围，大致包括直系、旁系血亲和姻亲。《大明令》规定“凡内外官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以卑回避”。《明会典》也载：“凡父兄伯叔侄两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对品改调。”其中，“两京堂上官”指的是南京、北京的中央各部门官员,如各部尚书、侍郎,各寺、监、院、司的卿使等职；而“科道官”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

第三，地方回避。

为了利于地方官执行上方公务，明朝规定地方官回避本籍。据《明史》载：洪武年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宫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主要是考虑到本地官员可能会与原籍的亲朋故旧结成“同盟”或者宗派势力,中央政令难以畅通,外族百姓可能遭到欺压。

第四，职务回避。

对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吏，明朝严格执行职务回避，如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曾任官之地、寓居之地等，防止亲朋故旧干扰监察。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就有亲仇回避原则。《大明律·刑律·诉讼》为此专门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若罪有增减者，以故出入人罪论。”同时，为保证司法诉讼能公正进行，还专门规定负责监察的有司“凡监察狱史、按察司官追问公事，中间如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陈说回避。若朦胧私按问，致有违枉者，于反坐上加二等科罪。所问虽实亦不能科断。（《宪纲事类》）”

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宗族血缘，而回避制度可以预防同宗、同乡徇私舞弊，防止官员卷入地方性官场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官员队伍中上下级、同僚之间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