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土龙山事件后，这些日本武装移民都集中到湖南营街里的所谓“井子里”，为防止民众救国军的偷袭，构筑了地堡、炮台等，准备作长期抵抗。5月1日凌晨，民众救国军发起攻击，按计划先攻进西门的部队，到达街里后纵火为号，然后各门伏兵一齐攻入街里，但进入西门的部队，不遵守双方协定，进门后就缴壮丁团的枪，壮丁团开枪还击。这就等于给屯垦团发出了战斗信号，街里各地的日本人听到枪声立即参加战斗，导致从西门进去的部队，不久就被打出来了。东门和北门的攻击部队听到枪声，也都开始攻击，但都被敌人打退下来，经过几次冲锋均未得手。景振卿赶到南门外，与在那里待命的部队，再次发起冲锋。敌人集中火力向他们猛射，部队被压迫到一个小凹沟里，进不得，退不了，不得已重新组织冲锋，又被击退，很多人倒下了，景振卿身中数弹，鲜血淋漓，他几次挣扎着站起来，召呼大家，不消灭鬼子决不能后退，终因敌不过敌人的优势炮火，被围困在湖南营的外围，景振卿在战斗中牺牲。
景振卿牺牲后，周雅山被任命为总指挥，攻打湖南营的民众救国军仍在该镇远处紧紧地包围着。这时，早已与依兰敌人断绝联系约20余日的湖南营移民团，粮食和其他物资开始缺乏起来，资金也发生恐慌，不得不用无线电台向新京告急， 5月15日，日本拓务省代办处，利用第十师团提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湖南营着陆，支援日本开拓团2万元伪国币。之后，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第三师团又派出一个大队前去增援，才解脱了这次围困。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是打响了东北农民反抗日寇侵略的成功暴动的第一枪。当时，土龙山农民暴动被民众称之为“民变”，日伪当局称谓“土龙山事件”。土龙山农民暴动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中国抗日斗争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美国驻上海的记者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寄回国内，刊登在《纽约时报》，亦刊登在香港《大公报》、巴黎《救国时报》等报刊，日本国内各主要报刊也刊载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事件。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后，对日本移民的心理上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日本移民中内部流传一种称之为“屯垦病”现象，日本移民纷纷要求退团回国，有的日本移民焚烧自己住的房子，性情狂躁者日本移民欲自戕，仅以日本关东军开拓团第二大队为例：第二大队全体队员共496人，退团者多达210人。这些从桦南地区返回日本国内的屯垦日本移民，对日本政府向东北移民的欺骗宣传产生负面影响，打乱了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方针，动摇了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推迟了向东北移民的进度，减轻了桦南人民的沉重苦难。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发生时，恰是东北军中抗战部队抗日斗争相继失败，民众组成的义勇军主力溃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正处在初创阶段的关键时期，当时东北抗日联军尚未成立，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关头。而土龙山农民同仇敌忾，揭竿而起，以气壮山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对佳木斯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当时处在东北抗日的低潮时的抗日运动向高潮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证明了东北农民是不愿屈服在日寇的铁蹄淫威之下，不甘受奴役，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揭开了东北抗日从低潮向高潮转入的序幕，影响更多的爱国民众投身到抗日斗争的队伍中去。活动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借助这个高潮，积极扩大抗日宣传、发展壮大抗日队伍。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的二年时间里，三江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游击队改编的抗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军活动的战场、根据地、游击区，成为对日寇战斗的最前线。
曾参加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明山抗日山林队，在攻占驼腰子之后，借助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影响自行发展壮大，最后发展成为东北抗联十一军。土龙山农民暴动后，在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民众救国军统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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