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杀手：油画《马拉之死》背后的历史真相

01 真实图画下的历史迷案

世事纷繁，眼见未必为实。

如同这幅世界名画《马拉之死》，就像是历史给出的一个谜语，画面历历在目，谜底却扑朔迷离。

《马拉之死》原作

《马拉之死》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马拉，被刺客刺杀身亡时的场景。马拉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晚年要长期浸泡在药水中，才能正常工作，因此他死亡时的场景，是赤裸着泡在浴缸里，而身前的木箱，则临时充作办公桌来使用。

刺客并非蒙面大汉，而是一位24周岁的女子夏洛特·科黛。油画的作者，是著名的法国革命家、画家，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又译为达维特）。

马拉——科黛——大卫，这便是《马拉之死》画里画外的三位主角。而疑团，则恰恰从这三人身上浮起——

马拉不幸被刺，却幸运地避开了“热月政变”，没有变成“人民公敌”，随着雅各宾派垮台而被送上断头台；科黛刺杀了革命领袖，然而她本人却不是保皇党，而是彻头彻尾的革命青年，共和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大卫一生高产，多幅画作被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收藏，却唯独没有这幅巅峰之作的《马拉之死》，甚至大卫本人客死异乡，尸体都被禁止运回法国安葬……

凡此种种，要解迷局，还得从这三个人身上，分头说起。

02 马拉：血迹斑斑的“人民之友”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马拉被称作“人民之友”。

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马拉创办了一份《人民之友》报，一人承担了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等几乎全部工作。他在《人民之友》上为底层民众鼓与呼，坚决捍卫人民的权利，号召民众起义，反对专制统治，因而深受群众欢迎，被尊称为“人民之友”。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一个从温和到激进，然后逐步失控的过程。

先是路易十六被控制，主张保留国王、君主立宪的斐扬派（包括但不限于保皇派）执掌政局；随后斐扬派被推翻，温和共和派的吉伦特派上台执政；到1793年，以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共和派：雅各宾派发动起义，又把吉伦特派赶下了台，开启了著名的“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派三巨头

这一时期，是大革命最疯狂、最血腥的时期，雅各宾派试图大破大立，“以暴制暴”，用丹东的话来讲就是：

大胆，大胆，再大胆！老是大胆，法国就得救了！

用马拉的话来讲就是：

本来，砍掉五六百颗头颅，就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宁、自由和幸福。但是，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束缚了你们的双手，阻挡你们挥出拳头……为防止血流成河，我坚持要流几滴血。

一时间，巴黎协和广场人头滚滚，最多时，一天有50多人上了断头台。

据不完全统计，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仅巴黎一地，就处决了4万多人，全国范围内，约有40万人被处极刑。

如此激进的政策，就没有人反对吗？

国王路易十六被斩首

事实上，就在1793 年，马拉担任了雅各宾俱乐部主席，他下令逮捕国民公会里的“保皇分子”，因为他们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这样的人，就是革命公敌！这一行为受到了吉伦特派的反对，他们指控马拉阴谋颠覆国民公会，通过司法程序，将其推上了法庭。然而，在那个癫狂的情势下，法官和陪审团又都被雅各宾派所控制，很快马拉就被无罪释放。

一般来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最后一道防线，连正常司法手段都无效，那反对者们，就只能铤而走险下杀招了……

03 诺曼底“刺客”夏洛特·科黛

1793年7月，夏洛特·科黛孤身一人来到巴黎，踏上了她的刺杀之旅。

科黛出生于诺曼底地区的卡昂，父亲是达尔蒙侯爵。虽然出身贵族之家，但因为卡昂是吉伦特派的活动中心，科黛从小就受法国启蒙思想和吉伦特派言论的影响，是个坚定的共和派。科黛天生叛逆，既不信上帝，也不赞成君主制，她拥戴共和，希望法国彻底革命，但反对滥杀，尤其不支持处死国王——这是标准的吉伦特派的思想。

有人说，科黛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制止疯狂的杀戮，自发而来除掉“暴君”马拉；也有人说，科黛是受吉伦特派委派，为了替丈夫和兄弟复仇，前往执行任务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科黛就像战国末期的太子丹一样，固执地认为，只要除掉身居高位的那一个人，就可以扭转历史的进程。

科黛原本打算，去国民公会的会场上杀人。这样得手之后，极有可能被激愤者当场打死，可以避免祸及家人。但那时，马拉早已抱病在家了，科黛只好登门入户去杀人。

刺客是怎么进屋的？也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当天晚上，柯黛在马拉门前，刚好见到两个来送面包和报纸的工人，便跟着混了进去。

第二种说法是，科黛敲门求见，说来自卡昂，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马拉汇报。卡昂城是吉伦特派的大本营，马拉非常重视，便请她进了来。

大卫画《马拉之死》，出于主观故意，对事实做了艺术加工，设计了第三种路线：“民女求助”的故事。在画中，马拉死后，左手捏着的那封信，就是科黛得以进门的求助信，上书：

1793年7月13日，马丽安·夏洛特·科黛。致公民马拉。
我虽深感不幸，但因享有你的慈爱而万分满足。

手握信件的局部图

事实上，这封求助信是事后从科黛身上搜出来的，也根本没有“慈爱”两个字。大卫如此改编，意味深长。而大卫最大的改编，是在现场只画出了马拉一人，似乎刺客早已潜逃。但是实际上，科黛一刀插入了马拉的胸膛，刺杀成功，之后就留在现场，束手就擒。

1860年，法国画家博德里以同一题材创作的油画《刺杀马拉后的夏洛蒂·科黛》，马拉手边散落的是报纸而非紧握信件，科黛伫立原地而非逃离现场，这更接近于当日的真实场景。

两幅油画对比，下侧图为博德里《刺杀马拉后的夏洛蒂·科黛》

对于刺杀马拉一事，应当作何评价？马拉与科黛，孰是孰非？对比《刺杀马拉后的夏洛蒂·科黛》和《马拉之死》，两幅画无论构图、透视、光影效果……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都截然相反，观众也不难得出自己的判断。

那么，作为一代巨匠的雅克·路易·大卫，为什么要刻意伪造现场，误导后人呢？

04 大卫：艺术大师还是“艺术暴君”？

雅克·路易·大卫，堪称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杰出的画家，他在艺术生涯早期，就以《苏格拉底之死》、《荷拉斯兄弟之誓》等作品，名满天下。事发时，大卫担任国民大会议员、公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算不得位高权重，却也算是当权派一份子。

得知马拉的死讯，雅阁宾党人在国民公会上慷慨陈词，指示大卫：

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发抖——这是人民的要求。

仅此一句，其实就已奠定了《马拉之死》的基调。

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和雅各宾派的政治需要，也为了明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大卫必须竭尽所能，将这一场景塑造成“人民之友”的伟大牺牲。

在大场景上，大卫显然借鉴了传统西洋画中，救世主耶酥刚从献身的十字架上被解下，躺在圣母怀里的姿态。原作中马拉的右臂下垂，姿态就如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哀悼基督》中，耶稣垂下的手臂，二人就连伤口形状都十分相似，而且也都在身体的右侧——这显然是刻意为之，以传达出逝者不容置疑的神圣性。

油画与雕塑的对比

此外，大卫还杜撰了一个细节，在充当临时办公桌的木箱上，有一张纸条和五法朗纸币，纸条上书：“请将这五法朗纸币，交给这位养育了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这又充分表现了马拉的亲民，以吻合他“人民之友”的人设。

在后来博德里的画作里，则没有出现这样的纸条和纸币。

纸条与纸币局部图

4天之后的7月17日，夏洛特·科黛上了断头台。3个月后，《马拉之死》完成，代表们决议，将画作挂在国民公会的墙壁上，永不移动，以示后人。

但令人唏嘘的是，只过了不到一年，雅各宾专政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马拉之死》从此被打入冷宫，几十年不见天日，大卫也被称为“艺术暴君”，其人其作都备受争议。甚至到1825年大卫去世，他的学生们高举大卫一生画作的名牌，为其送葬，其中唯独没有他巅峰之作的《马拉之死》。

05 三个人物的生前身后事

先说马拉，后世留下了两类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的学者称赞马拉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忠诚的革命者和彻底的‘人民之友’”，是“自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而历史学家米涅则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评价道：

（马拉）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大革命时期, 有过一些和他完全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没有哪一个，比他在那个时期的影响更恶劣。

也许，马拉的初心是无私的，他也想用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法国民众最大的利益。但就像我们普通人网购一样，总是为了满减而加价凑单，忍不住超出预设的额度，而后，看到更高额度的满减，会有更大幅度的优惠，便身不由己继续透支，去追那个更高的额度和更大的优惠，血拼过后，才发现早已损失惨重。

网购血拼

再说夏洛特·科黛，虽然意志坚定视死如归，但说她只是一个“傻白甜”，其实并不过分。

在受审讯时，科黛大义凛然地说：“是的……我杀了一个人，但拯救了千万个人。在革命之前我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从未动摇。”

然而，正如米涅所言：

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夏洛蒂·科黛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然而暴政并不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

这，才是杀死了科黛、马拉和千千万万巴黎市民，造成了大卫一生悲剧的，看不见的杀手。

米涅总结科黛的行为，是“壮怀激烈而又于事无补”。何止是于事无补呢？事实上，一直就在鼓吹“阴谋论”的罗伯斯庇尔等人，正好借此良机，气势汹汹而又理直气壮的，展开了更为严酷的新一轮杀戮。

到雅各宾派专政的末期，罗伯斯庇尔甚至力促国民公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牧月法令”：简化审判流程，单凭主观推断，即可定罪宣判，且对政治犯只有死刑，别无二话。

三位主角之中，唯有雅克·路易·大卫得享天年。

“热月政变”后，大卫被政敌指控了17条罪状，锒铛入狱，几次险遭杀身之祸。终于坚持到拿破仑独裁的时代，大卫又因为其艺术才华，为拿破仑所用，创作了《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等不朽之作。

大卫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局部）

大卫作品《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共五幅，上图为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然而造化弄人，拿破仑垮台后，大卫再次跌落谷底。曾经为处死路易十六投下赞成票，为雅各宾派书写丹青，为拿破仑歌功颂德的“艺术暴君”——雅克·路易·大卫，是决计不可能见容于波旁复辟王朝的。他被驱逐出境，去世后也被禁止回国安葬，只有心脏单独运回巴黎，葬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

马拉被刺后整整100年，即1893年，映射着政治、历史、人性，历尽时代变迁的《马拉之死》，辗转被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至今，成为闻名于世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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