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世书画——唐摹本《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为中国东晋顾恺之创作的绢本绘画作品。原作已佚，此画为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仅剩9段，为绢本设色。全卷长348.2cm，高24.8cm。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节，所画亦为十二段，现存自"冯媛挡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共9段。

冯媛挡熊，这段讲的是汉元帝在宫中观看斗兽，不料一只黑熊逃出，爬上了御殿的柱子，皇帝左右的达官贵人都纷纷逃走，只有冯婕妤冲向前去，挡在汉元帝的前面。卫士杀死黑熊后，汉元帝问冯婕妤为何独自挡熊，冯婕妤回答说：猛兽杀了我就不会侵犯帝座了。她这一举动令汉元帝十分感动。

“八杠平肩舆 汉成帝和班婕妤所乘坐的八杠平肩舆是早期轿子的形态。从画中可见，八人肩举行走，肩舆外有帷幔覆盖，放一几案供阅读书写。汉成帝坐于其中，回首望向班婕妤，神态略带哀伤。”

班婕拒辇，第二段讲的是汉成帝游后庭时，想与班婕妤同坐一辆车，班婕妤拒绝，并说：观古代的图画，陪同在帝王左右的都是名臣，只有三代的末主身旁才有嬖女，我若与您同车，您的行为不近似于三代末主吗？

兴极而衰，第三段表达的是没有什么能兴盛不衰的道理。太阳到了正午就会渐渐落下，月亮盈满后就要缺损，德行的积累如积聚尘土般缓慢，然而，一旦崩溃，便如弩机骤发，十分迅速。

“晋画汉器 《女史箴图》虽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却在画中出现了很多汉式的用品和服饰，如其中的镜台、银釦漆奁、侍女的发式和所戴发钗多可与汉墓实物相印证。沈从文先生据此认为此画可能是仿古或临古画。”

修容饰性，第四段讲的是人们多知道要修饰容貌，却不注重修养品性。如果不修饰品性，就可能会失态失礼。常常磨砺自己，人格品性才会趋于完美。

“床榻 画中一男一女卧于床榻上正在交谈，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床的样子，它四周配备了折叠的屏风，应属“架子床”的一种。围屏约半人高，人可扶持倚靠。正面两扇屏风打开作门，帐门前放置与床等长的几案。可见当时的床并不是用来休憩的，而是多用作聊天休息的场所。”

出其言善，第五段讲的是言语与荣辱的关系。好话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坏话即使夫妻之间也会相互猜疑。言语虽然微小，但与荣辱有关。不要以为在荒芜幽暗的地方就无人知晓，神灵虽无声无象，但却能看到人们的言谈举止。不要夸耀荣耀，老天最厌恶盈满自大的人。不要自恃富贵，兴隆往往会导致坠毁。

小星蠡斯，第六段的内容是希望姬妾之间不要相互嫉妒：参鉴《诗经·小星》中的句子，戒掉姬妾之间的嫉妒；用心比照《诗经·蠡斯》，戒掉嫉妒，子孙才能繁荣。

“春蚕吐丝 画史中常称顾恺之的线描如“春蚕吐丝”，他善用细若蚕丝的线条将人物的面容神态、衣纹服饰表现出来。因此画中曳地的长裙、飘动的衣带都带给人以轻薄飘逸的质感。”

欢宠有度，第七段讲述男女之间相处的道理：欢爱不可以轻慢，宠爱不可以专恃。专宠则可能生出慢待，爱过了就会发生改变。满盈就会亏损，事物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美貌的人自誉其美，行为轻薄就会咎由自取。刻意打扮自己来寻求宠幸，是君子所憎恶的。结有恩义而中途断绝，多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

所以说：“小心谨慎，福报就从这里兴起。恭敬自省，荣华自然如愿。”

女史官记下箴言，并告知所有的姬妾。

女史箴图的历史传承：

《女史箴图》现有两个摹本，一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是南宋摹本，艺术性较差;另一本艺术性较强，更能体现顾恺之画风与《女史箴图》原貌，专家认为可能为唐人摹本。

《女史箴图》唐代的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摹本。它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项子京题记，唐弘文馆"弘文之印"，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女史箴》词句11行。画本身及装裱部分压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

潘天寿认为:"考顾恺之制作《女史箴图》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80年至400年间，即公元三世纪。"那么，到了南北朝梁时，《女史箴图》可能收入梁内府。

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农历十五）之前，可能流传于民间。董其昌曰:"永兴曾见之耳。"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至贞观十五年六月丙辰之间(639-641)收入唐内府。米芾《画史》说:"《太宗实录》载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有弘文馆印。又有唐太宗时期的皆作半字的编号"卷字柒拾号"和加盖的骑缝印玺长椭圆形"四端俱"双龙小玺。到了唐朝末年，由于战乱，《女史箴图》流入民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之前藏于刘有方家。米芾《画史》著录。

宋徽宗政和年间收入内府，《宣和画谱》著录，画面盖有"政"、"宣"、"御书"诸印。至南宋绍兴年间藏于内府，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睿赏东阁"诸印为证。《墨缘汇观录》有所记载。十三世纪中期，由贾似道收藏。有"秋壑图书印"。

16世纪中《天水冰山录》记载藏于明代严嵩家。1570年左右属中书顾正谊。画面董其昌跋、何良俊跋可得知。1580-1590年间属大收藏家项墨林。印章极多，不逐一列举。明崇祯至清顺治间归张孝思，有"张则之"印。

清康熙十一年前后在江都汪氏家。朱彝尊画跋有记载。后来归梁清标家，有"梁清标印"。在此期间笠重光经鉴赏有"宣在辛"印。安岐亦曾经鉴赏，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并着录于《墨缘汇观录》。从印章上看出，在1693-1700年间，属有名的收藏家杨世齐。乾隆年间(1736-1795)归清宫，乾隆印章最多，且在卷后画兰花一枝。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颐和园。1899年，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进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K.约翰逊上尉(Captain Clarence A.K.Johnson，1870–1937)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约翰逊上尉的家人后来则辩称《女史箴图》是又一个被约翰逊拯救的贵妇赠品。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并没有意识到《女史箴图》的价值，他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国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1869–1943)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价值，于是以25英镑从约翰逊手中购得。

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制作了100份木板复制品。1914到1915期间，《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副场景的原作，第二段的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邹一桂的画作。

多年前大英博物馆召开的关于《女史箴图》的研讨会上，各方专家曾就将《女史箴图》割裂后装裱在木板上的方法进行讨论，大英博物馆方面对大约100年前的这种错误表示后悔，但这一过程已不可逆，现在直接以折中方式不作为永久展品，每年展示一个月，平时入库进行保护。

《女史箴图》是集教化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并预示着中国绘画由重教化到重审美的转型，由此而言，《女史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女史箴图》在结构与空间处理上，都已经非常成熟。画面每一段都相对独立，且又前后照应。在空间处理基本上是按主要人物、尊贵人物大而次要人物、卑微人物小的原则，显得稚拙而饶有画意，体现了早期人物画的风貌。主题人物的塑造，也都能根据不同的内容，赋予各种不同的动作，人物的动态神情呼之欲出。通过动作和表情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无疑将两汉以来的人物画创作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