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美”的颂歌与悲歌——试论屈原的精神内核

在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没有被国人所了解。只有在每年的端午节时，人们才会想起，这个曾经被国家拋弃，而后抱着必死的决心，自沉汨罗江的人。屈原精神的伟大意义不在于给国人增添了一个休闲的节假日，更不在于给后人留下几本用于取名的参考书。

纵观屈原的一生，其最重视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美”。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国家的兴衰存亡，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治国安邦的举措，育人用人的标准，民心民德的导向，无不与追求“美”创造“美”有关。在生与死之间，屈原用他的一生演绎了一首首关于“美”的颂歌与悲歌。

在屈原的精神世界里，追求美的政治，美的社会，美的人格，美的人生等等就是人生价值的基本内容。他用其短暂的一生向世人表明：一个人应当怎样的生？一个人应该为什么而死？在生与死之间，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精神，力求达到人格的完美是屈原精神的主旋律;

作为一个“美政”的信仰者和追求者，屈原一生都将对“美政”的推崇和向往作为其行动的准则。为了实现他心中“美”的政治，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精神，力求使自己的人格达到完美。他洁身自好，拒绝诱惑，憎恨邪恶，不讨好卖乖，不卖身求荣，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清白、正直、高尚的人。

而这就是屈原对后人而言，最值得肯定、鼓励和发扬光大的一种精神力量。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于屈原的这种精神追求，楚国的当政者们却极其排斥。他们把屈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疏远排斥他，直至趋赶放逐他。在当时黑暗的楚国朝廷中，他备受压抑和摧残，乃至痛不欲生。

对于屈原来说，处于楚国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美好政治”的信仰和追求，既是对丑恶现实生活的一种蔑视和反抗，又是对本身人格精神的一种自救和提升。正因为屈原坚守关于“美'的信仰，执著于他的追求才使得他在坎坷悲愤的放逐中释放出生命中最耀眼的火花。

为了实现心中的“美政”理想，屈原对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和奋斗目标。而这其实就是屈原精神的核心。其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人格精神去感化别人和影响社会。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正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因而才会去追求完善，这是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屈原的经历表明：在生死之间，他不断地战胜自我，在历经磨难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精神的，从而时时保持人格的纯洁和高尚。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格。如他在《离骚》中所说：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苟余情其信垮以练要兮，长颇领亦何妨！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高尚的人格，屈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诸如“党人”、“众女”的造谣中伤，“雍君”的迫害，女婆的责难，灵氛、巫咸、渔父的劝告等等;此外，他还要承受自身思想矛盾的痛苦，诸如“去楚”还是“留楚”，是明哲保身还是耿直刚正，是随波逐流还是正道直行等等。

无论处于哪种情况之下，屈原势必都要经历一场磨难。通过屈原的一系列作品，如《离骚》、《天问》、《九歌》等，我们可以知道，屈原在这期间经受了种种痛苦的煎熬，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无论处于何种艰难境地，他都能够不断地战胜自我，不断地完善人格精神，追求心之“端直”、“内厚质正”。

这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美德，从而构成了他与众不同的“自我”。在《离骚》中，他说道：“余独好修以为常。”王逸《楚辞章句》注曰：“我独好修正直，以为常行也。” “正直”是屈原身上的一种人格标准。这也说明，他是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感的人，是一个忠实履行自己人格标准的人，是一个坚守信念的人。

俄国文学评论家车尔尼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精辟地指出：
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要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

事实上，从屈原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一种“崇高”，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一种道德要求”：完美的人格。可以说，屈原以生的光明磊落、正道直行，塑造了民族道德的人格楷模。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精神，力求达到人格的完美，绝不变心而从俗是屈原精神的主旋律。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屈原精神永放光芒;

对于屈原，古今历代的史学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在其所著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眷顾楚国”、“存君兴国”是屈原一生活动的焦点。作为臣子，屈原是忠君的，但他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一生忠于楚王，其目是为了“安邦”、“兴国”，实现“美”的理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王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屈原要实现他的主张或理想，如果没有君王的支持，是寸步难行的，更别说要取得成功了。

对于屈原来说，他的“忠君”是为了“兴国”，与那些为私利而“忠君”的“党人”、奸侯是有本质区别的。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忠君与爱国是难以分开的。屈原的“忧君”，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是“恐皇舆之败绩”。他对楚王的批评，对“党人”的斥责，对黑暗社会的押击等等，都是出于一种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对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而言，君王的贤明与否至关重要。于是，屈原将其一生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楚王身上，希望楚王醒悟，以先王圣哲为榜样，举贤授能，振兴楚国。为此，屈原作品中大量出现了“香草美人”，其目的不过是向君王表明自己的忠诚与正直。

可是，忠诚正直的屈原却受到了楚王的猜忌与放逐。在《离骚》中，屈原一再地借“香草美人”来表明自己的无辜。结果却依旧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屈原的一生中，他经历了爱君——思君——忧君——怨君一别君的思想变化过程。可以说，屈原一生都以志士般的勇气，积极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以赤子般的爱心和热诚拥抱自己的祖国。

然而，因为怀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既有暴风雨式的摧残，又有杀人不见血的精神折磨。在尝尽了人世间的种种痛苦后，屈原终于对楚国和楚王彻底失望了。最后，他纵身一跳，自沉泪罗，留给世人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美的颂歌与悲歌。

常言道：不能以成败得失论英雄。同样的道理，判断一个追求者的一生是否具有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也不能以其成败得失来论定，而应该他的奋斗过程及其价值、意义之所在。对屈原也理当如此。政治上的失败固然是他的一大缺憾，然而却成就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功。

屈原将积蓄在身上的政治能量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能量，用“人性化”的“天赋良知”和“人间真情”来感染人、教育人，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由民间群体创作时代转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加大了个人抒情成分和功能，突破了“诗言志”的传统。

自此，一种前所未有的“骚体诗”诞生了，使他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个体诗人，成为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文化巨人。屈原本无意寻找的历史位置却不期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他那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伟大的时代使命感，使“屈原精神”永放光芒！

屈原以死的清白无瑕，一身正气，宣告了生命的完美与高贵;

关于生与死的意义，中国古人很早就给出了回答。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一生，刚正耿直，绝不向邪恶势力妥协，不随波逐流，不明哲保身，最后他投江自沉，保全了自己完美的人格。可以说，屈原是以死的清白无瑕，一身正气，宣告了生命的高贵完美。

生与死既是对立的，又是相通的：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求生抗死”是人的本能要求，尽管人们都厌恶死亡，忌讳死亡，最终仍然不能避免死亡。所以，如何对待死亡，便成了人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此，屈原选择了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让死亡成为其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艳艳的头号主题。而“自沉汨罗”也把屈原作品的艺术提升到了一样无比深遂的程度。然而，选择自杀的人，必然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死？怎样去死？这是人生价值的最终选择。

关于屈原“死亡”的意义和价值，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看：(1)死亡的政治价值：屈原是以死来抗衡和控诉那荒缪而黑暗的社会政治，从而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为“美政”理想、祖国前途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激活了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考量。

(2)死亡的道德价值：屈原是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内美”、“质正”、心灵的纯洁、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高贵。(3)死亡的社会价值：由于屈原生前的为人、事业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尊重，因而他的死亡就具有社会价值。

(4)死亡的不朽价值：这是就其精神文化遗产的永恒性而言的。他的作品注入了自己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品格，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穿透力，而且超越了时空界限。他的肉体生命虽然已经消亡，然而他的精神生命却永远长存，正如他在《怀沙》中所说：“愿志之有象”。

在屈原的心目中，“清白”比生命还要珍贵，不能受到丝毫的珀污，这就是《离骚》中所说的：“伏清白以死直”。他虽然不能以理争讼于当世，却能以死的清白告白于天。正如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指出的那样：“（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泪渊，自沉而死。”

结语：在生与死之间，屈原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壮烈诗篇，唱响了一首首美的颂歌与悲歌;

在生与死之间，屈原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壮烈诗篇。这些诗篇写满了他对“美”的追求:美的人格，美的政治，美的社会，美的人生……在这些优秀作品中，屈原为后人塑造了一个凝结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崇高形象，唱响了一首首美的颂歌与悲歌。他的人品，他的作品，他的生与死，都产生了一种永不枯竭的精神能源，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前进的动力。

屈原终其一生，都将追求完美的人格作为其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而这也组成了其精神内核的主旋律;在这种完美人格的追求之下，屈原怀着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忠于君主，勤于政事，一生以国家和天下的兴亡为己任。最后，他更是以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人生的完美与纯洁。

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在屈原精神的影响下，执著生存，坚守信念，忠于情感，悲愤哀伤于人际世事，很好地体现了屈原的情操传统。这传统被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下来，为儒学填满了真挚情感，使儒学具有了深沉的生死蕴涵，从而达到前所未有的感情深度。

人们从屈原的自沉事件中所看到的，不只有生的意义，还有面对死亡时执著顽强、不肯让步的生的态度。对于屈原而言，生与死就像一首首“美”的颂歌和悲歌。而这就是屈原精神的伟大内核。两千多年来，屈原的精神品格感染了无数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效法屈原的生与死：活得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死得正直清白，坚强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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